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灯是亮着的，她不敢喊腿也不动，她怕哭出声，怕影响队伍行军，怕再也迈不开步子。

她只能盯着那扇窗，窗内的人影静静的，剪在窗纸上，不动，却像随时会被擦掉的灰。

这一夜过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她母亲。

戴觉敏的世界，从十四岁就不属于家了

1932年，父亲被抓，牺牲消息传来时，她还在街上发传单。

她是偷偷参加的，穿着学生装，躲进人群里喊口号，戴雪舫是红安有名的“戴老师”，那时候家里人都说，女孩子不要沾这个，她偏不信。

父亲出事那天晚上，她没回家，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掩护转移，“没留下什么遗言，只说让女儿别怕。”

她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她母亲石兰英，是个瘦小的女人，满头长发从不盘，披着就去菜地摘菜。

父亲牺牲后，她一句没哭，只把厨房门关上，把旧米缸里的最后一把米熬了粥。

“你走吧，先跟部队走。”母亲说这话时眼睛没抬，“饭你吃完了就快走。”

她咬着碗沿哭，母亲只说了一句：你爹就是这么走的。

红安戴家村，一个家里出了14个红军，10个牺牲，戴觉敏活着，是唯一的幸存者。

她的叔叔戴元初，牺牲时不满二十，弟弟戴觉先，走散后再无音讯，堂兄被押走，没两天消息断了。

只有她，成了红军医院的护士，跟着走过了雪山草地，活到了解放以后。

她是“七仙女”之一，这不是神话，是代号，红二十五军总共只有7个女兵编进随军医院，全是十几岁的姑娘。

“你看着像十二岁。”带队干部盯着她说。

“十四。”她站得笔直，脸上泥水混着血。

“家里还有人？”

“有，娘还在。”

“想回去看吗？”她愣住了。

那年冬天，她们接到命令，医院往军部方向转移，戴觉敏发现路线上要经过戴家村，她看着地图不说话，手上的纱布一层一层缠。

她心里一直想，能不能看一眼家。

1934年11月，天刚黑透，队伍悄悄从村边穿过，不点灯，不出声。

她走到村头，看到自家窗户透着灯光，人影晃了一下，纺线轮在转，那是她母亲。

她一步也没往前挪，她知道，只要她一叫，屋里的人就会跑出来，她也就走不了了。

后面一个护士低声问：“你没事吧？”她摇头，鼻子发酸。

“快走，后面是地主的团丁巡逻。”带队军官催了一声，她咬牙转身，窗户还亮着。

那一夜，她哭了整整五公里，嘴里咬着手背，不敢出声。

第二天醒来，她母亲还在窗边吗？没人知道。戴觉敏永远没再见过她母亲。

“你们留下吧。”军部发话时，七个女护士全愣了。

发给她们每人一个大洋，意思是：你们别上路了，太危险，回去找户人家躲起来。

戴觉敏接过那枚银元，没说一句话就扔了，“我们跟到底。”她说。

有人哭了，说腿上有伤，有人犹豫，说怕爹娘担心。

徐海东来了，他站在帐篷门口，看了她们一眼：“走不走，你们自己说，走，就是活命跟着大家一起活，死，也别落在后头。”

没人再吭声，那天晚上，七个人都绑好了绑腿，谁也不落队。

医院不是安逸之地，是随时准备背人逃命

那时候的“医院”，不是砖瓦房，也不是固定营地，就是几床被褥，一口药锅，一担担子。

担子里放着纱布、针线、草药，还有伤员的血衣。

打仗的时候，她们在山沟子里缝伤口，敌机一来，先扛人，再背锅，再撒腿跑。

“我十几岁的时候，背过一个大男人五里地，边跑边哭，后来那人也没活。”她说得平静。

红军行军快，有时候一走三十里，“你腿慢，就被留在山沟里了。”

她腿伤是桐柏山突围时留下的，那次山路塌方，她滑下去，一条腿卡在石头缝里，同行的曹宗楷扒着她的胳膊拖了出来。

曹宗楷后来得了伤寒，死在草地上，她哭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行军。

她不敢回头，那扇窗她梦里都见过

不是她不想回去，是她回不去了。

她离开戴家村后，红军在大别山一带连打了三场突围战，她几次扛着担架滚下山沟，两次摔伤，没停。

“一停就掉队了，掉队就是死。”她一边咬牙包扎手腕，一边抹掉血。

到了陕南，她们睡在岩洞里，有天夜里她突然坐起来，冷汗直流，梦见那个窗户还是亮着，母亲站在纺车边，不说话。

她第二天病了，高烧39度，躺了三天，药不够，同伴拿湿毛巾敷她额头，“你别烧傻了，我们还得靠你包扎。”

她睁着眼一夜没睡，手里紧攥着一枚纽扣，是她娘缝在她衣服里头的，旧布包着，线都发黄了。

1950年，她终于回去了。

那时候已经是建国后，她跟随随军医院驻扎湖北，下放探亲的机会，她第一个报了名。

回村那天，天是灰的，没人放鞭炮，她走到自家门前，一脚踏进断掉的门槛，觉得鞋底都空了。

屋子空着，墙上钉的那根钉子还在，以前她娘在上面挂水壶，她站了很久，没说话。

邻居姓李，是个瘸腿老汉，认出她来。

“是你啊，戴家的那丫头。”

“我娘呢？”

李老汉抿了口烟，“走了，早走了，你走了后两个月，‘还乡团’来了，她被抓出去跪了整天，后来撵出去了，听说死在北岭。”

“埋在哪？”

老汉低头，“没人知道，那年死的人太多了。”

她头晕了一下，扶住墙。

“她是怎么撑的？”

“白天讨饭，晚上就睡别人鸡窝边，你娘从来不求人，她不叫，也不哭，就一口咬着牙撑。”

“后来呢？”

“冬天太冷，雪封山，她就没再出来。”

她那天晚上没吃饭，她坐在屋里，一只老猫从窗棂跳进来，她没赶。她摸着墙角那块没塌的地砖，那是她小时候铺的，一块块自己踩实的。

第二天一早，她把母亲的围裙叠了，放进背包，她跪在槐树下磕了三个头。

“像我们这样的家，在红安成千上万”

她从不讲自己多伟大，她说：“我们那时候死，是常事，活，是意外。”

在她眼里，那些死去的人更值得被记住。

“我娘、我弟、我叔、我堂哥，全没了。”

“你知道他们怎么死的吗？不是战场上，是饿死、累死、病死、冻死的。”

她讲“七仙女”，“七个护士，穿一样的衣服，走一样的路，背一样重的担子。”

“曾纪兰走到甘肃，脚都烂了，袜子脱不下来，血粘着肉。”

“我们晚上睡觉，两人挤一床破棉絮，棉絮一翻，跳蚤都要先跑。”

“你睡不好，第二天你走不动，走不动就扔在雪地里。”

她还记得那年冬天，西安附近，一场雪走死三人。

她包着脚布，肚子饿得空响，冷风从衣角钻进去，钻到骨头缝里，“我就想着，娘是不是也冷。”

她没法想太多，每走一段，就死一个，最后“七仙女”只活下来仨。

曾纪兰后来精神出了问题，她回家那天，在自家屋外绕了一圈，不敢进门，谁劝也没用。

还有一个下肢瘫痪，靠轮椅生活。

戴觉敏是唯一能正常行走、能说话、能照顾自己的。

“有人说我们是幸存者，我不信，我们是替死者活着。”

她常说一句话：“像我们这样的家，在红安成千上万。”

红安出了14万红军，活到解放的，不到两万。

她的记忆，不是书本上的，是血，是土，是一个女人站在窗前的剪影。

晚年，她住在干休所，偶尔有学生来访，问她问题。

有一次，小姑娘问：“奶奶，你最想再看见谁？”

她停了一下，说：“我不敢梦见她。”

“她要是开口问我，你那天为什么不叫我一声，我该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