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记者意外拍到1把日本军刀，发现南京百人斩凶手竟有4个

“1995年8月3日，刀柄上真写着‘南京之役杀107人’！”摄影师周建国盯着取景器，压低嗓门向同伴确认。玻璃柜内那柄旧军刀的寒光，透过展厅昏黄灯火显得格外刺目。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的参观者来去匆匆，没人意识到，一段被遗漏半个世纪的血债正在镜头里重燃。

这支南京摄制组原本只是拍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录片。一篇香港《广角镜》短讯提到“台中县军史馆或存百人斩军刀”，才让他们临时改道。几经辗转抵达台北，意外发现军刀藏在特别展览区，而且并非舆论熟知的那三把“106、105、300”数字对应之物。107——一个全新的、从未在官方判决书出现过的数字，让全组人心里“咯噔”一下。

短暂震惊后，问题接踵而至：杀人者是谁？为何审判记录里没有？刀怎么流到台湾？想弄清真相只能追溯所有权。展馆档案显示：此刀1971年由国民党第16军副军长魏炳文家属上交。魏氏已故，原始来源全凭旧口供。调查在台北陷入僵局，摄制组只得带着带血的画面回到南京，寻求学界帮助。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翻找旧报，想起1985年《人民政协报》上有篇《难忘的血债》。文章作者余鸿成，四川大竹人，曾任第16军第22师辎重兵营中校营长。电线杂乱的夏夜，他在办公室找到那份发黄剪报，文中提到1946年1月河北定县缴获十把日军军刀，其中一把刻有“杀107人”。线索瞬间清晰：魏炳文不过是收藏者，真正最早看到军刀的人是余鸿成。

摄制组奔赴大竹。时年七十三岁的余鸿成腿脚已不利索，仍记得定县接收军马的情景。那名日军联络官把刀呈上时面无表情，似乎想让屠杀往事随武器一并交出。余鸿成自认“刀不祥”，交了五把——含刻字那把——给上级；魏炳文随后挑走，私自收藏。老人一拍大腿：“要是当时追问那联络官姓名，哪会留下今天这坨烂账！”

接下来必须找到魏炳文直系亲属。陕西黄埔同学会提供的地址把摄制组引到台北卧龙街。1997年11月11日，在旧式“荣民”眷村，记者见到魏炳文弟弟魏炳超。老人说得直白：“我们家那把刀闹过乱子，日本人出高价想买，我哥死活不卖。”他翻出电话簿，找到侄子魏亮号码。魏亮答复：母亲临终嘱托勿将血刀变现，1985年已捐展馆。他补充一个细节——小时练力气劈树，刀柄缝里经常震落暗红色块状物，后来才明白那是干涸的人血。那份恐惧感，比任何劝说都有力，也让家族成员同意配合调查。

线索到此再次中断。彼时两岸资料互通有限，摄制组无力在日本继续追查，纪录片仓促收尾，血刀镜头只做短暂闪现。时间一晃二十年，这把军刀静静待在库房，107个冤魂依旧无名。

2017年，青年学者吴京昴盯上“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档案。在厚若砖头的日文军报、战地日记和人事流动表里，他反复比对河北定县投降军官名单与南京战役时的部队序列，最后将范围缩到一个名字：马见塚八藏。此人南京战役时任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第11中队长，军衔大尉；1945年又恰好在定县随同旅团缴械。更凑巧的是，他同样出身鹿儿岛，与“106刀”凶手野田毅来自同一县。档案里没有他主动吹嘘“斩首成绩”的报道，但有证人对其“命令部下处决俘虏”的指认。刀、地点、时间、身份几乎严丝合缝。

马见塚八藏战后于1946年5月返回鹿儿岛，晚景不详。假如他活到七十岁，也在八十年代前后寿终正寝。法律追诉期也许已陷尴尬，可史料考证终究把他拉到众目之下。吴京昴只说了一句：“不是所有正义都靠法庭，档案能给的惩罚，是让名字和罪行永远捆在一起。”

这场横跨大陆、台湾、日本的追索让人深感曲折：最初的偶遇要靠一张模糊的杂志短讯，关键证据又藏在非官方收藏，二十多年分分合合、几乎每一步都卡在“差一点”。然而，也正因几代人不肯放弃，才补上一条本应刻进历史教科书的血线。那柄军刀依旧静静陈列，107个冰冷数字仍旧晃眼，却也在提醒世人：哪怕只是多出来的一个名字，也必须拼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