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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虽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但仍然面临着诸多国内外挑战。为巩固伊斯兰革命成果和实践霍梅尼教法学家治国的理念，伊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伊斯兰化运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

革命后的10年里，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和革命性措施，在巩固伊斯兰政权的同时也为伊朗未来政治奠定了发展基础。

1、政治改革

在政治上，霍梅尼的首要任务是稳定革命后的政局，同时加强组建效忠革命的伊斯兰势力。为继续赢得知识分子和改革主义者的支持，霍梅尼任命巴扎尔甘组建临时政府。1980年，萨德尔当选为总统。

正当这两位接受过西方教育，主张民主政治，欲借革命契机施展改革抱负之时，霍梅尼对原有国家机器的改造和双重权力机构的设置，限制了伊朗革命中改革任务的延续。

革命开始沿着新的道路前进。为维护伊斯兰革命成果和政权的伊斯兰特性，霍梅尼开始在军队、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中开始建立效忠革命的伊斯兰力量。在行政体系中，政府官员需要参加伊斯兰考试，测试他们是否效忠革命和致力于国家的伊斯兰建设。

在立法领域，为保证议会立法的伊斯兰性，伊斯兰政府在建立国民议会的同时，还建立了宪法监护委员会，并赋予了该委员会极大的权力。

根据宪法第91条规定，为保证国民议会的决定不违背伊斯兰和宪法的原则，由领袖或领袖委员会推举六名公正的、对时代要求和当前问题有了解的毛拉，以及由议会通过投票从最高司法委员会向议会推荐的穆斯林法学家中选出六名法学家，组成监护委员会。

监护委员会成员每六年选举一次，第一届监护委员会在三年之后，两部分成员中各有一半通过抽签的方式被裁掉，另选新成员接替他们。宪法第93条规定，没有监护委员会，议会没有合法性。第94条规定，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提案必须递交监护委员会审查。

第96条规定，判定议会通过的决议不违背伊斯兰教义需监护委员会的大多数毛拉同意，判定它不违背宪法则要由监护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大多数同意。第98条规定，对宪法的解释以监护委员会四分之三多数通过的意见为准。第99条规定，监护委员会有权监督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国民议会的选举以及公民投票。伊斯兰政府希望通过成立宪法监护委员会，来保证立法的伊斯兰性。

2、司法与军事改革

在司法领域，霍梅尼提出“八点法令”，被称为“司法的伊斯兰化”。

八点法令明确规定将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作为司法评判的唯一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司法领域的伊斯兰化。除了继承巴列维时期的司法体系外，伊朗还建立了伊斯兰革命法庭。

1982年8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1907年以来“非伊斯兰的”法律和法规，伊斯兰法和教法学家成为法庭审判的唯一法律准绳。

在军队，为了保证革命的稳固性和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从而在伊朗的军队系统中出现了两支并列的军事机构，革命卫队的建构与正规军一样有海陆空三军。

1980年3月，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出，革命卫队的主要任务是追查和逮捕反革命武装；解除未经授权的个人武装；调查和收集情报；在示威游行和集会时维护公共秩序，以防止破坏法律和秩序；在政府授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监督下，支持被压追人民追求自由和公平的运动。

1981年7月，革命通讯社再次明确革命卫队的两个最主要任务为：保卫以教法学家权威统治为核心的政权和保卫圣战的权利，并强调“不能剥夺革命卫队的政治和思想信仰”。

1982年9月，伊朗议会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法》，该法令要求革命卫队在最高领袖的指导下，加强意识形态上的神权统治，要求革命卫队与其他武装力量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民力量加强合作，以此增强伊斯兰共和国的防御力量。

而且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伊朗还专门设立了宗教意识形态教育机构，向士兵灌输伊斯兰革命思想。1979年11月美国使馆被占领后，霍梅尼认为美国入侵伊朗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号召建立一个“2000万人的军队”。1980年初，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建立了半军事组织巴斯基。该组织吸纳了很多年轻志愿者，当地的清真寺经常被用作招募和训练中心。

1982年3月，巴斯基志愿者首次被允许上前线打仗，年轻成员们成为两伊战场上伊朗人海战术的主力。

3、经济改革

在经济上，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优于二者的“健康经济”，要求人们承认并尊重在伊斯兰制度之内的合法私有制和私人资本。他认为真主是万物的所有者，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财富和财产的所有权都是相对的，所有权、出售权、转让权都受到伊斯兰教规的限制。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伊斯兰政府有权干预私有经济。

宪法第44规定了伊朗的经济形式。该条款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有计划地建立在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三种成分的基础上。

国营成分包括所有大工业、重工业、外贸、大矿业、银行、保险、劳动力、水坝、大型水利灌溉网、电台、电视台、邮电、航空、航运、公路、铁路等，这些都是公共财产，属国家所有。合作经营包括城乡中按伊斯兰原则建立的生产和分配的公司和合作企业。私营成分包括一部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和服务行业，这一成分是辅助国营和合作经营的经济成分。

所有这三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法律，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损害社会，都是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保护的。

1979年6月7日，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把27家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其中13家是与外国合资的银行。6月25日，政府把15家私人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到1979年夏末，36家国有银行和国有化后的银行重新组成10大银行。

为实现伊朗经济独立，减少对西方经济的依赖，1983年，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发展计划”，计划主要目标包括：

（1）发展教育和文化，最终实现免费的中小学教育；（2）确保经济独立，优先提供本国的资本、商品与技术，在商业和制造业上优先考虑本国生产的商品：（3）提供社会保障、健康及医疗保护，提供衣食和住房；（4）消灭失业，保证被剥削者的利益。

尤其是在革命后为管理前王朝的财产，政府成立了伊斯兰基金会，负责管理国王、流亡国外的大地主、大企业家的财产等，并将这些财产进行公平分配。其中建立于1979年3月的弱者基金会是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

1980年末，该基金会已经控制了259家公司，在接下来的两年半又接收了约236家公司。在这些公司中，200家是制造业公司，250家是贸易公司，45家是农用工业公司，有超过85000人为该基金会工作，雇员总数超过了伊朗国有石油公司的人员。

该基金会由赛义德·迈哈迪·塔巴塔拜领导，由总理监督，后来转为由霍梅尼直接领导。

1979年6月，政府还成立了“重建运动”组织，政府希望通过该组织的活动可以弥补城乡之间的差距，提高识字率，向伊朗农村地区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革命，增加农村人和城市受教育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重建运动附属于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有一批专业化的干部，并受到了医生和工程师等专业志愿者的帮助。重建运动在全国各地修筑桥梁和兴建灌溉工程，修建学校和健康中心，重新分配土地，向农民发放贷款。

在组织建立的前两年里，他们宣称已经建设了8000英里的公路、1700所学校、1600座公共澡堂、110个健康中心。为救助农村的贫困人口，1979年初，当局还建立了伊玛目霍梅尼救助委员会，在五年中，委员会建立了530个分支，覆盖4万个村庄，为110万个家庭提供医药、教育和福利。

4、社会方面的改革

在文化上，霍梅尼尤其强调社会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教化。

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提出：

“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只需片刻，音乐就会让听者懒散迟纯…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就应具有教育性，音乐就必须被排除。…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

1979年7月24日，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主任宣布，根据伊玛目的教导，禁止广播音乐，唯有伊斯兰音乐和革命军乐允许播放。1979年，政府关闭了全国256家电影院中的180家，而且这一时期，伊朗电影多为揭露巴列维王朝时期的道德败坏、经济依附、从属西方和政治压迫，宣传自我牺牲、殉道和革命忠心。

在教育领域，霍梅尼要求大学进行伊斯兰化。1980年3月21日，霍梅尼指出，“伊朗所有大学应服从高尚的革命，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教授都应被肃清，大学应成为学习伊斯兰科学的中心。”

4月26日，霍梅尼再次发表讲话：“当我们谈起改革大学时，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大学目前处于依赖他人的从属地位。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大学，它们所教育和训练的人迷恋西方。”

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真主党、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出动开展“清校”活动，关闭大学，查封研究所。

1980年6月，在霍梅尼倡导文化革命初期，伊朗还成立了大学运动组织，很多大学生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

当局根据大学运动组织提供的信息，辞退了被认为受到诸如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等东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老师。

文化革命委员会还重新设置课程，编写新的教材，用伊斯兰教的知识去替代西方的观点。伊斯兰政府还试图在大学和神学院之间建立联系，霍梅尼曾明确指出应在德黑兰大学和库姆的首席神学院菲兹亚神学院之间建立特殊关系。

1982年12月中旬，部分大学重新开学，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人数与以前相比减少了很多。根据官方的数字，1979-1980学年，在校学生人数约为175675人，其中35559名为毕业生。在“文化革命”后的第一个学年，在校大学生仅为117148人，其中5973人毕业。

1979-1980年学年，伊朗教师总数为16222人，1982-1983学年减少到9042人。1987-1988学年，667000名申请者中仅有65000人获准接受高等教育，1989-1990学年，752343名申请者之中也只有61000人进入大学。

而且忠于伊斯兰是进入大学的标准，自愿参加对伊拉克作战者、通晓伊斯兰教规者优先入学。

在小学教育中，政府也很注重伊斯兰教化。伊朗的小学课程包括波斯语阅读和语法、《古兰经》、宗教和伦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卫生学、算术和几何、美术、书法和体育。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小学二到五年级的波斯语阅读理解和语法课内容中，表现波斯神话和传统的占39%，赞美国王的占18%，宣传政府现代化努力的占14%，弘扬爱国主义的占14%，颂扬慈祥宽厚的统治者的占9%，宣传极端爱国主义的占6%。

而在伊斯兰共和国时代，从小学二至五年级同样课本的内容来看，表现伊斯兰信仰的占40%，赞美安拉的占24%，否定国王权威的占24%，提倡殉道的占10%，歌颂霍梅尼个人的占2%。

在妇女问题上，革命后妇女被要求重新戴上头巾，不戴头巾被认为是腐败行为。1980年7月5日，政府下令所有在政府和公共机构工作的妇女必须戴上头巾。

时任总统哈梅内伊称：“头巾是伊斯兰教的责任，化妆佩戴装饰品、露出刘海都是非伊斯兰的”。一年后，议会通过《伊斯兰着装法》，它适用于伊朗境内所有妇女，不管她是不是穆斯林，违反法律者将受到最高一年监禁的惩罚。

5、输出革命的外交理念

在外交上，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主张，在强调伊朗政治独立性的同时，主张输出革命。

伊斯兰革命后，西方尤其是被称为“大撒旦”的美国，被视为是伊斯兰民族的压迫者和敌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则被视为异己力量。

霍梅尼这一外交主张，一方面是他对伊朗国家独立的极端反映，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自信。这种自信还表现在1989年1月1日霍梅尼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不管东方和西方，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都已崩溃，因为他们缺乏精神价值，他提出，伊斯兰价值观是所有民族解放和幸福的途径，应当用伊斯兰价值观来填补这个“意识形态真空”。

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人类需求的任何问题，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面临信仰危机的时候，它不可能通过唯物主义来拯救人类，而信仰危机在东方和西方的社会中是一个深层次的疾病。”“你的国家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所有权、经济或自由等问题，你们的困难在于没有信仰真主，同样的问题使西方走向倒退，最后终结，你们主要的问题是长期与真主作无用的斗争，而真主则是一切存在和创始的来源。”

输出革命作为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伊朗高层中关于实现的方式有不同看法，但在目标上有着一定的共识。

时任伊朗外长维拉亚提指出：“我们将继续以文化的方式输出革命，西方国家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利用大众传媒和外国留学生输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拉夫桑贾尼曾经表示，“从革命成功的初期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这场革命不是仅限于我们边界内的一种现象”，“在日前条件下，如果我们能设法创立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典范，建立一种合适的、进步、逐步演变的模式和恰当的世界伊斯兰准则，那么我们就将达到世界恐惧的目标，而那就是输出伊斯兰革命。”

两伊战争也被认为是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如1989年2月，霍梅尼说：

“每一天我们都在为战争祈祷，为这场战争我们动用了所有的资源。通过战争我们向世界输出了我们的革命：通过战争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受压迫和侵略者的专制c：通过战争我们揭露了世界贪婪者的欺骗嘴脸：通过战争我们分清了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通过战争我们踩断了东西方的脊梁，巩固了伊斯兰革命的根基”，在战争中我们总结出我们必须自立。”

为了有效地输出革命，伊朗当局成立了“全球革命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组织，其中包括“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其领导人是巴克尔·哈基姆，该协会与伊拉克达瓦党和“伊拉克伊斯兰阿迈勒”密切合作，在伊拉克开展反萨达姆的斗争。

此外还有“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非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亚洲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等。

1983年4月18日，“黎巴嫩伊斯兰阿迈勒运动”炸毁了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声称这次袭击是“伊朗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役的一部分。”据报道，伊朗在黎巴嫩的花费1985年为3000万美元，1987年超过6400万美元。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则由毛达内西领导，协调沙特、科威特、巴林三国亲伊朗的伊斯兰组织活动。

1981年，伊朗成立了伊斯兰宣传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输出革命文化”，该组织提出：“输出革命是社团领导人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之一，这一神圣的活动不能用剑也不能用武器来完成，而是使用笔、语言、宣传和艺术的手段。”

该组织还使用阿拉伯语、英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等多种语言出版书籍，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强调维护穆斯林团结，并在伊斯兰革命周年纪念日期间，就穆斯林世界的重大问题召开国际会议。

在霍梅尼输出革命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海湾君主制国家成为攻击的重要目标。伊朗号召海湾各国人民效仿伊朗革命推翻统治当局，实现人民权力，尤其是对沙特的家族政治提出不满。

伊朗采纳了蒙塔泽里的主张，将朝觐作为宣传伊朗革命的有利时机，从而导致伊朗朝觐者与沙特政府军之间冲突不断。

1979年11月，400名全副武装的伊斯兰主义者占领了麦加清真寺，与沙特政府军发生冲突，并在沙特什叶派地区引发了亲霍梅尼的游行示威。1981年9月，7万名伊朗朝觐者决定利用朝觐之际宣扬霍梅尼的伊斯兰政治行动主义主张。25日，伊朗朝觐者与沙特的安全部队发生冲突，22名朝觐者和6名沙特士兵受伤。此外，伊朗指责部分海湾国家是美国的代理人，是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如在巴林和美国关系上。

1971年，在英国撤出中东时，巴林统治者与美国签订了秘密条约，允许美国在巴林阿里贾法尔建立军事基地，巴林也因此成为美国中东部队的重要据点。1977年6月，条约到期后，又秘密续约，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方便。1980年4月，美国飞机在前往土耳其之前降落在巴林空军基地加油。此次事件的曝光，在巴林和科威特引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伊朗对此深为不满，号召海湾国家人们团结起来反对本国的亲美政府。

1982年，霍梅尼号召海湾国家的人民不要再对美国和其他剥削者卑躬屈膝，因为“这些大国们想攫取你们的黑色黄金——石油，伊朗政府和人民希望将你们从超级大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为抵御伊朗输出革命的威胁和伊拉克的挑战，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

面对伊朗输出革命的挑衅态势，1981年12月，在巴林召开的海合会内政部长会议上，沙特内政部长纳伊夫·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说：“伊朗人曾经说过，革命后他们不想成为海湾警察，但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海湾的恐怖主义者。”之前，巴林政府曾逮捕了60名试图发动政变的人。

对此，纳伊夫在拜访巴林内政部长时称，“这一阴谋受到了伊朗的支持，目标是针对沙特的。”两位部长随后签订了安全协定，巴林总理哈里发称，“对海湾国家来说，外部危险是伊朗和德黑兰的当局，伊朗政府正在挑唆巴林和海湾各国的什叶派们，让他们汇聚到伊斯兰革命的口号下…伊朗帮助他们训练使用武器，策划谋反，然后将他们送回母国煽动暴乱，摧毁国家安全。”

科威特的一位高官说：“伊朗人的革命看上去并不能接受我们政府体系的合法性，他们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掩饰下输出他们的什叶主义。”

然而在伊斯兰革命后的10年里，世界和中东地区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伊朗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这些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霍梅尼实践其输出革命的外交理念。尤其是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强烈反美反以的外交主张并没有妨碍他们与美国和以色列的交易军火。据称，在两伊战争中美国直接向伊朗运送过价值约1亿美元的武器，通过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2.5亿美元的武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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