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 |​ 我并非生来就是历史学家的料

柯文：我并非生来就是历史学家的料

原文载于公众号“历史人类学”

我并非生来就是历史学家的料。后来怎样成了历史学家，是个一波三折的故事。我生于1934年，在纽约州长岛北岸的大颈（Great Neck）地区长大。高中时我数学学得最好，职业测试说，我大概会成为工程师那类人。我父亲威尔弗雷德（Wilfred）及他的几个兄弟，还有我祖父约瑟夫（Joseph）都从事男装制造业。父亲以为我也许会对工厂的生产加工感兴趣，所以在我大概16岁时，有一天他和我坐螺旋桨飞机从拉瓜迪亚（La Guardia）机场到费城——父亲公司的工厂设在那里，而业务和销售办事处则在纽约市。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厂工人、经理聊天，然后返回机场，坐上飞机，到家正赶上吃晚饭。孩提时代以来，我对商业整体抱着消极的态度——似乎全是挣钱而已。（1954年初，父亲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人生的前17年，你一直轻视金钱，视金钱如粪土，认为富裕如同犯罪。”）费城之行后不久，我就告诉父母不想从事制衣行业，他们一向了解我的喜好，因此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奇怪。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有些女性在家庭之外还有工作，偶尔也听闻一些女性在事业上相当出色。但当时与现在截然不同，比如，今天美国法学院、医学院男女新生平分秋色。虽然我的一位姑姑曾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的西班牙语老师，还有一位姑姑是颇有名气的舞蹈家、编舞家，但就像我母亲罗斯（Rose）以及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职业。除了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婚后大部分时候我母亲就是一位家庭主妇。作为她唯一的儿子，我自然要有远大宏图，既然选择不做男士成衣，那么未来做什么就全凭自己选择了。

多年以后，我才完全明白自己有多幸运，一生中能自由自在地选择想做什么，不用承受外界的压力。父亲虽然对我没有继承家族衣钵稍感不快，但他依然明确告诉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支持我的一切决定，若是我需要的话，也会在金钱上伸出援手。他年轻时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能给予我这些，他喜不自胜。大学第二年春季学期，他写信给我：“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若是你能对一件事产生兴趣，用一年时间完成一个使命，只为满足自己当下的意愿和好奇心，只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你自己会感到满足，我会由衷地为你高兴。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在另一封信中，父亲讲述了自己在我这个年纪时的经历。他高中毕业时，祖父并没有欣然接受他去上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想法，因为祖父“秉持着那种老观念，即男孩子高中毕业就得马上就业”。所以父亲在信中写道：“孩子，相信我，那一年白天去市立学院的时光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每晚晚饭时，我不能提任何有关大学的事情，因为你祖父不想听。所以第一年结束后我决定还是工作。于是我改上了三年的市立学院夜校，每天工作，一周才挣8美元，其中辛苦自然不必多言。”

父亲忆起一战结束后，他从海军退役还没48个小时，军装还在身上，就去祖父公司在纽约市的办事处报到。父亲坐在样品间，只是想着过来看看。但祖父当时日夜加班拼命工作，向旁人嘲讽父亲：“瞧，他坐在那儿跟国王似的。”祖父当即叫父亲周一早上来报到。父亲常对我说，当时从海军退役后，他的梦想是去读医学院，做外科医生。但他说，对于从事服装业，他无怨无悔。他和兄弟中尤其能干的伊西多尔（Isidore）最终成为男装业佼佼者。不过他也谆谆告诫我：“我并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机会。”

父亲多财善贾，所以后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弥补了青年时的遗憾。他是纽约州曼哈塞特（Manhasset）长岛北岸大学医院（Nor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的创办人、理事，曾任主席；纽约州新海德公园镇（New Hyde Park）长岛犹太医院（Long Island Jewish Hospital）创办人、理事；纽约市布朗克斯县（Bronx）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附属医院创办人、董事会成员。他虽然没有对我这样说，但我相信他参与三家大医院的事务，一定是希望间接地满足自己未竟的医生梦。他也是大颈地区犹太教改革派主要会堂伯特利会堂（Temple Beth-El）的主席，为许多犹太慈善组织捐款。除了这些社会活动外，他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画家，多次成功举办个人画展。他用绘画收入成立了威尔弗雷德·P.柯恩基金会，资助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生。

能够给予我他自己年轻时没有的自由，让我塑造自己的人生，是父亲最心满意足的事。他对女儿们也一视同仁。我最小的妹妹艾丽丝（Alice）开了一家古董店，一开始在曼哈塞特，后来在纽约州绿港（Greenport）；大姐芭芭拉（Barbara）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担任心理社工，还是纽约州新罗谢尔市（New Rochelle）一所学校的注册家庭治疗师。1992年父亲去世时，我已年近六十，研究中国历史已数十载。为他致悼词时，我特地感谢了他的宽容大度。如今我垂垂九十矣，了解许多同辈与父亲关系的故事后更加深刻地懂得：像他一样慷慨支持子女的父亲实在是少见。

1952年秋天，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工程系。入学之后，视野马上开阔了；第一学期末我就转到了文学科学院。大学后两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芝大前几年在前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的影响下，引入新型课程设置，这使我得以接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那些多种多样的课程，以及数门学科融合课，而不用选择某个专业领域。但在本科学业接近尾声时，没有专业却成了大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般认为健康男性要服两年兵役，可我却一点儿都不想服兵役。在芝大的第一学年（1953—1954年）对我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我热爱芝加哥的学术环境，人生中第一次爱上了读书。虽然仍不知晓未来要做什么，但我清晰地认识到，那一定是能给予我智识乐趣的事。这意味着我要继续读研究生，而当时如果要想申请兵役延期，这也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有一个问题：本科没有专业，能接收我的研究生项目有限。

于是忧心忡忡的我在芝大的最后一学年，探索了许多需要继续读书的职业路径。我喜欢艺术，数学也很好，似乎可以做建筑师。但跟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建筑师约了一顿午饭后，他告诉我，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往往前十年都在设计楼梯间，于是我在清单上划掉了这个选项。我也向往心理学，掂量了一下要不要做心理治疗师，但想到读医学院要很多年，也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找个合适的职业一再受挫，我越来越心灰意冷，想着不如就举白旗，毕业去部队待几年算了。6我写信给当时在哈佛大学读大三的好朋友艾伦·勒波维茨和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讲述了自己的沮丧心情。他们马上打电报给我，大意是“别从军，春假来哈佛一趟吧”。

于是我去了。当时丹尼尔正在修一门东亚文明入门课，他十分看好这门课，尤其是它开启了崭新的学术大门。看过课程大纲后，我也心驰神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找到这门课的两位教授之一、日本历史专家埃德温·O. 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跟他解释了自己的情况，问他既然哈佛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是跨学科项目，没有特定专业要求，那像我这样背景的学生有没有机会申请到。他叫我申请。虽然当时我还没拿到芝大本科学位，暑期仍需修一门课，但最终获得了试录取资格，1955年秋季进入哈佛。

那时我对历史依然知之甚少，但有意思的是，最令我着迷的不是历史，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我第一次走出北美来一场短期旅行是在1954年夏天，去欧洲待了几个月，此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深深吸引着我。这个兴趣牵引着我靠近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这之前我唯一了解到中国的机会是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我们通常以地域理解文化差异，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自传中这样评价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陌生的经历让你的所有感官比平素更加敏感起来，对比较的喜爱更加深刻。”1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还可以从时间的角度理解文化差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在他的一本书中，借用了L.P.哈特利（L. P. Hartley）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的开篇首句——过往即“他乡”2，他的想法亦是文化差异与历史密不可分。入学哈佛不久，我拜在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门下，他是除赖肖尔之外东亚文明入门课的另一位老师，而同学们戏称上这门课是“下水田”。我很快了解到，在哈佛不仅会专修中国研究，更会研习费正清所长的中国历史。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了。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我日益意识到对历史的理解，包括我与费先生的理解可以非常不同。历史这个激动人心、充满智识挑战的学术领域与我情愫渐生。起初历史于我是中国史。1984年，我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书中我批判了美国主流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偏见，大力推崇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解方式。思索那本书提出的问题时，我日益关注更广阔的历史本质问题，以至于在下一本书《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中，我开宗明义，直言关注的具体例子是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但我希望探索的议题可以扩展到中国与义和团之外。

2015年10月，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文化月刊《读书》的编辑饶淑荣博士。她邀请我为《读书》撰写一篇文章。2016年1月，我向她提议了该文章大致的想法。研究中国历史已有60个春秋，我对中国历史和历史本身的思考经历了一系列演变；而中国的历史学家熟悉我的作品，因为上述两本拙作已多次出版中文版。我想，也许《读书》的读者，会对我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的心路历程的转变感兴趣。饶博士肯定了我的想法，但甫一动笔，我便发现这项计划比我预想的庞大得多，《读书》给的字数远远不够。我现在认为，我真切需要的不是一篇短文，而是一本有分量的小书。

计划有变，此时我获得了伴侣冼玉仪的莫大鼓舞。她建议，短文扩展成小书的话，我可以借此深入职业生涯的幽微之处，譬如诉说出书过程中充满艰难险阻但鲜有人知的故事；或是作为学者，我之前没有想到，却必须和读者分享的抉择。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七章），发现书写这些的话可以以少见的方式阐明写作、出书的过程。这些年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自己的故事，也会对准备出版作品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界新秀大有裨益。出版专著是学术生涯中一个紧张脆弱的时期，学者需要知道，出版社也是人经营的，人有时会判断失误，所以出版社也一样会犯错。

这倒不是这本回忆录的重点。本书是为了与读者分享那份在逐渐理解历史这门学科过程中迸发的兴奋与深切的愉悦，尤其是随着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逐渐透彻，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

一本回忆录自然是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写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回忆录，可与当时构建学术生涯大不相同，这需要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我选择《走过两遍的路》这个题目本意即如此。这个题目象征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十分不同。经历时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我们都不知道最终会如何；然而重构历史时，我们已然知晓结果，历史学家会把精力放在理解上，解释为何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最后一章中，我会就这点详细说明。

我也想就此谈谈这本回忆录的参考资料以及预期读者。这本书主要取材自我的著作、讲座——一些已然付梓，一些未然——还有珍藏的众多书信、笔记。完成初稿后，我想到读些其他历史学家的回忆录应该会有所启发，所以找出了杰里米·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的杰作《历史、历史学家与自传》（History, Historians, and Autobiograph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作为参考。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不时讲到个人生活明显影响职业生涯的地方，但个人际遇并非本书重点。这本书关注的是我作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演变，大多已见诸报章。我的一些著作在欧美、东亚中国史学界颇有反响，所以这本回忆录应该会引起中国史学者、读者的兴趣。我希望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对所有历史学家有所启迪，尤其是关于以下著作的章节：《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历史三调》（1997）、《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2009），以及最新出版的《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

最后，我给几位朋友看过初稿后，他们指出我没有把当时的世界局势、个人生活纳入叙述的语境。其中一位朋友说道：“读起来好像你端坐云端，动动手指，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读者却不知柯文何许人也，身处何方，生活境况如何，世界如何变幻。”这点醒了我，于是在后续几稿中我尽力加入了语境。这本回忆录依然主要讲学术生涯而非个人生活，但更加重视了个人生活、国际风云在各种时刻产生的关键作用。希望这些能让不是中国历史学家，甚至不研究历史的人，也觉得饶有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