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敏超：卡拉尼斯考古对古埃及平民日常生活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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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尼斯遗址局部

卡拉尼斯（Karanis）是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前30年）在法尤姆绿洲建立的一个重要农业城镇，并在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30—公元395年）持续繁荣。这座城镇地处法尤姆绿洲东北部，位于今科姆·奥什姆（Kom Aushim），毗邻古代莫里斯湖（Lake Moeris）的灌溉系统。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卡拉尼斯不仅享有丰饶的农业资源，其干燥的沙漠气候还为文物保存提供了条件。自19世纪末遗址被发现以来，卡拉尼斯历经长期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纸莎草文献、陶器、木质工具乃至完整的民居遗迹，使其成为研究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公元395年）埃及社会不可替代的“时间胶囊”。

卡拉尼斯出土农业生产工具

卡拉尼斯的考古发现，挑战了传统埃及学对“古埃及文明”的精英视角，将研究焦点从金字塔与法老陵墓，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较于底比斯或孟菲斯等政治宗教中心，卡拉尼斯以其完整的平民社区遗存，为重构公元前3—公元5世纪埃及农业城镇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罕见样本。纸莎草契约、税收记录与私人信件揭示了农民、工匠、商人的经济网络；民居建筑中残留的烤炉、家具与玩具，勾勒出家庭日常活动与物质文化的细节；神庙中的壁画与雕像，则映射出平民的信仰实践与文化交融。这种从平民视角出发的历史重构，不仅填补了埃及社会史的空白，更通过微观实证揭示了古代文明生态的复杂肌理。

遗址发掘

卡拉尼斯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埃及很多古代遗址的土壤富含氮元素，称为“塞巴克土”（Sebbakh），被农民视为优质天然肥料。当时埃及政府允许农民对这种土壤申请挖掘许可，使得大量古代遗存在取土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

农民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了包括纸莎草在内的大量古物，引起伯纳德·格伦费尔（Bernard Pyne Grenfell）和阿瑟·亨特（Arthur Surridge Hunt）两位英国学者的兴趣，他们于1895年首次对法尤姆绿洲的希腊—罗马时期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格伦费尔和亨特的发掘主要集中在纸莎草文献的获取上，只关注含有纸莎草的地层，忽略了含有其他类型文物的地层。这种聚焦于纸莎草文献的发掘方式导致遗址信息记录不完整，直到192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考古队采用科学的分层记录方法，对卡拉尼斯遗址的地层展开系统性研究，才弥补了这一不足。

1920年，密歇根大学的弗朗西斯·凯尔西（Francis W.Kelsey）教授前往埃及购买纸莎草，途中他目睹当地农民对希腊—罗马时期遗址的破坏，并意识到这些遗址的考古记录几乎完全被忽视，于是决定组织一次考古工作。

1924年，密歇根大学的考古队获得埃及政府的许可，开始在卡拉尼斯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从1924年持续到1935年，一共11个发掘季。在发掘之前，考古队对整个遗址进行测绘，将其划分为7个大区域，每个区域又被划分为边长35米的探方。通过采用全新的记录技术，考古队详细记录了城镇的演变过程以及各个建筑的结构变化。考古队按照建筑物的建造时间区分了不同的居住层，从最晚的A层到最早的E层，并详细记录每个地层的建筑和文物。考古队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影像，记录发掘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卡拉尼斯的发掘成果极为丰富，不仅出土了大量纸莎草文献，还出土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家具、餐具、工具、玩具、衣物等。卡拉尼斯出土的许多文物后来被转移到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专门建造了一座博物馆来收藏。为了纪念凯尔西教授，这座博物馆后来更名为凯尔西考古博物馆（Kelsey Museum of Archaeology）。

凯尔西教授于1927年去世，卡拉尼斯后续的发掘由伊诺克·彼得森（Enoch Peterson）教授负责指导。1935年以后，针对卡拉尼斯的研究主要围绕凯尔西考古博物馆内的文物展开，陆续有学者出版了关于卡拉尼斯的专著，内容涵盖遗址的地形以及发现的建筑、灯具、陶器等。凯尔西考古博物馆还通过策划展览来呈现卡拉尼斯文物，比如2011年和2012年威尔方（T.G.Wilfong）教授策划的名为“揭秘卡拉尼斯”（Karanis Revealed）的展览。

绿洲经济

作为一座位于法尤姆绿洲的农业城镇，卡拉尼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法尤姆绿洲当时的经济面貌。卡拉尼斯出土的各类器物和纸莎草文献表明，其经济生活主要围绕农业展开，手工业和贸易也占据一席之地。

卡拉尼斯的农业经济主要依赖于法尤姆绿洲的肥沃土地和复杂的灌溉系统。早在埃及第12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时期，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三世（AmenemhatⅢ，公元前1842—前1797年在位）就在这里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通过运河和闸门将尼罗河的水引入法尤姆的莫里斯湖，使大片土地得以开垦。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水利设施逐渐荒废，土地盐碱化问题加剧，地区生产力也随之下降。到托勒密二世（PtolemyII，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时期，为了安置希腊雇佣兵，并开垦新的农业土地，水利系统得以重建，法尤姆得到进一步开发，卡拉尼斯也由此建立。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埃及在公元前30年成为罗马的一部分。罗马皇帝屋大维（Octavian，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认识到埃及的农业潜力，派遣军队清理运河并修复堤坝，卡拉尼斯的农业生产力在这一时期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出土的纸莎草文献，罗马政府将土地划分为神庙土地、私人土地和国有土地三类，其中私人土地允许农民与租户自由协商耕作，国有土地则强制农民种植指定作物，并在收获后交付部分收成至国家粮仓。卡拉尼斯的农作物种类丰富，考古发现了小麦、大麦、扁豆、橄榄、萝卜、枣、无花果、桃、开心果和核桃等作物残骸。其中硬粒小麦（durum wheat）是最重要的作物，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还用于向罗马政府缴纳实物税。橄榄、葡萄和椰枣等经济作物的大量发现，揭示出橄榄油与葡萄酒生产在法尤姆绿洲的重要地位。出土的橄榄压榨机、葡萄藤支撑杆，以及大量用于储存和运输葡萄酒与橄榄油的进口双耳陶罐，展现出从种植到加工、贸易的完整产业链，同时也表明当地居民通过进口补充物资储备。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镰刀、叉子和扬谷铲与法老埃及时期的形制几乎一致，反映了农业技术的延续性，个别工具（如一把希腊风格的葡萄采摘刀）则显示出外来影响。

纸莎草文献中的税收记录显示，卡拉尼斯的收获季节从四月开始，农民将谷物运到打谷场，经过记录和征税后，谷物被装入麻袋，运往粮仓。卡拉尼斯的粮仓规模庞大，考古发现了10座大型粮仓和7座小型粮仓，这些粮仓不仅用于储存税收谷物，还出租给私人使用。粮仓的建筑风格与罗马军事仓库相似，前部设有面向街道的办公室或住所，后部储粮区域以中央庭院为核心，庭院的三面排列着众多带有拱形天花板的储藏室，天花板距地面约3米高，其内部又被精心分隔成4—6个深度约1米的储物格，顶部高处设有一扇通风窗，以确保谷物的长期保存。

卡拉尼斯鸽舍遗迹

在卡拉尼斯的农业经济中，鸽子养殖是一项重要的副业。考古发现了6座鸽舍遗迹，因为鸽舍通常建在房屋的顶层或塔楼中，而这些位置较高的建筑体往往是最易于坍塌的部分，导致原始鸽舍很难保存下来，目前发现的遗迹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鸽舍的墙壁由晒干的泥砖砌成，内部排列着水平放置的陶罐，每个陶罐都是一个鸽子的巢穴。鸽子养殖之所以在卡拉尼斯的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古罗马农业学家科卢梅拉（Columella）在其著作中的论述或许给出了答案，首先，鸽子粪便是优质的肥料，能够显著提高土壤肥力；其次，鸽子肉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尤其是在卡拉尼斯这个肉类供应有限的农业城镇；最后，鸽子还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为农民带来额外的收入。6座鸽舍中有2座可以容纳至少250只鸽子，表明它们可能是专门为市场供应鸽子而建造的。税单中也记录了鸽子养殖的税收情况，从公元173—175年，卡拉尼斯有12人缴纳了鸽舍税，在整个法尤姆绿洲，这项税作为许可费每年征收，反映了鸽子养殖的普遍性。

卡拉尼斯的手工业同样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和陶器制造业。纺织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税收行业，考古出土了大量纺织品残片，其中90%以上为羊毛或亚麻制品，羊毛制品尤为普遍。在卡拉尼斯的房屋遗址中还发现了成捆未使用的纺线、梳毛工具以及绕线碗，表明家庭纺织的普遍。税单中记录了羊毛剪工、织工、漂洗工和羊毛商人的税收情况，可见纺织业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此外，尽管大多数家庭都会进行纺织活动，但军队服装的供应是一项强制性任务，根据纸莎草文献记载，卡拉尼斯需要为军队提供大量衣物。陶器制造业在卡拉尼斯也有一定规模，税单中明确记载4名陶工缴税，考古也发现了一座可能用于商业生产的圆形陶窑。这座陶窑由泥砖砌成，能够承受高温，适合烧制各种陶器，包括灯具和小型雕像。一座房屋地窖中发现的非洲红陶餐具仍封存在原装运输木箱内，箱体榫卯结构清晰可辨。

卡拉尼斯出土了大量玻璃器皿，包括成组薄壁碗和高脚杯等，其数量是埃及同期遗址出土量的2倍以上，表明卡拉尼斯可能存在玻璃制造业。尽管没有发现明确的玻璃作坊遗迹，但大量完整的玻璃器皿的出土、玻璃税单的缺失，暗示了当地玻璃生产的可能性。

作为法尤姆绿洲东北部的交通节点，卡拉尼斯不仅是商队的出发点，还是沙漠警察的驻地。卡拉尼斯距罗马帝国重要贸易中心亚历山大港约200公里，通过亚历山大港，卡拉尼斯居民可以获取各种奢侈品，如珠宝、雕塑、象牙梳子和镶嵌盒子。卡拉尼斯商贸活动的直接考古证据相对零散，但结合纸莎草文献与器物遗存仍可勾勒其商业轮廓。考古发现了众多进口器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3世纪后大量输入的非洲红陶，这种陶器在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作为日常餐具来使用，展示了卡拉尼斯与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贸易联系。

日常生活

卡拉尼斯遗址中的每一寸沙土都封存着普通居民的生活印记，以其保存完好的民居建筑、家居器物和日常用品，为今人呈现出一幅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图景。

卡拉尼斯城镇布局以街区（insulae）为单位密集分布，由于常年风沙堆积，以及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不断累积，导致街道的地势升高，居民常将底层填埋后重建上层，或直接抬高地面铺设新地板。在新建房屋的同时，原有建筑也在不断扩建，由此造成街道狭窄曲折，常被扩建的房屋阻断。

卡拉尼斯的房屋多以泥砖砌筑，为防止墙体开裂，多在房屋内部水平铺设泥砖，而在外部，泥砖则按“凹”字形排布，这种方法使外墙看起来有些下凹，但不会出现裂缝。得益于大规模的灌溉，诸如无花果树、棕榈树等树木得以种植，木材也被用于房屋建造。在多数房屋中，粗加工的树干每隔一段距离被嵌入砖砌的墙体层之间，利用锯掉树枝留下的不规则凸起防止泥砖移位。木材还广泛用于窗户、门道、橱柜，以及代替石头作为建筑物外部的边角加固材料。

卡拉尼斯房屋遗址

卡拉尼斯房屋建造中常使用木材

卡拉尼斯典型的民居为多层结构，地下室用于储藏谷物与工具，地面层围绕庭院展开生活空间，上层则通过连续的楼梯连通。房屋内部考古发现了大量凳子，却只有一把玩具椅，这与古埃及传统有关。在古埃及，椅子被视为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一般不会出现在普通家庭的陈设中，凳子是最常见的坐具。通常凳子采用三腿设计，以适应不平整的地面。桌子则设计成圆形桌面，这源于希腊和罗马的家具制作传统，与古埃及偏好矩形桌面的风格不同。

诸如陶罐和玻璃器皿之类的家居用品，会被放置在窗户下方、嵌入墙壁的壁龛里，壁龛通常配有搁板，另有一些工具类的物品则放在楼梯下方的空间中。在储物方面，考古还发现了各式各样、大小不同、材质各异的箱子和盒子。

各类灯具也在卡拉尼斯的房屋中被发现，比较典型的有三种：一类是陶土油灯，多放置于壁龛内，在许多房屋中可以明显看到被灯烟熏黑的墙壁；另一类是玻璃灯盏，悬挂或置于三脚架上，其在灯体下层注水形成冷却层，上层储油维持燃烧，通过水温调节来减少油的消耗，以延长照明时间；还有一类是带绳孔的陶制灯笼。

卡拉尼斯房屋内部的墙壁壁龛

房屋通常配有木制的门框和门扇，有些门还装有锁具，考古发现一件带有精密机关的罗马式门锁，其通过钥匙抬起三枚簧片解锁，展现了高超的榫卯技艺。

庭院是卡拉尼斯家庭活动的核心区域，兼具手工作坊、厨房与牲畜圈养的功能。庭院中散布着纺轮与织布机的零件（如综片、打纬梳），以及木工工具（如木槌、斧头、钻孔器）；常设有圆形陶制烤炉，工匠先在现场将陶土塑形成独立构件，分别烧制定型后进行组装，部分烤炉外围还会砌上泥砖墙来进行隔热；此外，还发现有食槽、带顶的饲料槽和畜栏。

卡拉尼斯出土儿童玩具

考古发现的孩童们的玩具展现了另一幅图景，这些玩具包括木制的马、鸟和其他动物形状，通常配有轮子，还有一些陶制玩偶，以及微型的凳子、小小的陶壶和小巧的木槌等。

宗教在卡拉尼斯的家庭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许多房屋中都设置了小型的神龛，放置着用青铜或陶土制成的小型雕塑，一些富裕人家住宅的墙壁上还绘有神灵。

信仰印记

位于卡拉尼斯南、北的两座神庙更能彰显出宗教仪式在这座城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神庙在建筑布局上延续了古埃及神庙的传统，这一点在南神庙的轴线设计上尤为典型：一条石砌步道引导信众穿过露天庭院，其后是象征“原始沼泽”的柱廊庭院，通过石柱模仿莎草丛的形态，隐喻创世之初的混沌水域，庭院后方是逐渐缩小的封闭空间，最终通向最神圣的内殿—一座高台祭坛，象征创世时从水中升起的“原始土丘”。

和南神庙相比，北神庙展现出了更强的功能性，在其外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刻写着一个希腊语词汇“topos”（意为“场所”），有考古学家推测这些标记可能划分了神庙周边的商业区域，暗示了宗教与各个行业之间的紧密关联。

南神庙遗址

在卡拉尼斯的众多崇拜中，作为法尤姆绿洲守护神的鳄鱼神索贝克（Sobek）占据着主导地位。南、北神庙供奉着这位神祇的不同化身：南神庙门楣上的希腊铭文明确提及“普涅费罗斯”（Pnepheros）与“佩特苏科斯”（Petesouchos），这两位分别代表了索贝克的两种神格，而在北神庙的内殿发现了鹰首鳄身的“索克诺派奥斯”（Soknopaios）雕像，这是索贝克与荷鲁斯神融合的独特形态。希罗多德记载了公元前5世纪底比斯和法尤姆绿洲的鳄鱼神崇拜活动，包括精心照料活着的鳄鱼，以及在它们死后对其进行木乃伊化处理。在卡拉尼斯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被埋葬在一起的鳄鱼木乃伊，南、北神庙的某些建筑特征也表明鳄鱼木乃伊被用于神庙仪式。首先，南、北神庙前厅的内墙深处都有壁龛，显然是用来存放木乃伊的；其次，南、北神庙的祭坛后面都设有凹槽，可能用于放置担架的末端；最后，在法尤姆绿洲其他供奉鳄鱼神的神庙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建筑特征。因此考古学家推测，每逢神庙举行仪式，这些木乃伊就会被安置在木制担架上，抬至高台祭坛接受信徒膜拜。

北神庙遗址

除了鳄鱼神索贝克，南、北神庙还容纳了希腊—罗马时期的其他神灵，反映了该时期埃及的文化交融。卡拉尼斯的居民对哈波克拉特斯（Harpocrates，即孩童形态的荷鲁斯神，象征新生与谷物丰饶）的崇拜尤为突出，仅在南神庙建筑群内就发现了不少于8尊该神的雕像，税收记录也表明卡拉尼斯专设一位祭司负责对该神祇进行祭祀。卡拉尼斯的粮仓和房屋内也发现了许多哈波克拉特斯的壁画以及雕像。伊西斯（Isis）女神崇拜在卡拉尼斯也十分普遍，北神庙的内庭有一尊伊西斯的大理石半身像，还有一幅来自私人住宅的壁画，画中伊西斯将婴儿哈波克拉特斯抱在胸前，表现了其作为母亲的形象。神灵塞拉匹斯（Sarapis）在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也极受欢迎，其崇拜在托勒密一世（PtolemyI，公元前305—前283年在位）时期引入埃及，作为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2—前30年）的宗教政策的一部分，结合了埃及传统神祇与希腊神祇的特征。北神庙发现了一座火祭坛，立面刻有塞拉匹斯、希腊宙斯（Zeus）、埃及阿蒙（Amon）与罗马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混合神像浮雕，体现了神祇融合的特点。

鳄鱼木乃伊壁龛，鳄鱼神索贝克是法尤姆地区的守护神

北神庙刻有混合神像浮雕的火祭坛

公元3世纪后，卡拉尼斯的南、北神庙逐渐荒废，地层中出现的十字架符号陶盘、羔羊纹灯盏与编织十字的亚麻碎片，昭示着基督教的兴起。然而传统并未彻底消失，在公元4世纪，学童们仍然会在破碎的陶片上练习书写埃及和希腊诸神的名字，这种信仰的杂糅状态持续至公元5世纪城镇废弃时。

卡拉尼斯遗址的考古以无声的器物与文献重构了古埃及希腊—罗马时期农业城镇的生活图景，从纸莎草契约中的税赋纠纷到民居庭院中的孩童玩具，从鸽舍的规模化养殖到神庙中的神祇融合，这座绿洲城镇的每一层沙土都在诉说着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与文化韧性。卡拉尼斯不仅是一座湮没于沙漠的古城，更是一面折射古代文明复杂性的棱镜，它提醒我们，历史的书写不应止步于王权与神庙，更需倾听市井街巷的絮语。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