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初，武汉市公安局接到了公安部转来的一份敌情通报：

“据悉，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未悉)，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两虎牙均镶金牙，眼角有一颗小黑痣。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住十余年，在港已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

当时春节还未过，本该是喜气洋洋的节日，但武汉市公安局没有怠慢立刻组成了专案组，对通报中所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短短几天时间，就筛出了一个可疑人员。

同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武汉市公安局从入境的人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此人名叫刘人惠，于2月初从香港回到老家武汉，时间上也比较契合公安部通报里面所说的时间。

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就在武汉市公安局准备对刘人惠进行布控的时候，刘人惠的母亲刘妈以及妹妹刘玲就到了派出所把刘人惠给举报了。

“我儿子从香港回武汉后，言语动作很可疑，希望政府能管一管。”

刘妈以及其女儿刘玲的大义灭亲，给警方破获此间谍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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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家住汉阳普提巷4号的刘妈在稍早些时候，她接到了儿子从香港写来的信，信中说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愿意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刘妈那时已经很多年没见到儿子，心里自然是很高兴。

1958年2月初，刘人惠从香港回到老家武汉，刘妈一见他回来，就激动的热泪盈眶，还跟儿子说：

“儿啊，你爸死的早，我是多么不容易把你和妹妹拉扯成人，现在你回来了，咱们全家总算是团聚了。”

刘人惠的妹妹刘玲当时是武汉某工厂的一名工人，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她也多次对哥哥介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变化的情况，并且还提到了党和政府对她们一家的关爱，希望哥哥也能赶紧跟上来。

不过，令刘妈、刘玲奇怪的是，刘人惠似乎对她们所介绍的情况根本不感兴趣，整日里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刘人惠从香港回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办理长期户籍，流露出一副随时可能离开的模样，这和他在信中所述“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想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完全不符。

渐渐地，她们对刘人惠此行回归产生了怀疑，因为刘人惠1946年当过国民党宪兵，认为他此行回来可能是肩负了什么任务。

后来，刘妈与刘玲母女两达成了共识，先劝劝，实在不行再举报。

趁着一次机会，刘妈拉着儿子问：

“惠儿，你莫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吧?你有什么问题，应尽快向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唯一的选择！”

刘玲也在一旁附和：

“我也不能容忍国民党特务隐藏在家中。”

刘人惠见母亲和妹妹一脸严肃，赶紧解释：

“妈妈、妹妹，请你们放心，我不是坏人，请你们相信我的话。”

本来刘人惠只是一味推脱，被母亲、妹妹一再的追问，无奈之下只好说：

“好吧，你们让我去政府自首，那我就向政府说明白，让你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1958年2月24日，刘人惠在母亲和妹妹的陪同下前往武汉市公安局侦查处，没成想刘人惠介绍的情况，不仅令她们母女俩吃了一惊，就连在场的公安局工作人员也惊得目瞪口呆。

“我1946年在武汉照相馆当学徒，12月考入国民党汉阳宪兵12团当宪兵，1948年调国民党第5军200师当少尉参谋，此时与5军的中共地工人员王永生建立了工作关系。后该军被人民解放军击溃，我和王永生随军退到福建沿海，为了便于工作，由王永生给我编造假历史，改名刘竟，考入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任少尉组长，后退至澎湖、台湾时与王永生失掉联系，不久，我考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政训班’，后调入国防部二厅八组工作，该组将我派赴香港，并由驻港特务机关派遣来大陆，多年来没有和中共组织联系，现准备去北京向李克农将军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刘人惠还说，自己所讲的是隐蔽战线的机密，要求在场的所有人保密。

武汉市公安局将刘人惠的情况上报到了公安部以及中央军委，引起了李克农的兴趣，他要求把此人送到北京来进行进一步的甄别。

1958年2月25日，在武汉市公安局的“陪同”下，刘人惠来到了北京，被暂时安排到了前门外的新生活旅馆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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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当然不是相信了刘人惠的说辞，作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老地下党，他对于此类事件有着自己的处理方式。

无论甄别出来是或者不是，都对案子的调查起到推动作用。

1958年2月28日，李克农指派总参谋部的少校荣正专门到旅馆，同刘人惠进行谈话，刘人惠还是持他在武汉市公安局的那套说辞，荣正特意就一些细节进行询问，但刘人惠对答如流，毫不慌张，就连荣正自己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

不过，随后荣正按照李克农的要求，对刘人惠所提的人和事儿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结果证实在我党地下工作关系中，根本就没有所谓5军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王永生、刘人惠这两个人。

荣正将此事报告给李克农后，李克农也有些生气：

“把我们调查的情况告诉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刘人惠此人要由公安机关审查清楚。”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派出工作人员对刘人惠进行正面审查，在工作人员一再申明政策的情形下，刘人惠无奈的交代了自己的情况。

刘人惠年轻的时候在武汉照相馆当学徒，后来又经商，但发现战争年代经商并不好干，于是就在1946年12月考入了 国民党驻汉阳的宪兵12团当宪兵，1949年3月，调第五军第200师任少尉排长。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第五军应该就是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该军于1949年4月重建，隶属于第一编练司令部，军长高吉人（还有一说是熊笑三，不知道那个对）。

这个重建的第五军整体是以福建保安团为主，不仅不满编，战斗力也很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反倒成为该军后来能保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该军后来随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长期驻守小金门。

不过当时刘人惠已经不在第五军，而是在当年7月又考入了国民党绥靖总队第四大队第一指挥室任中尉情报组长。

这个国民党绥靖总队，根据资料来看，应该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于1947年7月成立的成立的武装谍报部队——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代号“321”。

蒋介石之所以要成立这个绥靖总队，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渗透进入我根据地的特务，负责执行潜伏、暗杀、情报搜集等任务，并收编地方武装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

国民党绥靖总队后来跟随国民党当局撤至台湾。

刘人惠逃到台湾，深受重用，曾被编入国民党军官储训班，后任国民党81军上尉指导员、干事等职。1950年考入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学校，毕业后被编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战俘审讯组，并任上尉审讯官，1954年，刘人惠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城市战略目标兵要小组”参谋。

数年时间里，刘人惠不仅负责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反共谍报人员，还积极参与获取大陆情报内容的特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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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因“国防部二厅城市战略目标兵要小组”缺少战略目标资料来源，组长杨凌九准备派人赴香港、澳门等地，刘人惠主动申请杨凌九把此事上报给国防部二厅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重视，获派潜伏回大陆，就连刘人惠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实际上都是国防部二厅拟定寄送出去的。

在后来的时间里，刘人惠接受了系统的培训，为潜伏进入大陆做了充足的准备。

1957年6月，刘惠完成培训后，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指派，以偷渡的方式潜入香港，按照要求，刘人惠还给母亲又写去了一封信。

刘人惠到香港后，开始了一系列为潜入大陆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学习广东话、了解香港的情况。

同年12月21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专门派人与刘人惠取得联系，并告知他办理好在港以及离港一切手续，迅速潜入大陆，与此同时，刘人惠也正式领取了他潜入大陆后的任务：

“刘人惠系属二厅驻港8061站5186组之派遣人员，番号为5160，职务为武汉地区情报专员，活动经费为每月881港元，主要任务是搜集武汉地区军事情报。陆军方面，包括武汉地区军事组织机构、兵力番号、驻地、武器装备等，海军方面包括武汉地区有无江防舰队司令部及其地址，长江内有无舰艇，有无海军训练机场及海军驻地、番号兵力人数等:空军方面包括查明武汉地区有无空军战斗第19师，武汉桥口机场是否军用机场，南湖区机场是战斗机场，还是轰炸机机场，徐家棚是否作为民用机场，武汉地区的空军驻地、兵力番号等;兵要方面有:长江深度，长江大桥和汉水大桥建成情况，武汉钢铁厂和武昌造船厂建设情况等等。徐某最后严肃地要求刘人惠，必须按文件中的各项指示、规定进行活动。”

1957年12月，刘人惠经过罗湖车站入境。

刘人惠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到家后没多久，就惹得母亲和妹妹怀疑，这为他后来暴露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国民党当局为刘人惠顺利潜伏，花了不少心思，可他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人一旦脱离了熟悉的环境，是很容易被改变的。

刘人惠一开始回到武汉家里后，确实是存了潜伏的想法，可他回来以后，处处感受到了家乡的不一样，不像是他在台湾那样压抑，心里就有了别样的想法，特别是面对母亲和妹妹的规劝，他的思想确实产生了动摇，准备向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不过，刘人惠干了件蹩脚的事儿，就是冒充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他以为自己不会被识破，可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话漏洞百出。

1960年5月3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此案，并判处刘人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意思的是，武汉市公安局不久后又传来捷报，称抓住了此前截获敌特电文里的那个人。

原来武汉市公安局在刘人惠投案以后，发现此人的形象与电文中提到的那个人有很大的出入，而且刘人惠没有在港居住十年以上的经历，断定他不是电文里提到的那个特务，于是加大了调查力度，顺利把这名刘姓特务抓捕归案。

刘人惠成了此案中一个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