日本兴亚院在长江流域调查活动及影响研究（1938—1942）（石嘉）

1938年12月，日本成立兴亚院，作为刺探中国国情资料的核心情报机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华中地区（日方认为主要包括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是日本极其“关注”和觊觎的地区，曾利用兴亚院等情报机构广泛搜集情报，并提出各种“开发方策”“处理对策”，为其占领和“开发”该地区提供重要情报，更为其制定和执行侵华国策提供决策依据。目前，学术界开始关注兴亚院及其调查活动，然而较少注意兴亚院在长江流域的情报和调查活动，未能全面梳理兴亚院在沦陷区侵略罪行，尤其忽视了兴亚院及其情报活动在日本侵华国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文章主要利用日本相关档案，梳理兴亚院成立经过及其机构设置，论述兴亚院在长江流域情报和调查活动，分析其调查对于日本制定和执行侵华国策的重要影响，进而揭示兴亚院从调查到决策再到施策的侵华全过程，以管窥战时日本在华中沦陷区最高决策机构及体制情况。

一、日本兴亚院成立及其机构设置

武汉会战前后，日本军政当局宣布进入“长期战体制”，由“军事进攻”转向“政略进攻”。为扶持成立“新中央政权”、执行“以华制华”侵略政策，日本决定成立“一元化”殖民统治机关——兴亚院，以方便其“顺利推行对华政策”。

（一）兴亚院成立经过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方要求统一“对华国策”，谋划成立“对华中央机关”。1938年初，由内阁总理大臣管辖的企划院提出成立“东亚事务局”，负责“中国经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各机关对华政策的调整，在华成立国策会社的监督，满洲相关行政事务的总体处理，中国及满洲相关文化事业的统辖等事务。”虽然该方案得到军部支持，但外务省坚持外交一元化而强烈反对，并提出扩充其在华现有机构的新方案与之对抗，使得企划院方案落空。同年3月，内阁提出成立“对华局”或“东亚局”，全面掌管对华政策、综合开发、文化事业等事务。4月底，内阁提出设置“对华审议会”，审议决定一切“对华国策”，“对华审议会”下设“对华事务局”，统一处理“对华国策”。然而，外务省只是同意成立“对华委员会”，而反对设置“对华事务局”。6月，陆军省提出成立“对华局”方案，负责对华政策的确立及执行，保持各厅对华行政的统一，对华经济相关计划的立案、审议及实施，在华特设会社业务的监督及统制，对华文化事业等相关事务。由于外务省坚决反对陆军省所提方案，内阁只得暂设“五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决定对华政策。

武汉会战前后，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趁机要求设置对华政策的统一机关——“对华中央机关”。7月底，陆军省提出成立“对华院”，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总裁，以“遂行日本在东亚大陆经营的大事业”。8月底，经内阁讨论，拟在五相会议下设“对华事务局”，负责联络日本对华事务、监督华北开发公司及华中振兴公司。9月上旬，军部在五相会议上要求设置“对华中央机关”，并增加该机关权限，负责确立“对华政策”，处理中国政治、经济事务，“协助”日伪政府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处理日本在华文化、厚生事业，监督、统制日本在华特殊会社事务，统一各机关对华行政事务。

军部企图以“对华中央机关”取代“五相会议”，统辖日本在华一切事宜，这将大大削弱外务省既得利益，因而再次遭到其强烈反对。外务省方面认为五相会议完全可以处理对华事务，没有必要增设新的中央机关，尤其反对其接管对华外交事宜。其后，内阁法制局折衷军部和外务省方案，提出成立“对华院”方案，负责处理日本在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前述事务相关政策的确立，日本在华特殊会社的监督与统制，保持各机关在华行政事务的统一。9月23日，宇垣一成外相在五相会议上作出让步，同意法制局提出的妥协方案。然而不久，外务省事务局经过反复研究，只同意法制局部分方案，强调“对华院”只是“中国事变期间的暂定机关”，其管辖事项仅限于“占领地”，尤其围绕“对华院”的权限问题争执不休。9月27日，宇垣在五相会议上提出外务省方案，军部虽然同意“对华院”作为暂定机关，但极力反对将其管辖范围限定在“占领地”。为进一步扩大“对华院”权限，军部提出将“占领地”改为“处理中国事变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当地所设机关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相关业务一律移交“对华院”，五相会议负责策划“对华基本国策”，具体政策的确立和执行由“对华院”负责。

“对华院”权限问题悬而不决，外务省与军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9月底，宇垣会见近卫文麿首相，认为“对华院”的设置侵犯了外务省权益，因而极力反对军部提案，并且提出辞呈以示抗议。军部则表示难以理解宇垣的态度，认为其妨碍了“对华中央机关”的成立。其后，陆军省情报部部长扬言，如果成立“对华中央机关”案搁浅，那么此前陆海外三省完全妥协的新方案也将随之破坏，认为宇垣的“地区限定论”，“势必破坏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目标、动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陆军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近卫迫于军部的强硬态度，不仅接受宇垣的辞职，而且同意了军部方案。10月1日，因宇垣辞职，内阁会议最终通过“对华院”纲要，即成立由内阁总理大臣任总裁、陆海外藏四大臣为副总裁的“对华中央机关”，定名为“对华院”；负责“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中国必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相关事务”；附设联络委员会联络相关机构共同处理涉华重要事务；“对华院”下设总务部、经济部、文化部，并在中国各要地设分局。此后，内阁法制局会同陆海外三省事务局反复审议“对华中央机关”的官制案，直到11月18日才定稿。

关于“对华中央机关”的名称问题，原有“对支院”“东亚院”“兴中院”“大陆院”“兴支院”及“事变处理院”等10余种称谓，但“对支院”因含有“对抗支那”的意思，将引发中国人恶感，而被各方所反对。“东亚院”则因东亚概念过于普遍，不能容许其以中国为对象，而被外务省所反对。“兴中院”则因带有“以日本政府机关振兴中国”之意味而被反对。“大陆院”则嫌其范围太过广泛，“兴支院”则嫌其读音方面，有被日本东北地区民众误认为“甲子园”之可能而被反对。“事变处理院”虽能明白表现其性质，但嫌其名称过长。经法制局反复研究，至12月初最终定名为“兴亚院”。12月13日，经过“阁议”决定兴亚院各部长官和其他人选。12月16日，内阁公布兴亚院官制、兴亚院联络部官制及其他相关官制。其中兴亚院官制规定，在内阁总理大臣之下设置兴亚院，处理“中国事变”期间必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但外交事务除外；确立前项事务相关各项政策事宜；监督日本在华以经营事业为目的、依据特别法律设立公司的业务，统制日本在华机构团体及会社相关业务；统一、协调日本在华“统治机关”相关事务。

兴亚院官制基本上是按照军方意图制定的，打破宇垣的“地区限定论”，不断蚕食外务省在华权益。“除对华纯外交外，处理所有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留给外务省的只是“对华纯外交事务”，其“对华文化事业”移交给兴亚院管理。“军部早就下定决心，欲将处理中国事件的权力从外务省手里夺过来，另外设立一个独占的新机构。”不久，近卫发表声明，公开支持成立兴亚院，声称新设机关“对内拟综合协调处理中国事变相关日本各方势力，对外拟通过联络部与中国取得联系，真正成为确立和经营对华政策之中枢。” 从兴亚院成立过程来看，日本军政当局内部充满着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根据参谋本部第二科战争指导班的堀井一雄少佐回忆，“东拉西扯集合起来的事务官成了代表本省的伙计，宛然形成在华争夺权力的市场。”

（二）兴亚院机构设置

1938年12月，日本军政当局正式成立兴亚院，肩负“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业的政略战略调和之重大使命”。兴亚院设有总裁官房及政务、经济、文化三部，后设置技术部。1939年，兴亚院成立华北联络部、蒙疆联络部、华中联络部、厦门联络部及青岛办事处。各联络部、办事处下设置官房、政务局（班）、经济局（班）、文化局（班）等机构，作为兴亚院当地联络机关，“负责确立对华政策，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厚生相关对策开始，至开发公司、在华企业的统制、中日交通通信联络，再到网罗对华各部门等相关事宜。”此外，兴亚院还附设兴亚院会议、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兴亚委员会等，作为重要咨询或决策机构，主要负责“处理对华重要事项”。如兴亚院会议（由总裁、副总裁及总务长官构成）设立后，取代此前的“五相会议”，成为“现地最高权力机关”。

兴亚院设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平沼骐一郎担任，副总裁由陆军省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省大臣米内光政、外务省大臣有田八郎、大藏省大臣池田成彬担任，总务长官由陆军中将柳川平助担任，政务部长由陆军少将铃木贞一担任，经济部长由总领事日高信六郎担任，技术部长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宫本武之辅担任，文化部长由柳川平助担任（后改为千叶医科大学教授松村画）。另外，任命陆军中将喜多诚一为华北联络部部长，任命陆军少将酒井隆为蒙疆联络部部长，任命海军中将津田静枝为华中联络部部长，任命海军少将水户春造为厦门联络部部长。由此人员配置可见，兴亚院实为军方控制的一个殖民统治机关。

（三）兴亚院“华中调查机构”

兴亚院在华中沦陷区成立的调查机构主要有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华中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及华中调查机关联合会。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于1939年3月成立，下设政务局、文化局和经济局等部门，各局之下设分局，负责华中沦陷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宜。尽管各机构负责事项不同，但有着共同职能，均要求开展情报和调查活动。华中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前身可追溯到1937年底成立的“占领地区文献资料接收委员会”、1938年9月成立的“华中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成立后将其改建为“华中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设置整理部、编译部及复兴部，负责搜掠华中沦陷区图书文献资料，涉及“华中占领区内散逸图书及标本类的接收、搜集及保存；华中占领区内接收、搜集图书及标本类的整理等相关事宜。”1941年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以加强在华中沦陷区政治、经济及文化调查为名，发起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为中心，广泛动员、联合日本在华中调查机构团体，成立“华中调查机关联合会”，承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调查事宜。以上调查机构尤为重视在长江流域的情报和调查活动，也为日本制定和执行侵华政策搜集了大量情报。

二、兴亚院在长江流域情报和调查活动

兴亚院不仅注重各沦陷区实地调查，而且重视搜集抗战后方情报。其调查活动分两种，即情报搜集和实地调查，将情报搜集视为“预备调查”，将“预备调查”和“实地调查”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一）政治情势调查

兴亚院注重调查沦陷区政治情势，搜集重庆国民政府、中共及新四军情报，主要服务于日本侵华政策，以维系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瓦解抗日政权及抗日力量，排挤英美在华势力，即“贡献于新政府的政治指导、蒋政权的压迫、第三国势力的驱除”。

首先，搜集伪政权情报。一是伪政权机构调查。兴亚院先后对伪维新政府、汪伪政府组织系统及重要职员情况进行调查，并据此编制“维新政府组织系统表”“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兴亚院认为汪伪政府派系林立，分为汪精卫派（细分为汪精卫直系和汪精卫系）、国民党实力派、原维新政府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无党无派。二是伪政权要员“政治动向”调查。兴亚院搜集了汪伪政府、伪广东省政府、伪厦门市政府、伪青岛市政府、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要员现职、出身地、经历、人际关系、党派关系及其“政治动向”情报。如对陈公博“性格”分析，“从此人性格看，在对日关系上，其诚意如何，不得不抱有一点疑心。”日本并不完全信任伪政权的汉奸，此种调查完全是为了掌握伪政府官员情报，以便加强对伪政府的控制。三是搜集伪政权颁行的法令。从1939年开始，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开始全面搜集伪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颁行的基本法、各部门法规、地方官制法规、行业法规等法令，以便“为帝国确立对华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其次，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情报。一是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抗战动态情报。1940年，兴亚院组织“抗战中国动态调查”，主要搜集重庆国民政府军政内情、军队作战能力、国民党现状及动向、重要官员及地方军阀动向、国共关系、对外关系等情报。如“重庆方面要人动静”，搜集了郭泰祺、陈仪、蒋经国、虞洽卿、宋美龄、宋子文，以及驻华英美大使等“要人动静”情报。“同英美合作情况”，分析了《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对重庆国民政府影响及其对外政策变化，认为“重庆政权同英美合作应会强化”，但英国忙于“自己领地的防卫”，无法提供更多援助，而美国宛如维护英国在东亚权益的“监护人”，“正代替英国积极援助中国”。二是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法令。1939年，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政务局委托满铁上海事务所，全面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法令，并将搜集的重庆国民政府主要法令进行翻译和整理，先后编译出版《中华民国政府法令集》《重庆政府战时法令集》及《中华民国政府法令集补编》，网罗重庆国民政府各种法令，其根本目的在于：一方面为日伪政权的“法统继承宣言对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测定蒋政权的抗战力”。

再次，搜集中共及新四军情报。兴亚院成立伊始即“关注”中共及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发展动态”。1939年下半年，兴亚院政务部全面搜集中共在华中地区“活动情报”，认为武汉的共产党活动是以青年运动为主体，工人、妇女运动次之，其中青年救国团是武汉共产党活动的中心组织，“目前已经在湖北各县设置50、60个分团，团员数量正在急剧增加”。1941年初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对新四军开展“实态调查”，尤其“关注”皖南事变前后新四军“发展动态”，认为新四军及其游击队起初只有4个支队、总兵力不过1万人，至皖南事变前“扩军极为迅速”，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总兵力号称10万人。皖南事变不久，中共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迅速扩大根据地范围，并积极开展扩军工作。“新四军成立时兵力不过4千，其后迅速扩展势力，迄今已建有江南、江北广阔的地盘，总兵力达30万。”兴亚院还分析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工作”，认为新四军根本政策是满足民众要求，拥护民众利益，然后汇聚民众力量坚持抗战。“新四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坚持4年游击战，现今更在江北各地初步完成根据地建设，根本原因是与民众相结合，这也是其开展‘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即军民一体化组织工作的重要原因。”兴亚院搜集中共及新四军情报之目的是为“剿灭”新四军做准备，认为仅凭“武力讨伐无法剿灭新四军”，提出“利用军政合一的工作来肃清新四军势力”，并联合汪伪政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效果”，“以击溃新四军政治力量、切断其经济命脉”。

（二）重要经济资源调查

首先，调查华中沦陷区“重要国防资源”。1940年初，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组建“华中国防资源调查队”，全面调查华中粮食、桐油、矿产等“重要国防资源”。

“重要国防资源粮食调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曾派出5个调查班调查华中沦陷区粮食生产情况，涉及粮食产销、耕种习俗、种类品质、供需情况、金融及运输等内容。如第一调查班调查了汉口、黄陂、九江、南昌、芜湖等地水稻产量，指出1940年春季发生严重旱灾，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信阳以南的京汉沿线地区、九江以西的长江流域及湖北省长江南岸地区种植水稻面积减至往年的70%，鄱阳湖以北地区为往年的60%，长江北岸地区为往年的80%，本年度武汉、九江、南昌、芜湖等附近地区水稻产量预计为2094万担，而往年产量接近3000万担。为提高沦陷区粮食产量、解决日军粮食补给问题，调查班提出“驱赶新占领地的贫民，确保占领地治安，严禁粮食流向敌地，允许占领地内部粮食流通，整顿粮食收购价格，复兴仓库及银行”等粮食增产“应急策”，以及“增加耕地面积及种植面积，改善水利设施，改良种植技术，奖励农事指导及增产，奖励增种小麦，促进上市”等“恒久策”，以“确保日本人用粮需求及皇国的战争经济力”。

“重要国防矿产资源调查”。兴亚院政务部纠集一批日本专家，深入蒙疆、华北、华中乃至华南地区，调查当地各种矿产情况，涉及埋藏量、开采、运输、生产管理、技术员及矿工等方面，形成《中国重要国防矿产资源调查报告》《中国重要国防矿产资源调查报告附图》。如《吴县洞庭西山岛煤田预测调查》，是1940年底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委托东洋拓殖公司组织调查的。根据调查，洞庭西山岛属于江苏省吴县，是太湖附近最大的岛屿，煤矿位于本岛北部。西山岛煤矿有3层，其厚度大约2米，预测煤储藏量为57.6万吨。西山岛除了蕴藏煤矿外，还有石灰岩、铁矿及锰矿等矿产资源，但缺少精确的调查统计，因而强调要对本岛煤炭资源进行精确调查，弄清“煤层赋存状态”和附近地质构造，以便进行“开发”和掠夺，并将“煤炭资源开发视为最紧要任务”。

兴亚院不仅注重“华中重要国防资源调查”，而且“关注”当地工矿业、电力、农林牧副渔、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交通运输等经济产业问题，并分别提出相应的掠夺“方策”，尤为重视长江流域的“资源开发”和经济掠夺，企图通过搜掠当地“丰富的人及物的资源总力”，不断强化“大东亚综合经济力”，将长江流域“经济建设”完全纳入“战争经济体制”，完成“大东亚自主的国防经济建设”。

其次，调查重庆国民政府“经济抗战力”。为掌握重庆国民政府抗战动向、“测定重庆政权抗战力”，兴亚院极为重视其“经济抗战力”情报，主要包括：一是“关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动向。兴亚院指出，重庆国民政府依据“抗战建国纲领”制定西南经济建设计划。1938年初，重庆国民政府开始改革、扩充经济管理机构，新设经济部负责内地经济建设。1939年初，增设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作为西南开发事业的最高统一指导机关。这些机构通过颁布各种产业统制管理办法、制定工矿业生产奖励办法、修订矿业法规、招揽华侨资本等“对策”，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二是“关注”西南各省经济建设状况。以四川省为例，兴亚院主要“关注”本省转移或新建企业、经济建设机构和社团、各产业部门、商业等“发展动向”，认为东南及华中地区40%乃至50%工厂迁川，成为本省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针对重庆国民政府提升“经济抗战力”，兴亚院提出“对抗策”，强调对重庆方面实施严格的经济封锁，阻止日货及伪政权产品流入内地，切断“援蒋物资补给线”，严格限制华侨汇款，从根本上削弱、瓦解其“抗战力”。

（三）文化教育事业调查

1.调查华中沦陷区文化事业。首先，实地调查七七事变后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文化机关状况。如上海文化机关，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联合陆军特务机关、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调查沦陷区图书馆、研究所等文化机构情况，以便制定文化侵略政策。根据调查，七七事变后，上海文化机关大多毁于战争，少数幸存文化机关遭到日军劫夺，文化机关及文化事业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欧美文化机关也陷入停滞状态，唯独日本在华文化机关“极为活跃”。其次，委托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查沦陷区文化教育状况。如汪伪政府高等教育状况，将“推行反共和平政策，纠正青年思想行动，培养复兴建设必要的人才置为极为重要地位”。文化团体状况，扶持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中日文化协会”“世界大同会”等近30个文化团体，以“中日亲善”“文化融合”为名，加紧实施文化同化政策。报纸杂志近况，注重新闻报刊的宣传作用，将其视为“宣传战线之先锋队”，扶持创办《江苏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等报刊，要求各报刊“担负辅佐推进国策之任务，发挥报刊国家性格，实现政府、人民、舆论三位一体之功效。”

兴亚院掌握沦陷区文化情报后，提出“文化统制对策”：一是根据中国各地区特性，“指导协力”中国文化建设；二是“尊重”中国固有的“淳风美俗”；三是成立“实行对华文化方策团体”，以强力推进“文化建设事业”；四是将沦陷区民众“培养成为皇国民”，使其“自觉宣传皇国文化卓越性、宣扬皇道之大使命”。兴亚院企图通过实施这些“文化对策”，以全面控制沦陷区文化教育及民众思想。

2.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文化情报。1941年初，兴亚院委托各地联络部及办事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文化机关情报，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社会教育、特殊教育、研究所、学会协会、图书馆及图书室、博物馆、陈列馆等文化机构情报，以及教育界、研究机构、文化团体、文艺界、新闻界等重要人物动态情报。如高等教育方面，兴亚院强调“应特别注意中国事变后重庆方面高等教育界动向”，因而搜集了重庆国民政府创办大学、中国共产党创办大学发展状况情报。如分析重庆高等教育界近况：一是注重师范教育，以培养中学教员；二是重视农工教育，以发展农工业；三是实行统一招生考试制；四是增加编纂大学教材和战时教材；五是改进学校制度、组织及训育；六是登记战区失学失业师生，帮助其就业或提供救济。此外，兴亚院还搜集了大后方研究机构、学术社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学艺术、图书出版、新闻报刊、文化界重要人物“动静情报”。如新闻报刊方面，兴亚院“关注”重庆方面的文化抗战，即注重发行抗战杂志，利用报刊杂志宣传抗战。“目前抗战中国的杂志大部分在重庆发行，……四川省发行数占所有抗战区发行总数57%，而重庆发行数占四川发行总数91%。”

兴亚院将其在华侵略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即调查研究和“统制开发”阶段，强调调查研究是“基础”和“前提”，服务于“统制开发”需要。日本在彻底占领长江流域之前，以兴亚院为代表的日本情报机构，曾在长江流域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调查活动，其根本目在于为以后推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政策做准备。

三、兴亚院在华中沦陷区侵略罪行

兴亚院在长江流域情报和调查活动，是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为其制定和执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政策提供依据，其在华中沦陷区的侵略罪行，有力地佐证了这点。

（一）谋划成立汪伪政权

兴亚院注重搜集中国军政要员情报，重点诱降、策反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高官，另建所谓的“新中央政府”。兴亚院先后启动“特殊工作”和“汪工作”。所谓“特殊工作”，包括“吴工作”和“其他瓦解重庆政权工作”。兴亚院企图诱降、扶持“隐退”的中国军政界高官吴佩孚、唐绍仪等人组建伪政权，然因唐绍仪遇刺、吴佩孚“拒不配合”，最终以失败告终。不久，兴亚院将“政略工作”重心转向“瓦解重庆政权”，企图“劝诱重庆方面要员脱离蒋政权”，尤其重视收集“重庆政权机构及人事变更”情报，为离间、诱降重庆国民政府要员做准备。“吴工作”失败后，兴亚院转向利用伪华北政权首脑王克敏“对抗”蒋介石，并极力拉拢地方实力派或重庆国民政府要员，如山西的阎锡山、重庆的汪精卫派系乃至张群、孔祥熙等人，“通过直接间接手段，推进瓦解重庆政权工作，其结果是同汪精卫派系合流，极大削弱重庆抗战力。”

1938年底，在日本特务机构、兴亚院、满铁等各方势力长期诱降下，汪精卫脱离重庆，逃到法属印度支那河内，并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阴谋策划成立傀儡政权。日本军方趁机指示兴亚院扩大对汪的“和平运动”（又称“汪工作”），以“彻底排除共产主义、抗日主义，成立亲日的、更生的国民党政权”。1939年3月，兴亚院委派书记官矢野征记潜入河内组建“秘密工作机关”，负责拉拢、劝降汪派势力。同年4月，兴亚院会议决定补给汪派“反共救国同盟”经费，每月补给300万日元，6个月共计1800万日元，从上海海关剩余金中支出。其后，兴亚院政务部第二科“劝诱”汪逃至上海、转赴东京。9月，日本阁议决定主要由兴亚院负责制定“成立新中央政府指导方针”，兴亚院成为策划“新中央政权”的核心机关。11月，兴亚院会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纲要”“中方关于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的希望及日方对此答复要旨”及“新国家的国旗相关文件”，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12月，兴亚院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政权相关协定”，并要求中日双方在此协定“指导”下，确定“日中新关系调整相关协议书及附件”。次年1月，兴亚院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政权相关处理纲要”，得到日本政府支持。不久，日本阁议决定“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相关处理方针”，得到天皇批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成立方针”完全确定。

1940年2月，陆军省召集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同汪精卫在青岛开会，决定联合现有政权成立“新中央政权”。3月12日，兴亚院会议决定“中央政府成立之际日中双方的宣言声明等相关文件”，明确了“新中央政权”政策大纲。3月19日，兴亚院起草“针对正式承认前的中国新中央政府协力机构”，后经阁议批准，决定派遣“大使”赴南京。与此同时，日本当局出台“日中新条约相关文件”，决定以兴亚院为中心，负责起草“日中新条约”的条约文稿。3月25日，兴亚院会议决定“庆祝使节派遣要领”。3月29日，日本阁议决定“中国新中央政府成立之际应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新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兴亚院在日本军政当局授意下，全程参与汪伪政权成立的整个过程。

（二）制定和执行经济侵略政策

1938年11月，日本成立华中振兴公司作为其在华中沦陷区的总公司，通过控制华中矿业、华中水电、华中蚕丝等15家公司，以便完全统制当地主要产业和公用事业。1938年底，日本内阁公布“兴亚院官制”，规定由兴亚院经济部第二科监管华北开发和华中振兴公司，不久改由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经济局第二局负责监督华中振兴公司。形成由兴亚院“指导”、华中振兴公司“统制”及国策会社“经营”的层次有序、分工不同的经济侵略模式。以下列举兴亚院在华中沦陷区经济侵略行径：

一是控制重要产业。1937年底，日本阁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在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规定由日方“把握上海特别市内电话、电力、电灯、自来水、煤气、电车、公共汽车等各种公共事业的实权，并加以经营。设立国策会社，以经营或调整以上各项事业。”其后，日本军政当局成立一批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本主导的“国策会社”，如华中水电、上海内河轮船、华中电气通信等公司，加紧统制和掠夺华中沦陷区重要产业。为了控制这些公司，1938年11月，日本成立华中振兴公司作为“总公司”，统辖华中水电、上海内河轮船、华中电气通信等15家公司，实现对华中沦陷区重要产业和公共事业的统制。兴亚院成立后，又将华中振兴公司置于管辖范围之内，由经济部第二科负责“监督华北开发和华中振兴公司”。

二是掠夺农矿资源。兴亚院一般通过“指导监督”矿产公司，加紧掠夺和控制华中沦陷区煤铁资源。1939年，兴亚院将华中铁矿公司改为华中矿业公司，其总部设在安徽当涂，并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矿区设10处矿业所，加紧掠夺当地铁矿、萤石、锰矿等资源，特别是铁矿石开采量逐年上升，1939年为48.6万吨、1940年增至75.5万吨、1941年增至146万吨，1942年以后开始下降，不到130万吨。此外，兴亚院扶持成立“中日合办”的淮南煤矿公司，负责“开发”和掠夺安徽庐州以北的淮南煤矿及烈山煤矿，计划年度开采煤矿达200万吨，然实际情形是1940年采煤25.8万吨，1941年增至77.1万吨，1942年增至89.6万吨，1943年降至87.8万吨。日本当局主要将这些煤铁资源用于交通运输或钢铁工业，以强化其“生产力”和“国防力”。

农业资源方面，棉花、粮食、蚕丝等资源，尤其棉花是日本掠夺的重要对象。1939年4月，日伪成立华中棉产改进会，不久转由兴亚院监管，负责在华中沦陷区推广优良棉种，实施棉花增产计划。1940年5月，兴亚院扶持成立上海棉业交易所，全面控制华中棉花及棉制品交易。兴亚院在江浙皖沦陷区推行“华中棉花增产十年计划”，强迫当地农民增种棉花、提高棉花产量，以满足日军战略物资供应。1939年江浙皖原棉产量为208.2万担，1940年增至332.1万担，1941年降至121.3万担，1942年增至161.5万担，1943年降至132.2万担，至1945年不足100万担，与500万担目标相距甚远。日伪“开发”华中棉花资源，主要服务于“现地军需及对日供给”，“敌寇统制华中棉产，以65%供敌军用，25%供在华日纱厂，10%供华商纱厂”。

（三）制定和执行文化侵略政策

兴亚院以“监督指导”为名，通过制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指导要领”，全面控制沦陷区社会文化及民众思想，具体表现为：一是制定文化侵略政策，控制沦陷区民众思想。兴亚院曾制定“中国思想指导要领”“中国文教指导要领”“中国宗教团体指导要领”及“中国卫生社会事业指导要领”等，极力宣扬日本文化、日本精神，以“扑灭容共抗日思想，加强日中文化交流、两国国民之亲善等文化建设”。二是通过资助文化机构团体，加紧实施文化侵略渗透。兴亚院曾资助成立华中文化事业协会、华中宗教大同联盟、兴亚团体联合会、东亚文化协议会等文化社团，“接管”原为外务省管辖的同仁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通过补给这些文化团体机构，将其变成日本在沦陷区实施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三是加紧推行殖民奴化教育。首先，严格控制沦陷区教育。出台“中国方面教育指导要领”，要求日伪政府“整顿”各类学校教育、编纂“新式教科书”、严格审查教科书，以“消灭容共抗日思想、强化日中文化交流、两国国民亲善”。其次，培植亲日教职员。不仅向华中沦陷区各学校派遣日籍教职员、日语教员，负责“教育指导”，而且利用“教员养成所”对教职员进行“再教育”，培养一批效忠于日伪殖民奴化政策的“人才”。再次，强制推广日语教育。强行在华中沦陷区建造日语学校，要求推广日语教育，以“扫除民众排日风潮，矫正对日本的认识，疏通民众的意志”。

结语

兴亚院不仅是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主要殖民统治机关，而且是日本核心情报和调查机构。兴亚院极为重视搜集中国国情资料和情报，将制定和执行侵华国策的“重要使命”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为广泛搜集中国各地情报，兴亚院成立较为庞杂的情报机构体系，不仅成立各分部、联络部和办事处，而且组建调查机构。兴亚院在长江流域调查范围，以长江中下游的华中沦陷区为主，辅以搜集重庆国民政府乃至中共方面情报；在调查方法上，不仅重视实地调查，而且兼顾情报资料搜集，将“资料”和“调查”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在调查意图上，系为日本军政当局制定和执行侵华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和决策依据，将调查研究视为日本侵华扩张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兴亚院在充分掌握长江流域情报的基础上，制定相应“开发方策”“处理对策”，并参与实施这些侵略政策。其既是侵华政策的“决策者”，又是侵华政策的“施策者”，全程参与“从调查到决策再到施策”整个过程。“兴亚院，就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1938—1942年间，日本军政当局在长江流域执行的主要侵略政策，是根据兴亚院调查和策划来确立的，特别是兴亚院会议取代五相会议后，成为“现地最高决策机关”，不仅出台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政策，而且成为“侵华的先头部队”。至1942年11月，日本成立大东亚省，管辖上海日本大使馆事务所，由其取代兴亚院继续推行侵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