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媒：拜中国所赐，西方终于人人吃得起鱼子酱了，但这是好事吗？

文 | 欧阳立祯 硕士研究生、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高级会计师

如果说2025年的贸易战有什么关键词，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恐怕是光伏板、电动车，或者是老生常谈的大豆。

但在这些硬核工业品的硝烟背后，有些西方媒体最近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焦虑了起来。

那就是鱼子酱。

就在这两天，英国《金融时报》的高级编辑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的核心焦虑，并不在于中国制造是否在“倾销”廉价小商品，而是中国正在拿走西方引以为傲的“顶级餐桌解释权”。

文章提到，长期以来，鱼子酱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阶级符号。它起源于波斯，发迹于俄国沙皇的餐桌，最后成为欧美顶级名利场的入场券。

鱼子酱这种食物之所以昂贵，逻辑很简单，就是“稀缺”二字。

野生鲟鱼生长缓慢，加上百年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里海等传统产区的产量在20世纪末就已几近枯竭。

如果你在2000年左右吃鱼子酱，那是真真正正的“一口吞金”。

但中国企业的入场，彻底改变了供需曲线。凭借惊人的规模化养殖技术和产业链整合能力，中国目前贡献了全球一半到三分之二的鱼子酱产量。

文章中提到了一家名叫“卡卢加皇后”（Kaluga Queen）的著名鱼子酱品牌，它是发迹于千岛湖的中国龙头企业。这家企业的崛起路径，和中国的光伏、锂电池如出一辙：在西方发明或垄断的技术领域，通过极致的工程化能力和效率优化，把奢侈品做成了“标准工业品”。

结果就是，原本只有皇室和寡头才吃得起的珍馐，现在出现在了西方中产阶级的节日餐桌上，甚至成了法航头等舱的标配。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餐桌上的贴牌游戏”。

虽然中国主导了全球鱼子酱的产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鱼子酱在品牌端却是失语的。

《金融时报》披露了一个让许多西方老钱都略感尴尬的事实。在世界顶级的鱼子酱盲测大赛中，许多贴着意大利、法国高大上标签的获奖产品，如果你拿放大镜看背后的产地代码，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源自中国。

这就好比时尚界的代工逻辑：西方负责讲故事、做品牌、定高价；而则中国负责养殖、取卵、加工。

但现在，西方焦虑的点在于，中国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做隐形冠军。西方外交官和商人们开始普遍担心，如果连鱼子酱这种最具西方文化象征意义的奢侈品和“土特产”，都被中国的供应链给攻陷了，那么西方引以为傲的所谓“软实力”壁垒，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对于中国鱼子酱的统治力，西方政界和商界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分裂了。

一方面，西方的消费者和餐厅老板是诚实的。毕竟，谁会拒绝价格只有以前三分之一，而且口感还更加纯净的顶级美味呢？在通胀高企的欧美，中国供应的稳定物价，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但另一方面，西方的政客和传统行业协会坐不住了。

马克龙在担心制造业流失，因为鱼子酱作为法国的美食根基已经被动摇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鱼子酱商也开始抱怨“定价威胁”。

日本为了保护神户牛肉，已经开始限制遗传资源的出口，生怕中国在搞定鱼子酱之后，下一个就把他们的和牛变成中国的“家常菜”。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将同样的逻辑，复制到松露、和牛、烟熏三文鱼等一系列高端食材上。

对此，《金融时报》的措辞很有意思。他们习惯性地将中国这种凭借高效率带来的价格下降，称之为“倾销”或者“依靠补贴的扩张”。

在文章结尾，作者泰特甚至揣测：“有朝一日，欧洲会不会像美国对付中国的光伏和电动车那样，也对中国的进口食品高举关税大棒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财经信号。

过去，中国制造只能做衬衫袜子，西方说这是“全球分工”。

后来，中国制造能做高端机床和电动车了，他们说这是“产能过剩”。

现在，连鱼子酱这种纯粹的市场化高端消费品，要是中国做得太好，也同样可能面临西方那所谓的“国家安全”级别的审视。

不过，《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也并未完全陷入反华情绪的窠臼，泰特在结尾处的一段话，写得还是颇具哲学意味得。

她说，虽然鱼子酱不仅象征着西方的特权，也象征着中国惊人的经济崛起，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文化的流动性。“文化不像是一个密封的塑料储物盒，而更像是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流。”

把这句话翻译过来，意思其实就是：

“没有什么好东西，是天生就该属于西方的。”

曾经，茶叶是东方的特权，后来变成了英国的国民级饮料。

现在，鱼子酱是西方的特权，未来可能就是中国的普通农产品。

在看西方媒体这种文章的时候，我们不应只看到“中国又赢了”的爽文逻辑，更要看到其背后潜藏的贸易风险。

以前是抢蓝领的饭碗，现在是动了老钱的奶酪。

随着中国涉足的领域越来越高端，我们日后遭遇的阻力面，也会越来越广。

看完《金融时报》这篇文章，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观点：中国制造最大的能力，其实是祛魅。

无论是把上万元的大哥大变成几百元的手机，还是把几千一勺的鱼子酱变成中产餐桌的点缀，本质上都是通过技术迭代和规模效应，抹平了人为制造的稀缺性。

《金融时报》质问：“中国让西方人人都吃得起鱼子酱了，这是好事吗？”

站在维护旧秩序贵族尊严的角度，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奢侈”的定义就是排他。

但站在人类文明和普罗大众的角度，让更多人以合理的价格享受更优质的物质生活，这难道不正是工业文明存在的意义吗？

如果是拜中国所赐，那这种“冒犯”，我看我们不妨多来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