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毛泽东赠他“尚方宝剑”，老人家开心地笑了

1951年六月初，北京城傍晚有小雨，北大红楼的灯光却亮得刺眼。雨丝敲窗，马寅初坐在旧书案前，刚刚接到中央任命电报：北京大学校长。纸张微潮，他却感到掌心发热——四十年前曾在此任教，如今再度归来，时局早已彻底翻篇。

马寅初的名字与北大有缘。1909年，他第一次站上讲台，还只是二十七岁的青年学者；1921年，他在经济学课堂里喊出“救国先救人”。抗战爆发后，他流亡西南，又远赴重庆大学执掌商学院。1945年8月，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庆祝酒会上，两人首次握手寒暄，这一握，改变了马寅初晚年的轨迹。

距那次会面不到四年，1949年春天，他作为副团长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从巴黎到布拉格，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毛泽东”三个汉字成了最热烈的欢呼。4月23日，渡江战役捷报传来，布拉格会场掌声持续半小时，许多外国青年抬起马寅初，将他高高举过人群。年近七十的他直起腰杆，心里只有七个字：新中国真的快来了。

五月底代表团回到北平站，十万人夹道迎接。周恩来在月台相握马寅初的手，轻声一句：“辛苦。”这个夜晚，老先生彻夜未眠。他明白，呼喊多年的“科教救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九月，政协会议召开。定国旗、定国徽、定国歌；讨论共同纲领；推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怀仁堂里灯火通明，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围坐一圈，辩论到凌晨。马寅初端着茶碗，低声说：“这一次，绝不能再让孩子们失学。”他把经济学家的冷静，全部投向新国家的根本法案。

10月1日那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靠后的第二排。毛泽东宣告新政权成立，礼炮齐放。马寅初抬头看蓝天，泪水湿了镜片。那一刻，他想起旧中国无数黑夜，也想起沿江沦陷时的教室断壁。历史忽然开了窗。

三年过去，1951年6月，中央决定让他出任北大校长。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谈话。“老马，去北大有什么难处？”毛泽东问。马寅初放下茶杯，语速极快：“讲坛我熟，但希望以后我请谁到学校报告，不受限制。”毛泽东笑声爽朗，伸手在空中比划，“给你一把尚方宝剑，想请谁，尽管请。”对话不过十来秒，却让马寅初心里敞亮。

尚方宝剑并非一句空话。此后数年，北大讲台上出现了竺可桢、华罗庚、赵忠尧，也出现了冀朝鼎、陈嘉庚。讲座海报贴满红楼走廊，学生涌进涌出，常常站着听。海淀校舍尚未移交，马寅初将毛泽东旧工作室、李大钊阅览室、鲁迅教室一一修缮，他说：“这几间屋子，是最好的启蒙读本。”

1952年，北大整体迁到燕京大学旧址。红楼留在城里，马寅初心疼不已。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递交提案：保留红楼并辟为革命博物馆。议案不到十五分钟即获全票通过，老校长写下批注：保存历史，正是面向未来。

国庆游行那年，北大学生方阵走过长安街。马寅初站在城楼一侧，指着队伍向毛泽东介绍。两人话音未落，骤雨倾盆。毛泽东侧身吩咐警卫：“通知北大，食堂熬姜汤。”一句体贴的关怀让马寅初心口发热。当晚回校，他笑着向学生转述此事，食堂窗户里冒出的热气与姜汤味交织，成了校园难忘的记忆。

校务繁忙，他仍拿出时间研究人口数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呈现在他案头：六亿零一百九十四万人。加权估算，年增逾千二百万，他皱眉许久。1957年3月北京，国务院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人口：“六亿这个数，大家千万别忘。”台下的马寅初暗暗记下，当月便在医学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发言，提出“适度生育”的概念。

六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提交《新人口论》。报告共四万字，提出“控制出生率、提高教育投放、增加人均资源”三条硬措施。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赞同，也有质疑，甚至攻击。有人贴大字报指他“崇拜马尔萨斯”。马寅初心平气和，却幽默回应：“我这匹马，是马克思的马，可不是马尔萨斯的马。”一句话让北大校园哄然。

风雨纷至。若非毛泽东与周恩来几次点名保护，马寅初恐难全身而退。周恩来当面评价：“老马有骨气，也有真学问。”短短十二字，给了他最大的支撑。

晚年时，他仍保持青年般的作息。每晚“先热后冷”交替浴，随后翻阅统计年鉴，夜半小憩。同行打趣：近百高龄还批改学位论文，何苦？老先生抬头一笑：“身体能用，总得做点事。”

1979年春，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那一年，他九十七岁，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听年轻代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会后有人问他有何感想，他眯眼答道：“看得懂数字，也看得懂劲头。”

1982年5月10日清晨，马寅初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九十九岁十个月。书桌上放着未批完的两份研究生开题报告，旁边夹着老旧的“尚方宝剑”手谕——纸张已泛黄，字迹仍清晰。毛泽东当年用浓墨写下的“都归老马作主”七个字，像是仍在隐隐发光。

一生坎坷，他始终相信知识能救国；一次握手，他得到无形宝剑；一路坚持，他保住了北大红楼，也留下一部《新人口论》。岁月更迭，红楼砖缝里的雨痕尚在，尚方宝剑也早随风隐去，可老人家的那声爽朗笑意，却像午后的钟声，久久回荡在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