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娃参加红军，19年后衣锦还乡，家中仅剩一个哥哥迎接他

1949年12月的一个寒夜，长江江面雾气翻涌，驻守武汉的第39军政委吴信泉站在江畔，盯着北面的方向出神。那里有他阔别十九年的家乡——湖南平江长寿区。几分钟后，他递交了一份简短的请假条：探亲。上级批了，还补给二百元津贴。

这位三十七岁的军政委，在战士眼里是久经沙场的硬汉，可乡党们记得的却是那个放牛娃。1912年，他出生在贫瘠的山坳，家里三间破瓦房，一头老黄牛。父母勒紧裤带让他读了两年私塾，识得百来个汉字就再供不起学费。母亲说：“认得牛路要紧。”于是，黄牛成了他最早的“课堂”。

十四岁那年，北伐军打进湘北，平江农协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农民第一次举起梭镖分谷子，少年吴信泉没多想，扔了牛鞭就去报了名。随后，他又进了赤卫队，守夜、送情报、护谷仓，干得热火朝天。

热度刚起，杀机就到。1930年6月深夜，民团闯进吴家搜人。月光下，他翻出土墙，一口气跑到山后才敢喘气。第二天，他和几名赤卫队骨干摸黑往西，追赶已转移的红五军。当年夏末，这个放牛娃第一次披上红军制服，也在同期被介绍入党。

接下来的路极苦。反“围剿”拉锯、草地饥馑、雪山缺氧，他硬是挺了下来。过夹金山时，一名新战士快撑不住，吴信泉塞给他仅剩半块炒面：“嚼慢点，得过这道坎。”一句话，后来被那名战士念了大半辈子。

1937年卢沟桥枪声传到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成立的第115师出师华北。吴信泉跟着部队钻地道、扒封锁沟、伏击日军辎重，八年抗战，浑身添了七处伤疤。1946年内战重起，他又随东野南征北战，塔山、辽沈、平津一路血火。到1949年新中国临门，他已是39军政委。

武汉的批条下达后，他买了米、盐、棉布，又给妻子和女儿添了棉衣。十余名警卫挤上一辆缴获的美制吉普，车头绑着几袋粮食，哐啷哐啷向南。穿过通往平江的山路，他的心跳得比汽车颠簸还凶。

黄昏时分，老屋终于映入眼帘。门板斑驳，院里荒草半人高。吴信泉抬手敲门，里头应声慢吞吞。一位背微驼、脚有残疾的中年人拄着木棍开门。四目相对，两人都愣住了。良久，吴信泉喊出一句沙哑的话：“甘泉哥，我回来了。”

“爹娘呢？”他急切追问。哥哥咬着嘴唇，把这些年的苦难像一把钝锄头，一铲一铲翻出来：父子俩当年被民团抓去刑讯，父亲受虐后精神失常，狂奔到村外吞下瓷片，不治而亡；母亲积郁成疾，次年也撒手；妹妹在最艰难的时候被送去做童养媳，此刻不知在哪个山村。兄长留下条残腿，却把香火守到了今天。

夜色沉到极致，兄弟俩扶着昏暗油灯去了父母坟前。山风穿过松林，呜呜作响。吴信泉跪下，额头一次次碰在湿土上，哭声低沉而绵长。同行的警卫悄悄移到一旁，不忍多看。夫人后来回忆：“那一夜，他的肩膀抖了很久，在战场上都没见过他这样。”

几天后，他把给家里准备的粮盐棉布悉数交给哥哥，又托地方政府帮忙寻妹。自己则收拾行装返回武汉。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第39军是先头部队之一，在云山、清川江狠狠咬住美骑1师。战士冲锋前，有人问政委：“真能挡住？”吴信泉回答：“家乡的亲人还在屋里等年饭，咱挡不住谁给他们过年？”这句话，后来被刻在39军老营部的墙上。

1953年夏，他随大部队凯旋，1955年授衔中将。功成名就，却再没完整地回过平江老屋。兄长病逝的噩耗传来时，他正在外地调研。赶回北京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连根也断了。”随后便默默整理兄长遗物，一夜无眠。

进入八十年代，他数次准备回乡，因工作、因身体，总是拖延。1992年4月2日，吴信泉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平江方面照会时，故土早已建起新村，只有老屋残垣、数株枫树，和斑驳的祖坟提醒人们，这里曾走出过一位放牛娃将军。

他的事迹后来写进平江地方志。翻到那一页，可以看到简单一行字：自幼牧牛，历经血火，荣归之日，天不假年，唯兄迎门。对于许多同辈老兵而言，这行字比勋章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