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史｜张学良《拜谒郑延平祠》的家国情怀

张学良的《拜谒郑延平祠》流传很广，有多种版本，各家注释有同有异，其中也存在不少错误。本文结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学良档案，给予新的解读。晚年的张学良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期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解读这首《拜谒郑延平祠》有助于感受其内心深处炽热的家国情怀。

张学良

张学良《拜谒郑延平祠》的几种版本

张学良的《拜谒郑延平祠》自20世纪90年代面世后，流传很广，有多种版本，各家注释有同有异，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不少错误。现结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学良档案，给予解读。

目前知道的张学良《拜谒郑延平祠》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第一，1990年张学良抄送吕正操的《谒延平祠旧作》。（孙焕英：《张学良与吕正操的诗词唱和》，《世纪行》2005年第3期）第二，张学良抄送郭冠英的《谒郑成功祠》。（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内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三，毕万闻主编的《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所收《游延平郡王寺》。第四，何联华主编的《张学良爱国诗词鉴赏》（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所收的《谒延平郡王祠》。第五，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收有《游延平郡王寺》一首。第六，周克辑注的《张学良诗文精选》（东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44页）收有《谒郑成功祠》和《参拜郑成功祠》二首。第七，王充闾著《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青岛出版社，2015年，第263-264页）所收两首七绝。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以上几种版本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第一，名称不同。如上所述，七个人七种说法。第二，篇数不同。多数是一首，周克在《张学良诗文精选》一书中辑注的则是两首，王充闾在《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中提到的也是两首。第三，创作时间不同。张学良在抄送吕正操和郭冠英时没有说明创作时间，毕万闻和何联华认为“此诗当写于60年代初张氏在台湾获得某些自由之后”，周克注明《谒郑成功祠》作于1962年，《参拜郑成功祠》作于1962年2月。窦应泰在按语中一方面认为《游延平郡王寺》“大约作于1962年秋天”，另一方面又认为“此诗为张学良1960年恢复部分自由后参观延平郡寺院，有感郑成功生前所赋《抗夷诗》而作”。表面看是综合了前面两种不同看法，实则自相矛盾。王充闾则说这两首七律写于1958年2月。第四，字句不同。大多第一首首联是“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只有毕万闻在《张学良文集》中所收《游延平郡王寺》为“孽子孤臣一仔儒，大义填膺抗强胡。”第五，注释不同。对此下文会涉及。

张学良早年日记

究竟张学良这首诗创作于何时？叫什么名字？共有几首？内容是什么？我们必须从张学良档案中找答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学良档案中，保存了张学良的24本日记，时间从1937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经过查找，在1958年2月2日发现了这首诗的原始出处。张学良日记写道：

本予（预）定今日去台南游玩：一因刘升慈被禁足未来，二因老刘伤风，三因天雨；而中止。忽接刘升慈电话他来了，彼易罚劳动服务一日，天气已晴，遂又决定仍去台南。饭后十二点四十分动身出发，老刘、一荻、刘惯蟾、刘升慈、吴妈等一行，约行一个种（钟）头到台南。先游孔庙，规模在台湾论，可称不小，犹（尤）其意义宏深，其形势建筑，比之内地，小巫见大巫矣。照了几张相片，买了一本《台湾古迹志》，两套风景明信片。然后拜谒郑成功祠，再到赤嵌楼，又照了些相片，买了几张相片，转赴安平港，由台南至安平港约十五分钟，不觉有苍（沧）海桑田之感，昔日小岛，今日陆地矣，照了几张照片。下午五点经左营返回西子湾。

拜谒郑延平祠（吊诗二首）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上告素王去儒巾，国难家仇萃一身。

若使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又翻新。

由此可知，在以上几种版本中，除未标明时间者外，只有王充闾在《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中是对的。诗名最初只有一个，即《拜谒郑延平祠》，而非其他。内容共两首，第一首前两句为“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其中“稚儒”的“稚”字是简体。毕万闻在《张学良文集》中所收的《游延平郡王寺》中第一、二句“仔儒”和“大义填膺”应该是在转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弄清了张学良《拜谒郑延平祠》创作的时间、地点、名称、篇数及内容，我们再来看相关的注释。

对第一首诗的解读

以往诸家对这两首诗的注释有许多正确的地方，但错误也非常明显，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多限于字词的解释，太表面化。为节省篇幅，只举几例。第一，对“孽子孤臣”，诸家多分开来注释。如毕万闻认为“孽子”乃妾媵所生。这里不仅指郑成功是郑芝龙的第四夫人（日本人）所生，而且郑芝龙原是海盗，受明朝招安为官。何联华和周克延续了毕万闻的说法。周克还补充说，不孝的子女也称孽子。父子政见不一，父郑芝龙降清，子郑成功抗清，故称孽子。当时张学良在拜谒郑成功祠，内心的崇高感和低贱意识不可能同时存在，这样的解释不合情理。第二，毕万闻、何联华、窦应泰和周克都认为“强胡”是指荷兰殖民主义者，何联华还补充说，“胡”是古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此处乃借喻。张充闾则认为，“强胡”—语，在郑成功那里是指荷兰，当然也包括清朝；而在张学良这里，便是指代日本。究竟“强胡”指什么，必须和“填膺大义”四字结合起来，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第三，对“上告素王去儒巾”一语，王充闾认为，张学良此诗属于有感而发，由于国难家仇萃集于一身，因而时刻想着摘去“儒巾”，上阵杀敌——老杜不是说“儒冠多误身”嘛！后两句，表明—种期望，一种寄托。或为抒写一己之壮志豪情、宏伟抱负，或为论述心目中景慕的历史人物，两方面都可以讲得通。这样的解释是想当然。

我们知道，“所有解释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理解的问题。”而“理解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部分的意义总只是由上下文关系、即最终由整体得出的。……而且这种循环经常不断地在扩大，因为整体的概念是相对的，对个别东西的理解常常需要把它安置在愈来愈大的关系之中”。（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3-274页）郑成功和张学良都是历史人物，理解张学良凭吊郑成功的诗句，必须回到历史中去。

第一首第一句中“孽子孤臣”四字，应该取义《孟子·尽心上》：“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疢疾”即小病，后引申为灾患。意思是说，有道德、智慧、技艺、才能的人多有灾患。只有那些孤远之臣、低贱之子时常警惕自己，志远谋深，才能显赫闻达。需要指出的是，张学良诗中的“孽子孤臣”未必直接引自《孟子》。查1904年江苏留日学生陈世宜（字小树，号匪石）曾出版一部《郑成功传》，其中开篇就两次提到“中国南部之孤臣孽子”。从上下文看，陈世宜笔下的“孤臣孽子”，指包括郑成功在内的东南沿海抗清志士。另外，郑成功在决定起兵时也说过：“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张学良研究明史多年，其凭吊郑成功诗句中的“孽子孤臣”，应和陈世宜《郑成功传》中的“孤臣孽子”同义。

“稚儒”指郑成功，这无疑义。郑成功原名福松，字明俨，1624年8月生于日本肥前国平户岛，父亲郑芝龙是一个海商兼海盗头目，母亲田川氏为日本人。郑芝龙于1628年接受明朝招安后，将郑成功和其母亲先后接回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原籍居住。读书期间，老师将其名改为森。15岁时升入南安县学，成为弟子员，后又获取“廪生”资格。1644年，21岁的郑森从福建南安来到明朝的南都南京，进入国子监读书，拜在当时掌管南都国子监的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大学问家钱谦益门下。钱谦益见其胸怀大志，洒脱不俗，遂为其起了一个新字——“大木”，既与本名“森”字相对应，又蕴含“国家栋梁”之意。所以，郑成功在起兵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稚儒”。

第二句中“填膺大义”四字，“填膺”好理解，“大义”却有深义。1645年8月，郑芝龙等辅佐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次年清军进攻福建，郑芝龙拥兵自重，且与清军暗中往来，导致隆武帝被杀。清军招降郑芝龙，郑成功闻讯后极力反对，反遭其父斥责。郑成功逃往金门，郑芝龙遣人持书劝降。郑成功在回复时斥责其父不义、不忠。郑芝龙降清后再次致书儿子，劝其早日归降，据温睿临《南疆逸史》载，郑成功则在回信中写道：“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所以此处的“大义”，应指郑成功忤逆父愿、毅然起兵反清的壮举。

“强胡”二字在中国历史上多指北方少数民族。《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汉书·司马相如传》：“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结合“填膺大义”四字的含义，“强胡”在此应指清朝，而非其他。

第三句中“明朔”二字，系指明朝正朔。“正”为农历一年的第一个月，“朔”为农历一月的第一天，合起来即农历一年的第一天。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为表示应天承运，须重定正朔。《礼记·大传第十六》：“改正朔，易服色”。据唐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正朔不同。夏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商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夏以平旦（寅时）为天明，商以鸡叫（丑时）为天明，周以夜半（子时）为天明。臣民是否奉行新王朝的历法，意味着是否在政治上承认其合法性。郑成功起兵反清后，最初使用隆武年号，隆武帝殉国后，又改奉永历年号。

结句中没有需要特别解释的字词。在此句中，张学良指出，郑成功的丰功伟绩不在尊奉明朝的正朔，而在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回台湾，确保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全诗的主眼。对郑成功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相关研究成果甚多，不用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将“强胡”释为清朝，并非无视荷兰殖民主义者。郑成功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确保台湾入版图”这句诗中，这也是郑成功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功绩。

对第二首诗的解读

第二首第一句中“素王”一词出自《庄子·天道第十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据晋代郭象注：“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即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谓之素王。汉代儒生已将孔子视为素王。汉文帝时刘安说过，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淮南子·主术训》）汉武帝时董仲舒又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

“儒巾”一词泛指明代生员的服饰。据清阮葵生《茶余客话》：“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员衫薙，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儒巾。”另据清叶梦珠《阅世编》：“其举人、贡、监、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监生服黑邓绢袍，皆不镶，惟生员照旧式。……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

1646年郑成功决定起兵后，拿着穿戴过的儒巾蓝衫来到南安孔庙，含泪焚烧，并四拜孔子牌位，边拜边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黄宗羲：《行朝录》卷6附《郑成功传》，国学保存会1908年版）拜毕作揖而去。此即“上告素王去儒巾”一语的历史内涵。

第二句中“国难”和“家仇”都有具体内容。1644年4月，李自成率部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1645年6月，清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帝逃至安徽芜湖被清军俘获，后押解北京斩首。1646年10月，对郑成功十分器重的隆武帝在汀州被掳绝食而亡。此之谓“国难”。同年清军进入福建后，大肆淫掠，郑母翁氏因遭凌辱自杀身亡。后来郑父因未能劝说儿子归降，也于1661年11月被杀，子孙11人同时被杀。此之谓“家仇”。

第三句中“假”即给予，“寿”即寿命，“假寿”即让他延长寿命。郑成功只活了39岁，可谓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在张学良看来，郑成功乃造时势之英雄，倘若上苍再让他多活一些时间，他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历史。在这里，第三句的假设和结句的推论非常自然。

诗言志。张学良被幽禁后长期研习明史，熟稔郑成功的丰功伟绩，所以张学良在创作《拜谒郑延平祠》时不可避免地将个人情感代入，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这种代入最初或许是下意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下意识会慢慢觉醒。张学良档案中保存有第一首七律的几种不同版本，其中一种为《吊郑延平》，用毛笔写在红线信纸上：“孽子孤臣道不孤，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德不孤，必有邻”，“道不孤”自然有志同道合者。从“一稚儒”到“道不孤”，说明张学良对郑成功的丰功伟业已由下意识的个人体验转变为自觉认同。以后张学良又曾将第一首书写后彩印，并抄送友人。如果说将“一稚儒”改为“道不孤”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的话，那么将此诗抄送友人就是一种公开自白。吕正操曾步韵一首相和，其中写道：“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在此，“鸿儒”自然是指张学良，“抗胡”则指抗击日本侵略者。二人可谓知音！

从三个维度理解张学良

理解张学良的《拜谒郑延平祠》，有三个维度不容忽视：

第一，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责任担当和无私奉献。如果郑成功不顾大义，不念宗祠，随父投降清朝，可以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同样，如果张学良不明国家大义，也会维持其奉系军阀的地位。直到晚年，他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仍认为，只要时机成熟，大陆和台湾就一定会统一。并表示自己是促统派，“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在为统一奔走……我从不计较个人的事，但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我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在对待公与私、义与利、国与家等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上，毅然选择了前者。对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不宜从王朝史观出发，认为仅仅是为朱明王朝而战，而应从民族国家史观出发，认为是为汉文化的存亡绝续而战。对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被自述的所谓“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等表面现象误导，而应由表及里，感受其内心深处炽热的家国情怀。

第二，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人们对自身发展历程的自觉认知与反思，是调整个人前进方向的船舵。历史学在中国不仅发展早，地位高，而且在价值层面带有超越性。对中国人来讲，历史的使命是最高使命，历史的审判是最终审判。盖棺论定，百世流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张学良长期研究明史，并且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著作，有着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也正因此，张学良才能够写出“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样的诗句，对郑成功的历史贡献做出客观评价。

第三，“当门定脚”的英雄气概。1955年6月24日，张学良在写给子女的信中推荐《菜根谈》一书：“我希望你们，不要小看这本小册子，其中之话，可终身受用。也许在你们眼光中，同美国的爱默森（Emerson)、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思想不同，不过你要往深刻里去看，他们是殊途同归，都是要把人锻炼成金刚，这就是吴康斋先生（吴与弼，明朝大儒）所说的‘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你自己思量思量，要是遇到了风急天寒之夜，你能不能当门定脚，这就看你骨气如何，这种功夫得平日有些素养，要把你自己锻炼成金刚，才能当得住天寒风急”。“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出自宋儒邵雍的《崇德阁答诸公不语禅》，明初吴与弼将其抄入所著《日录》，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时又将《日录》择要抄入。张学良应该从《明儒学案》中看到这两句诗，因此误认为是吴与弼说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学良身上有一种敢于“当门定脚”的英雄气概。正是凭借这种英雄气概，从1928年到1936年，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张学良先后实现东北易帜、调解中原大战和发动西安事变，多次改写中国现代历史。这种精神同样表现在郑成功身上。从1646年起兵抗清，到1662年英年早逝，十多年间，郑成功南征北伐，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不断创造历史。也正因此，张学良才断言：“若使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又翻新。”

《团结报》2026年1月8日第8版

作者 _ 郭双林

作者单位 _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本期编辑 _ 邱凌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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