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圈又炸了。

这次的主角是伯朗特机器人——一家曾经风光无限的新三板明星企业，如今却因为一份“200万月薪提案”陷入了创始人与投资人的激烈对峙。

事情的起因看似简单：公司董事长尹荣造提议给自己开出每月200万的固定工资，结果被董事会4票反对、1票同意的结果无情否决。

伯朗特机器人的投资方之一——君岚投资还在公众号发表公开信，号召股东投票将尹荣造清除出伯朗特公司。

但这背后，却是一场关于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的深层博弈。

伯朗特创始人尹荣造

从明星企业到摘牌困境：业绩数据揭示真相

让我们先看看数据。伯朗特机器人的业绩变化轨迹，几乎可以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

• 2020年：营收4.47亿元，净利润7383.3万元
• 2021年：营收下滑至3.8亿元左右
• 2022年：继续下滑
• 2023年：营收跌至2.01亿元，净利润亏损1.25亿元
• 2024年上半年：虽有回升，但仍处亏损状态

四年时间，营收腰斩，从盈利7000多万到亏损超亿元，这样的业绩表现下，创始人却提出给自己开出年薪2400万的固定工资，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更令人震惊的是，据投资人披露，尹荣造还曾在7月29日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提案：未来十年公司全部净利润减去一块钱后的所有资金，作为他个人奖金。

这样的提案，难怪会被投资人直接定性为“掏空公司”和“羞辱股东”。

制度设计的“精妙”：如何一步步获得控制权

伯朗特第十大股东嘉兴君岚投资的代表人李博铮在公开信中，详细揭露了尹荣造获得公司控制权的“路径设计”：

第一步：高估值融资套现

借助新三板市场火热期间的高估值，引入资本进行融资。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技术团队与核心管理层被安排减持套现，而所得资金几乎全部流入尹荣造控制的“荣造一号基金”。

第二步：投票权集中

通过荣造一号基金的投票权和董事席位安排，完成对伯朗特治理结构的“私有化”改造。

第三步：章程修改锁定控制权

2025年4月，尹荣造主导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五条：“公司董事必须从与伯朗特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在职人员中产生”。

这一条款的“精妙”之处在于：未经尹荣造同意，外部股东无法派出董事代表，从制度层面锁定了控制权。

从股权结构看，尹荣造直接持股21.65%，通过荣造一号基金间接控制17.55%，合计控制近40%的投票权。这样的设计，确实为其掌控公司提供了制度保障。

尹荣造通过荣造一号基金间接控制17.55%股权

投资人的反击：时机选择背后的深层逻辑

君岚投资选择在此时“正式出手”，并非偶然。李博铮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荣造一号基金已于近日完成清算，所有投票权已尽数回归原始出资人手中。

这意味着什么？

1. 控制权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尹荣造失去了通过基金包装出的额外投票权
2. 董事会力量对比重新平衡：4票反对1票同意的结果，正是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
3. 治理结构重建成为可能：投资人有了挑战现有章程的实际力量

从时间节点看，8月18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将是关键节点。投资人呼吁股东表决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恢复正常治理结构，这场博弈的结果将在那时见分晓。

明星企业为何陷入治理危机

伯朗特的案例，实际上反映了新三板时代一些企业的共同问题：

1、估值泡沫与治理缺陷并存

在市场火热期间，高估值融资容易掩盖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当市场回归理性、业绩承压时，这些问题就会集中爆发。

2、创始人与投资人利益分歧加剧

业绩下滑与高薪提案的强烈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创始人与投资人在公司价值认知上的根本分歧。

3、制度设计的双刃剑效应

精巧的制度设计可以帮助创始人维持控制权，但也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公司发展的桎梏。

伯朗特机器人公司

资本市场治理的边界在哪里

这场争议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公司治理问题：在创始人控制权与股东权益保护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从法理角度看，尹荣造的操作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并无明显违法之处。但从商业伦理和股东权益角度，这样的安排确实存在争议。

200万月薪提案被否决，不仅仅是一次董事会投票的结果，更是市场对于过度自我激励行为的明确态度表达。

对于机器人行业的其他企业而言，伯朗特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重要警示：技术创新与规范治理同样重要，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导致企业发展的重大挫折。

8月18日的股东大会，将决定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能否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而这场博弈的结果，也将为整个行业的治理实践提供新的参考样本。

资本与创始人的博弈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在博弈中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才是所有参与者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