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不论多么可怕，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整个世界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巴以冲突不断，愈演愈烈，五次中东战争的犹在眼前，“建国八十年魔咒”似乎将再次应验……究竟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谁才是入侵者？巴勒斯坦人的未来又在何处？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史书就给出了答案。

善意换来的，是永无止境的战争？

当阿拉伯人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接纳因纳粹迫害而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时，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是救苦救难的“农夫”。

可他们未曾料到，自己迎接的，是一条正在冬眠、等待时机苏醒的“毒蛇”。

回溯历史，犹太民族的确曾遭受深重苦难，公元135年，罗马帝国镇压犹太人大起义后，系统性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开启了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

他们在欧洲被驱逐，在俄国遭屠杀，在德国被送进集中营，每一次迫害，都在强化一个信念：我们必须回到故土，重建属于自己的国家。

这份执念催生了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知识分子提出，要建立一个犹太人主导的国家，而最理想的土地，正是他们口中的“应许之地”——巴勒斯坦。

问题是，这片土地早已不是无主荒原。

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扩张以来，阿拉伯人已在巴勒斯坦繁衍生息超过一千三百年。他们耕种土地，修建清真寺，建立城市，形成了稳定的社群与文化认同。

当犹太移民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大规模涌入时，当地阿拉伯人最初并未激烈反对。二战期间，许多阿拉伯家庭甚至收留了逃难的犹太人，给予食物与庇护。

然而，随着犹太移民数量激增，土地被大量购买，阿拉伯人开始感到生存空间被挤压。1947年，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将总面积2.6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其中1.5万平方公里划归仅占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被阿拉伯世界视为赤裸裸的不公。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当天，周边阿拉伯国家联合出兵，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自此，战争循环开启。五次中东战争，数十万平民死亡，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亡海外，形成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难民危机。

以色列越战越强，背后有美国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越打越弱，只能依靠零星抵抗组织进行自杀式袭击。

这像极了那个古老的寓言：农夫在雪地中救起一条冻僵的蛇，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它，结果蛇苏醒后反咬一口，农夫含恨而终。

阿拉伯人曾是那个农夫，他们收留了被迫害的犹太人，却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与尊严。

而以色列，是否真的只是自卫反击？还是早已从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历史的镜鉴，早已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政治的残酷。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如果说巴以冲突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那么中国历史上最相似的案例，莫过于唐朝对东突厥的羁縻政策。

贞观四年，大唐名将李靖夜袭阴山，一举击溃东突厥汗国，俘虏颉利可汗，十万突厥部众归降。

如何处置这些战败民族，成为朝堂热议焦点。

有人主张将突厥人拆散安置于内地，逐步汉化；有人则认为突厥野性难驯，应驱逐塞外，永绝后患。

最终，唐太宗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实行羁縻政策——保留突厥部落建制，允许他们在河套地区游牧，封赏贵族官职，授予军权，使其成为唐朝北方屏障。

听起来是怀柔与智慧的结合，实则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

起初，政策似乎奏效。突厥贵族感激天恩，纷纷效忠朝廷，甚至有数百人进入长安担任禁军将领。

可仅仅五年后，隐患初现。贞观十三年，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结社在皇宫任职期间，趁唐太宗出巡，策划宫廷政变，意图刺杀皇帝。

阴谋败露，震惊朝野。唐太宗这才意识到：厚待未必能换来忠诚，恩养反而可能滋生野心。

他下令将突厥部众迁至漠南，加强监管，但为时已晚。

唐高宗继位后，突厥贵族骨咄禄于公元682年起兵反叛，重建后突厥汗国，迅速席卷漠北，成为唐朝百年边患。

更致命的是，大量突厥人早已渗透进唐朝军事体系。安禄山、史思明皆为胡人将领，手握重兵，熟知唐军布防。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八年的大动乱几乎摧毁唐朝国本，而叛军主力正是由突厥、契丹、粟特等胡人组成。

史学家陈寅恪曾痛心指出：“安史之乱，实为羁縻政策之恶果。”

唐朝本想以仁德化异族，却因过度信任与权力下放，最终养虎为患。

这与今日巴以局势何其相似？

当年阿拉伯人允许犹太人移民、购地、参政，甚至让他们进入政府与军队，本意是共存共荣。

可以色列建国后，不仅未与巴勒斯坦人共享权力，反而通过军事手段不断扩张领土，修建隔离墙，实施封锁政策。

加沙地带如今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两百多万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与恐惧之中。

而哈马斯等组织的极端化，某种程度上正是长期压迫下的反弹。

就像唐朝纵容突厥贵族掌兵，最终引发安史之乱；阿拉伯世界当年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容忍，是否也在无意中，为今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韵。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出自《左传》，常被后人批评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它揭示的是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

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教训不止一例。

明代大太监刘瑾专权时，文人李梦阳上书弹劾，反被下狱。同乡康海为救好友，不惜低头向刘瑾求情，终使其获释。

三年后刘瑾倒台，康海却因曾与其交往而被削职为民。更令人寒心的是，曾被他救下的李梦阳，竟未发一言相助。

此事深深刺痛了他们的老师马中锡，遂写下《中山狼传》——东郭先生救狼，狼脱险后却要吃他。老者设计将狼骗回袋子，才救下东郭先生。

这则寓言，正是对“恩将仇报”最生动的诠释。

再看宋末泉州蒲寿庚案。蒲氏家族受南宋厚恩，掌管市舶司，富可敌国。可当元军南下，他却背弃宋室，屠杀三千宋军，助元灭宋。

元朝覆灭后，他又反叛元廷，割据一方，终被明朝将领陈友定剿灭，全族遭屠。

明太祖朱元璋因其背叛行径，下令将其后人打入贱籍，男为奴，女为娼，遗骸被掘出鞭尸。

这些案例无不说明：当利益超越道义，忠诚便如浮云。

回到巴以问题，我们是否也能看到类似的逻辑？

犹太人曾被埃及收留，却在战时倒戈；依附亚述，又在争霸中背刺盟友；在罗马治下反叛，招致千年流散。

而当他们重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再次伸出援手，结果换来的却是家园被夺、世代为奴。

这是否意味着，某些民族因长期流浪，形成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与排他性？是否正因为“无根”，才更渴望“绝对安全”？

以色列的安全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防御哲学。它不相信和平协议，只相信军事优势。

可这种安全观，却让巴勒斯坦人陷入绝望。绝望催生极端，极端引发报复，报复再招致更严厉的镇压——一个永无止境的暴力循环。

唐朝曾幻想以德服人，结果突厥反噬；阿拉伯人曾试图包容共存，结果犹太复国主义步步紧逼。

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没有对等的实力，善意只是软弱的代名词。

但反过来说，一味依赖武力压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

以色列拥有中东最强的军队，却从未获得真正的安全。每一次导弹袭击，都在加深双方的仇恨。

真正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如何打破这个悲剧的闭环。

信息来源：

《旧唐书·突厥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至卷二百一十七

马中锡《中山狼传》

《宋史·蒲寿庚传》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文件

法国总统府官网2025年9月22日声明

中东历史研究文献《巴以冲突五十年》

唐代羁縻政策研究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