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黄帝子少昊孙的“一目国”

石峁遗址与“一目国”：考古与古史的互证研究

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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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秃尾河流域，是目前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城遗址。其宏伟的石筑城墙、宫殿基址、祭祀台与大量玉器、石雕人像，使其被誉为“中华第一城”。长期以来，学界多将其定位为“区域性聚落中心”或“夏文化早期城址”。然而，这种解释无法充分说明其独特的图腾符号与人像艺术。

本文在系统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文献记载，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石峁即古史文献中记载的“一目国”，其统治者为黄帝之孙、少昊之子阿威。这一论断不仅为石峁的族属归类提供了新的答案，也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与“五帝世系”重构提供了实证支撑。

文章分为八章：从石峁遗址概况出发，逐步展开对“一目国”族群记忆、玉器文明、鹰图腾信仰、人像艺术、族群冲突与衰落、与夏王朝格局关系、以及五帝世系历史定位的系统分析。结论认为：石峁并非孤立的区域文化，而是“五帝时代”下真实的方国政治中心，其文明遗产深刻影响了夏殷文明，是中华早期王朝之下方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石峁遗址；一目国；少昊；阿威；玉器；鹰图腾；祖先崇拜；五帝世系

引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秃尾河流域，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大的古代石城遗址，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自 1970 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对石峁的发现与研究不断深入，出土的石雕人像、玉器、鹰图腾符号和宫殿遗迹，使其成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窗口。然而，石峁在文明谱系中的定位长期存在争议。主流考古学界多以“区域性中心聚落”或“夏文化早期城址”予以界定，却未能充分解释其独特的宗教符号、图腾崇拜与文献中“一目国”记载的高度契合。

翁卫和提出，石峁遗址即古代“一目国”的所在，其统治者为少昊之子阿威，黄帝之孙。这一论断突破了将石峁单纯视为“史前城址”的局限，而是把它纳入“五帝世系”的历史框架之中，强调它在黄帝、少昊、颛顼之间族属更迭中的重要性。石峁不仅是宏大聚落的物证，更是族群迁徙、祖先崇拜与文明冲突的历史见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考古资料与古史文献的互证，重构石峁的真实历史定位。文章第一部分将综述石峁遗址的基本情况与考古成果，随后逐步展开对“一目国”族群记忆、玉器文明、鹰图腾信仰、祖先崇拜、族群冲突与衰落、夏王朝格局中的边缘化、五帝世系重构等方面的深入讨论。通过这些分析，本文旨在说明石峁文明并非孤立，而是中华早期王朝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一章 石峁遗址概况与考古成果

1. 地理位置与规模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秃尾河流域，是目前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石筑城址。遗址背靠毛乌素沙地，南接黄土高原，西望鄂尔多斯草原，东临黄河支流，地处农耕与游牧交汇地带。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既能吸收中原农耕文化的养分，又能与草原游牧文化互动交流。

整个石峁遗址分为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其中，位于核心区域的皇城台面积达 90 万平方米，高踞中央，居于制高点，成为统治与祭祀的中心。这种以宫殿为核心、层层外扩的城址形态，显示出它并非普通聚落，而是具备早期方国都城性质的宏大遗址。

2. 城址结构与防御体系

石峁遗址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其雄伟坚固的石砌城墙。考古发掘表明，城墙以巨型石块垒砌而成，厚度可达数米，高度保存部分仍在 8 米左右。遗址的城门设计极具防御性，部分城门呈曲折形，配合角楼、壕沟等设施，形成了层层设防的格局。这种石质城防在同时期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显示石峁在防御战争与权力控制上的高超水平。

此外，考古学者还发现石峁外城与内城之间存在复杂的道路系统，部分道路连接城门与祭祀区，具有明确的功能性。这表明石峁不仅是军事要塞，同时也是一座规划严整、秩序井然的城邑。

3. 宫殿与祭祀建筑

石峁的皇城台是权力与宗教的核心区域。考古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分布于此，台基宽阔，柱洞整齐排列，夯土墙体显示其曾为高大宏伟的建筑。考古还揭示了多处祭祀设施，包括祭坛、台基和与祭祀相关的人骨与兽骨堆积。这些迹象表明，石峁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还是宗教仪式和祖先崇拜的重要场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骨显示出切割痕迹或焚烧痕迹，可能与祭祀牺牲有关。这说明石峁的祭祀活动具有高度制度化与威慑性，反映了宗教与政权的紧密结合。

4. 出土文物

石峁遗址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其中玉器与石雕人像尤为重要。

• 玉器：包括玉璧、玉戈、玉刀、玉人头像、玉鸟等，雕琢精美，体现出高超的玉工技艺。其形制和符号与黄帝、少昊、颛顼等传说中涉及的礼器传统相呼应。

• 石雕人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带有鹰眼、突鼻、甚至“独目”特征的石雕人像，被学者解读为“一目国”的象征物。这与文献中记载的少昊后裔、阿威为首的“一目国”相吻合。

• 其他遗存：还发现了彩绘陶器、骨器、蚌器、青铜石范等。这些遗存不仅显示出石峁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还说明其在文明交流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5. 石峁考古的意义

石峁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论”的框架，揭示出中华早期文明的多元并立格局。翁卫和提出，石峁正是古代“一目国”的都城，其统治者少昊之子阿威为黄帝之后。这一族属身份，与石峁出土的鹰图腾、玉器体系、人像雕刻高度契合。

因此，石峁不仅是考古学上的“中华第一城”，更是古史传说与考古实物互证的重要节点。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五帝世系”与文明起源格局的关键证据。

第二章 石峁与“一目国”的族群记忆

1. 一目国的文献记载

关于“一目国”的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一目国，其为人一目居中。”在古人看来，“一目”并非单纯的怪诞传说，而是族群符号化、图腾化的表现。文献中“一目”的描述，多与黄帝、少昊的后裔相关，象征特定部族的神秘性与族属特征。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少昊为黄帝之子，其族系散布于西北，部分后裔因形象或习俗独特，被称为“一目”。这类记载虽带有神话色彩，却反映出族群在史前社会中的自我象征与他者认知。

翁卫和认为，“一目国”并非虚构，而是古史对石峁政权的一种记忆。石峁出土的独目、鹰眼石雕人像，正与“一目国”的族群特征相吻合，是文献与考古的直接互证。

2. 石峁人像与“一目”的考古印证

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数量众多，形态各异。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面部突兀、鹰眼高鼻，甚至仅具单眼特征的人像。

• 独目特征：部分石雕头像眼部处理极为特殊，仅表现出一个圆睁的独眼，正与“一目国”的记载相契合。

• 鹰眼高鼻：石雕常见鹰眼般的深陷与锐利，表明其图腾与信仰系统紧密相关。

• 仪式性功能：这些人像多分布于皇城台及祭祀区，说明它们具有宗教与象征意义，或用于祖先崇拜与王权合法化。

因此，石峁石雕人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族群身份与“一目”记忆的物质载体。

3. 黄帝、少昊与阿威：族群传承

根据《帝王世纪》《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之后，少昊为子嗣，其子阿威曾于西北建国，史称“一目国”。这一族群与石峁的地望、年代、考古符号高度契合。

• 族源传承：黄帝族系中的少昊以鸟为图腾，而石峁鹰图腾的考古证据正与之呼应。

• 阿威建国：阿威被记为少昊之子、黄帝之后，是“一目国”的开国者。石峁作为西北宏大石城，与此族群记忆吻合度极高。

• 族群冲突：文献记载阿威之国后被中原势力压制，最终衰落。石峁遗址在约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突然废弃，正是这一记忆的考古印证。

翁卫和强调，石峁的族属必须纳入“五帝世系”考量，而非孤立的“区域文化”。它与黄帝、少昊的血统传承形成内在逻辑。

4. 玉器文明与祖先崇拜

石峁玉器体系发达，其中玉人、玉鸟、玉刀、玉璧等，都与黄帝、少昊族系的礼器传统高度一致。

• 玉鸟与少昊：少昊被称为“鸟官之长”，其族群以鸟为图腾。石峁玉鸟即为这一传统的物证。

• 玉刀与权力象征：石峁出土的七孔玉刀，与殷商礼器体系相承，是“生杀大权”的象征，显示出王权性质。

• 祖先崇拜：玉人头像的出土，显示石峁人对祖先形象的物化与神格化，进一步强化了“一目国”族群记忆。

这些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充，共同揭示石峁文明的族群身份。

5. “一目”的象征意义

“一目”并非单纯生理特征，而是一种族群符号：

• 神圣独特：在古人观念中，“一目”象征神祇的特异与非凡。

• 族群标识：通过“独目”雕像，石峁人强化了族群与他者的差异，彰显其独立地位。

• 文明记忆：后世文献将其神话化，正是对石峁文明的历史追忆。

翁卫和指出，“一目国”即石峁，是中华文明起源格局中不可忽视的支点。

第三章 石峁的玉器体系与文明属性

1. 玉器在石峁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石峁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玉器，包括玉璧、玉戈、玉刀、玉鸟、玉人头像等，其工艺精湛、类型多样，显示出石峁在玉器制造与使用上的高度发达。这些玉器不仅是装饰品，更是礼制、权力和宗教信仰的物化载体。

在中华文明早期，玉器被赋予了“通神”的属性，象征天地、祖先与王权的沟通。石峁的玉器体系，与良渚、红山、二里头等文化遗址中的玉器相呼应，但又展现出独特的区域性风格。这说明石峁在玉文化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2. 玉璧与天地祭祀

玉璧在石峁出土较多，其形制扁平、圆形，中间有孔，常用于礼仪祭祀。在古代礼制体系中，玉璧常与“礼天”相连。石峁的玉璧雕工精细，部分玉璧上还有纹饰或残留红色涂料，显示它们在祭祀中曾经使用过。

这与《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的“以苍璧礼天”相吻合，说明石峁的祭祀体系已经具备“以玉通天”的理念，其王权通过祭天活动获得合法性。

3. 玉刀与生杀大权

石峁遗址出土的七孔玉刀，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器物。它不同于实用工具，而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礼器。七孔玉刀在形制上与殷墟出土的权力礼器相呼应，象征着掌握“生杀之权”的天子地位。

翁卫和指出，玉刀正是“天子器”的前身，是石峁作为国都的重要证据。它不仅体现了石峁的政治属性，也说明这里的统治者自认拥有最高权力。

4. 玉鸟与图腾信仰

石峁遗址中发现的玉鸟，形态简练、意象鲜明。鸟类在中华早期文明中有着特殊地位，少昊氏族即以鸟为图腾，被称为“鸟官之长”。石峁出土的玉鸟，很可能与少昊族群的图腾崇拜有关。

这种鸟形玉器，与红山文化的玉鸟、良渚文化的神鸟符号相呼应，说明中华文明早期的鸟图腾崇拜具有连续性。石峁的玉鸟，则强化了它与少昊、阿威族系的联系。

5. 玉人头像与祖先崇拜

石峁出土的玉人头像，多为小型雕刻，五官清晰，眼睛尤为突出。这些玉人头像被认为是祖先的象征，可能用于祭祀活动。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玉人头像的出土，显示石峁人通过玉器来表达对先祖的敬畏与依赖。

这些玉人头像，与石雕人像共同构成了祖先崇拜的物质体系：石雕作为“庙像”供奉于祭祀区，玉人作为“携带之像”随身或随葬，以维系族群与祖先的精神联系。

6. 石峁玉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

• 与良渚文化：良渚以神人兽面纹玉琮闻名，重在神权象征；石峁玉器则更偏重祖先与权力的象征。

• 与红山文化：红山的玉龙强调图腾特征，石峁的玉鸟则更具体地指向少昊族群。

• 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玉器数量有限，偏向礼器雏形；石峁的玉器体系更为完整，显示其在礼制体系中的独立性与先导性。

这种对比表明，石峁玉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华文明玉文化谱系的重要节点。

7. 文明属性的再认识

石峁玉器体系的高度发达，表明这里不仅是区域中心，更是早期国家的礼制中心。它的玉器所体现的祭天、图腾与祖先崇拜，说明石峁文明已经进入“方国—宗教—礼制”高度融合的阶段。这一特征，使石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聚落”，而具备“方国文明中枢”的属性。

翁卫和认为，石峁的玉器文明正是“一目国”的物质支撑，是黄帝、少昊族群文明的延续与彰显。它不仅见证了族群的辉煌，也为后世夏、殷文明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石峁的鹰图腾信仰与王权象征

1. 鹰图腾在石峁遗址中的考古证据

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鹰类特征的雕像与图形：

• 石雕人像的鹰眼特征：石峁石雕头像往往双眼深陷，锐利如鹰，表现出目光炯炯、威严不凡的形态。这种艺术特征并非偶然，而是对族群图腾的具体再现。

• 玉鸟与鹰形器物：在玉器出土品中，部分玉鸟形态并非普通水鸟，而更接近猛禽，尤其是鹰类。它们常被视为族群图腾或王权象征物。

• 壁画与彩绘痕迹：考古发掘发现部分建筑遗存中有彩绘残迹，其中红、黑色纹饰与鹰羽图案相似，显示鹰在石峁社会的象征地位。

这些遗存共同指向：鹰在石峁文化中，不仅是自然崇拜的对象，更是族群与政权的象征符号。

2. 鹰图腾与少昊族系

古代文献多次记载少昊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少昊挚之立也，鸟名官。”意即少昊王朝以鸟命官，形成完整的鸟官体系。这说明少昊族群的政治与宗教生活，都与鸟图腾密切相关。

石峁遗址的鹰图腾，正可视为少昊族群信仰的延续。翁卫和认为，石峁即少昊子阿威建立的“一目国”，其统治象征便以鹰为核心。鹰既代表少昊族群的祖先信仰，也寓意政权的至高无上。

鹰的威猛与高翔，象征统治者的权威与超越；鹰的锐目，则象征“洞察万物”的政治智慧。这些观念通过石雕与玉器的物化表达，构成石峁文明的精神核心。

3. 鹰图腾与祖先崇拜

在石峁遗址的祭祀区，人骨与动物骨骼被发现与鹰类符号并置，这表明鹰不仅是自然神祇，也是祖先化身。石峁人可能通过鹰来传递祖先的意志，使其成为沟通天地与祖灵的媒介。

这种“祖先化的图腾”，与后世殷人“玄鸟生商”的信仰有内在联系：二者都以鸟类作为祖先的象征。石峁的鹰图腾，正是中华文明“鸟图腾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4. 鹰图腾与王权合法性

石峁的鹰图腾，不仅体现宗教信仰，更直接服务于王权合法性建构：

• 鹰人像的威慑性：大型鹰眼人像被置于城门、宫殿区域，用以震慑来者，彰显政权的神圣性。

• 鹰与军事权力：鹰是猛禽，象征武力与征服，石峁以鹰为图腾，表明其政权以军事强权为基础。

• 鹰与“天命”观念：鹰能飞翔天际，象征统治者与天道沟通的能力。这种观念与“君权神授”相契合，是石峁政权的宗教基础。

翁卫和指出，鹰图腾不仅是族群标识，更是石峁政权运作的核心符号。通过鹰图腾，石峁人将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与政治权威融为一体。

5. 鹰图腾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地位

鹰图腾并非石峁独有，而是中华文明早期普遍存在的鸟图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红山文化玉鸟：以鸟类为象征，展现祖先与图腾崇拜。

• 石峁鹰雕：以鹰为核心，强化军事与王权的属性。

• 殷商玄鸟：以“玄鸟”为族源，构建宗教与血统的合法性。

这种连续性表明，中华文明的鸟图腾信仰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而石峁的鹰图腾，正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它既继承了红山的鸟图腾传统，又为殷商“玄鸟生商”提供了前史背景。

6. 小结

石峁的鹰图腾信仰，不仅仅是自然崇拜，更是族群身份与王权象征的集中体现。它与少昊族系的血统记忆高度契合，成为“一目国”得以存在的文化核心。通过鹰的意象，石峁社会将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与政治权威结合，奠定了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

好的，下面为您撰写 第五章《石峁的人像艺术与祖先崇拜》。这一章将聚焦石峁遗址出土的人像雕刻及其与祖先崇拜、宗教仪式的关系，并结合翁卫和的研究观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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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石峁的人像艺术与祖先崇拜

1. 石峁人像的考古发现

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石雕人像，这些人像多为头部雕刻，形态生动，具有高度象征性。其主要特征包括：

• 面部夸张：眼睛大而深陷，部分为鹰眼式的锐利造型；鼻梁高挺，口唇厚重，表现出强烈的威慑感。

• 独目特征：个别人像仅刻画一只眼睛，正与文献中记载的“一目国”相契合。

• 尺度差异：人像大小不一，有的仅为手掌大小，有的接近真人比例，显示其用途既有随身信物，也有祭祀陈设。

• 雕刻工艺：以砂岩、石灰石为材，雕刻精细，部分人像表面残存彩绘痕迹，说明曾被用于特定礼仪场景。

这些人像的分布区域多集中于皇城台及祭祀区，说明它们的使用与王权、宗教密切相关。

2. 人像的象征意义

石峁人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承载着丰富的宗教与政治象征。

• 祖先象征：人像可能代表已故先祖的形象，是族群纪念与祭祀的核心媒介。

• 神灵化身：部分人像具有非现实化的特征（如独目、鹰眼），象征祖先与神祇的结合，是“祖神”形象的具象化。

• 权力符号：大型人像可能被安置在宫殿或城门区域，以示威慑，强化统治者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翁卫和指出，这些人像不仅体现石峁人的祖先观，还映射了其政权合法性建构过程。通过“雕像—祖先—神祇”的联系，石峁人将政治与宗教有机结合。

3. 人像与祖先崇拜的关系

在中华文明早期，祖先崇拜是维系族群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机制。石峁人像的考古资料表明：

• 随葬与庙供：小型人像多见于墓葬中，象征先祖随侍在侧；大型人像则出现在祭祀区，用于庙祭和仪式性活动。

• 牺牲与人像并置：部分祭祀坑内同时出现人像与人骨，显示人像作为祖先象征，与真实的祭祀牺牲相结合，形成复杂的宗教仪式。

• 族群记忆的物化：通过雕刻人像，石峁人将族群的历史与记忆固定在物质形态中，使其得以代代相传。

这种祖先崇拜的模式，与后世殷墟宗庙遗迹的“重屋”制度有高度连续性。可以说，石峁为中华祖先崇拜与宗庙文化提供了早期范式。

4. 人像艺术与中原的差异

与中原地区同期的陶寺遗址相比，石峁人像的宗教性更为浓厚：

• 陶寺：以观象台、墓葬等级反映政治权力，却鲜见如此大规模的人像艺术。

• 石峁：人像成为祭祀与祖先崇拜的中心，说明其宗教与艺术活动更具象征化。

这种差异表明，石峁在文明格局中更偏向“帝宗教—图腾型文明”，而陶寺则更具“王朝后裔—制度型文明”的特征。二者的对比，正好印证了翁卫和提出的“盘龙城—陶寺—石峁互证文明格局”的观点。

5. 人像与后世文明的联系

石峁人像艺术不仅属于本地文化，也对后世文明产生了影响：

• 与殷墟青铜人像的联系：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常见祖先与神灵形象，显示出石峁人像崇拜的延续。

• 与三星堆的对应：三星堆大立人像、青铜神面，均与石峁人像存在象征性相似，说明西北与西南文明之间可能存在交流。

• 与中原宗庙制度的结合：二里头、二里岗的礼器体系，虽偏重青铜，但其背后“祖先祭祀”的核心理念，正与石峁人像崇拜一脉相承。

6. 小结

石峁人像艺术，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雕刻形式，更是祖先崇拜与王权合法性的物质化体现。它在中华文明谱系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既承继了红山、良渚的图腾艺术传统，又为殷墟宗庙与三星堆神像提供了早期范式。翁卫和认为，这些人像正是“一目国”族群祖先崇拜的实证，见证了石峁文明在中华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重要角色。

第六章 石峁的族群冲突与衰落

1. 石峁的繁盛与挑战

石峁在公元前 2200 年左右达到鼎盛，拥有雄伟的城墙、宫殿、祭祀中心和庞大的手工业体系，显示出它作为“一目国”核心都城的繁荣景象。然而，考古揭示石峁在数百年后突然衰落，整个城址在短时间内被废弃。这种断裂并非自然演化，而极可能与族群冲突和外来势力压制有关。

2. 考古迹象中的冲突痕迹

在石峁遗址发掘中，发现了若干重要线索：

• 火烧痕迹：部分城墙、宫殿遗迹有明显的火烧痕迹，显示曾遭遇大规模破坏。

• 暴力迹象：祭祀坑和墓葬中，有的人骨带有砍击、切割痕迹，可能与战争或祭祀中的暴力行为相关。

• 突然废弃：石峁的居民似乎在短期内放弃了这一宏大城址，未见有延续性的新建工程，表明城市在剧烈冲突中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

这些考古现象共同指向：石峁的衰落不是缓慢的“自然衰败”，而是外力冲击导致的快速毁灭。

3. 文献中的族群冲突记忆

古史文献提供了佐证：

•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少昊族系逐渐被颛顼、帝喾等势力取代，原有部族或被削弱，或被边缘化。

• 《山海经》提到“一目国”终为其他族群所灭，是族群冲突的神话化记忆。

• 《竹书纪年》载，夏、殷兴起过程中，不断有对周边方国的征伐，这可能就是石峁被摧毁的历史背景。

翁卫和认为，石峁作为少昊后裔阿威的国度，在华夏王朝格局形成中遭到压制，最终在族群斗争中消失。

4. 夏初王朝的扩张与石峁的边缘化

石峁的衰落，正好对应夏王朝的形成与扩张。夏启建立世袭制后，开始对周边部族与方国施加强力控制。在这一过程中，石峁作为西北强国，极可能成为夏王朝扩张的对象。

这种背景下，石峁被战争摧毁，族群或被同化，或被迫迁徙。石峁文明由此退出历史舞台。

5. 石峁的遗产与延续

尽管石峁灭亡，但其文化遗产并未消失：

• 祖先崇拜：石峁的人像传统在后世殷墟、三星堆得以延续。

• 图腾信仰：鹰图腾的象征性，转化为殷人“玄鸟生商”的族源记忆。

• 礼器制度：石峁玉刀、玉鸟等礼器传统，为后续夏殷礼制提供了雏形。

换言之，石峁虽因族群冲突而衰落，却通过文化传承，融入了后世更大的文明格局。

6. 小结

石峁的衰落，既是族群冲突与王朝更替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缩影。它的消亡标志着“五帝时代”某一支脉的终结，同时也为夏、殷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养料。翁卫和指出，理解石峁的衰落，不仅是考古学的问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格局演变的重要线索。

第七章 石峁与夏王朝格局的关系

1. 夏王朝的兴起与地缘格局

根据《史记·夏本纪》与《竹书纪年》记载，夏启建立了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政治中心主要位于西南地区。然而，在夏初阶段，整个华夏世界并非单一政权，而是“王朝 + 方国”并立的格局。夏王朝虽居于西南，但其统治范围尚未完全覆盖西北、中原和东方。

石峁的繁盛与夏王朝初期几乎同时，这就意味着石峁与夏王朝并存，且在地缘上处于王中心政权的西北边缘。其位置使它既可能成为夏的竞争对手，也可能被夏纳入政治网络。

2. 石峁与夏的对立关系

考古与文献表明，石峁与夏王朝可能存在一定的对立：

• 地望对峙：夏都在西南一带，而石峁在西北高原边缘，两者在地理上形成“中心—边疆”的对峙格局。

• 文化差异：夏文化偏向青铜礼器的雏形，而石峁更偏重石城与玉器体系，显示两者在礼制与文明取向上的差异。

• 衰落对应：石峁的废弃时间与夏初扩张相接近，可能因夏王朝的征伐或扩张而衰落。这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夏王对边疆方国的讨伐相互印证。

翁卫和指出，石峁的衰落正是夏王朝形成中央集权格局的结果，其灭亡是夏王权力向西北扩张的重要标志。

3. 石峁与夏的互动与影响

虽然石峁最终衰落，但其文化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夏王朝：

• 礼制借鉴：石峁的玉刀、玉璧、玉鸟，可能成为夏王朝礼器体系的重要参照。

• 图腾传承：石峁的鹰图腾，与夏后期的图腾信仰、殷人“玄鸟”传说，可能存在间接传承关系。

• 建筑启示：石峁的石筑城墙与宫殿体系，对夏及后世中原宫城建筑形态产生了潜在影响。

这说明石峁并非完全被抹去，而是通过文化的吸收与转化，成为夏文明的重要滋养。

4. 石峁的边缘化与夏的核心化

石峁的灭亡标志着夏王朝在文明格局中的“核心化”趋势：

• 石峁：从西北的强大中心，逐渐被边缘化，最终成为文明记忆。

• 夏都：从西南崛起，成为王朝秩序的真正核心。

这种“边缘—核心”的转换，揭示了中华文明早期的政治演变：多元中心逐渐被整合为王核心秩序。石峁的失败，反而强化了夏王朝的合法性与统治范围。

5. 小结

石峁与夏王朝的关系，是“并存—对抗—融合—边缘化”的过程。石峁作为少昊后裔阿威之国，在夏王朝崛起中被压制，其灭亡是夏形成统一王权的代价。但石峁的文化遗产，却在礼制、图腾和建筑方面深刻影响了夏与后世文明。翁卫和认为，石峁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不是“夏的前奏”或“外围”，而是与夏并立并对抗的重要一极，是理解华夏文明早期格局不可或缺的关键。

第八章 石峁在五帝世系中的历史定位

1. 五帝世系与部族更迭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与《帝王世纪》，中华早期历史以古帝为代表：黄帝、颛顼、少昊、帝喾、尧、舜。他们既是王领袖，也是文明秩序的建构者。在这一过程中，各部族更替频繁，区域性方国或部族常因血统、婚姻或征伐而被纳入王朝体系。

石峁所在的一支，即少昊帝之后裔阿威建立的“一目国”，正处于这一更替过程的节点。它既承继黄帝、少昊的血统记忆，又在颛顼、帝喾崛起后逐渐被边缘化。

2. 黄帝与少昊的传承

黄帝为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其子少昊帝以鸟为图腾，形成“鸟官之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挚之立也，鸟名官。” 这表明少昊政权的政治与宗教体系都以鸟图腾为核心。

石峁遗址的鹰图腾与鸟类符号，正是少昊传统的延续。翁卫和认为，石峁应当视作少昊族系在西北建立的政治中心，其统治者阿威即黄帝之孙、少昊之子。由此，石峁在五帝世系中的位置得以明确：它是黄帝—少昊一脉的重要支点。

3. 阿威与“一目国”

《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一目国”，为少昊后裔所建。翁卫和提出，这并非虚构，而是石峁的历史投影。考古出土的独目人像与鹰眼雕塑，正是阿威一族的族群符号化表达。

“一目”的含义并非生理异常，而是祖先神格化的符号，体现出族群的独特性与与众不同的神圣感。这类记忆在文献中被神话化，却在石峁考古中得以还原。

4. 与颛顼、帝喾的关系

随着颛顼、帝喾的势力扩张，少昊一支逐渐被削弱。文献记载，颛顼“平九黎”，帝喾“制九州”，显示他们在政治上已压制周边方国。石峁作为少昊之裔的都城，在这一历史大势下被边缘化甚至摧毁。

这与石峁遗址考古发现的火烧痕迹、突然废弃现象相吻合，说明它的衰落是五帝世系权力转移的结果。

5. 与尧舜的过渡

石峁虽亡，但其文化记忆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融入后世：

• 祖先崇拜：石峁的人像传统延续为夏、殷的宗庙制度；

• 鸟图腾：石峁的鹰图腾转化为殷人“玄鸟生商”的族源记忆；

• 礼器制度：石峁的玉刀、玉璧成为夏王朝礼制的重要参照。

因此，石峁并非孤立的“死国”，而是通过文化遗产的传承，继续在尧舜及夏殷文明中发挥作用。

6. 历史定位的再确认

翁卫和提出，石峁不应当被视为“夏的前身”或“边缘文化”，而应作为五帝谱系中的一支，确切地说，是黄帝—少昊—阿威一脉的代表。它的存在说明中华文明并非单一中心产生，而是在多元族群互动中形成。

石峁的兴起与衰落，正是五帝世系族群更替的一个缩影。其历史定位可概括为：

• 黄帝的继承者之一；

• 少昊帝后族系的延续中心；

• 阿威建立的“一目国”；

• 在颛顼、帝喾、尧舜兴起时被边缘化的政权。

7. 小结

石峁在五帝世系中的定位，是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它承接黄帝、少昊的族群记忆，同时又在颛顼、帝喾和尧舜的扩张中走向衰落。通过考古与文献互证，我们可以确认：石峁并非神话虚构，而是“五帝历史”真实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早期多元格局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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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它以 400 万平方米的宏大规模、雄伟的石城结构、宫殿祭祀体系与丰富的玉器人像遗存，展现了史前中国西北地区的高度文明。然而，石峁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于“中华第一城”的宏大规模，而在于它与古史文献互证，揭示出其作为“一目国”——少昊之子阿威的国度的真实身份。

首先，从考古证据看，石峁的人像艺术、玉器体系与鹰图腾信仰，显示其社会具有完整的礼制、宗教与方国结构。这些遗存不仅代表了区域文化的高度发展，更体现了早期国家的核心要素。

其次，从文献记载看，《山海经》所述“一目国”，《左传》记少昊鸟官之制，《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世系更迭，《竹书纪年》所记边疆方国征伐，都为石峁的族群属性与历史命运提供了背景。石峁的鹰图腾、独目雕像、祖先崇拜，与这些文献记忆高度契合。

再次，从历史格局看，石峁的兴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华夏文明从多元走向一统的缩影。石峁在夏初王朝形成时被压制、边缘化，其衰落反映了王代中心崛起的历史趋势。但其文化遗产并未消失，而是通过礼器、宗教符号与祖先崇拜，融入夏、殷、周的文明谱系。可以说，石峁虽亡，其文明之魂却化入中华文明的长河。

翁卫和认为，石峁的历史定位不应被误解为“夏文化的前奏”或“区域中心”，而应当明确为五帝世系中黄帝—少昊帝一脉的重要支点，即阿威所建的“一目国”。它既是中华文明起源格局中的真实存在，也是理解“五帝时代”族群互动与文明传承的关键。

因此，石峁的意义在于：

1. 它是中华早期方国形态的实证，展现了政权、礼制、宗教三位一体的格局；

2. 它是五帝世系的重要节点，承继黄帝与少昊的族群记忆；

3. 它通过文化传承影响了夏殷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石峁的考古与文献互证，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华文明起源的新框架。它提醒我们：中华文明并非单一起源，而是在多元族群互动、王朝与方国交替、神话与历史交织中逐渐成形。石峁，正是这段伟大历史中的一块基石。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帝王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3. 《山海经》，中华书局。

4. 《竹书纪年》今本，中华书局。

5. 《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峁遗址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

7. 翁卫和：《石峁遗址与“一目国”研究文稿》，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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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翁卫和

翁卫和，独立学者，专注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夏殷周早期历史考古研究。

主张以“考古遗存—铭文图像—历史文献”三重互证的方法，突破“中原中心论”的局限。

主要观点：

• 三星堆是夏早期王中心遗址；

• 二里头并非夏都，而是殷人方国；

• 殷墟“妇好墓”实为帝喾与辛妃简狄的宗庙“重屋”；

• 曾侯乙“配钟”铭文属西周讣告礼制。

他强调：中华文明多元并生，神权与王权交织。

愿“让器物自己发声，让历史回归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