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危受命：文物外流的乱世里，他接过“护宝重任”

1949年11月16日，新中国成立刚满一个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正式组建，郑振铎成为首任局长。

彼时的中国文物界，正处在“山河破碎，文物流离”的绝境中——连年战乱让无数珍贵文物散落民间，更有大量国宝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文物保护与管理几乎是一片空白。

刚到任的郑振铎，面对的不仅是破败的文物库房，更是文物管理领域无章可循、操守缺失的混乱局面。

“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这是郑振铎对秘书谢辰生说的第一句工作指示。

谢辰生后来回忆，刚到文物局报到，郑振铎就把他叫到办公室，直接交办了三个紧急任务：起草《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

在郑振铎看来，要守护国宝，先得立下“硬规矩”，而这规矩的第一刀，要先从文物工作者自己身上砍下去。

在此之前，郑振铎早已是享誉学界的收藏家。他毕生痴迷古籍、陶俑和版画，为了收藏这些文物，曾节衣缩食，甚至举债收购。

有学者后来统计，他收藏的汉魏六朝隋唐陶俑数量，远超当时国内任何一家公私博物馆的馆藏，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国宝级文物。

但成为文物局局长的那一刻，他最先想到的，却是如何让“收藏”与“公职”彻底切割。

二、立规之初：“瓜田不纳履”，他定下“不藏不卖”铁律

“从事文物工作的人，整天与文物打交道，知道来源、懂价值、明行情，如果自己再去收藏文物，无异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迟早会坏了行规。”郑振铎在第一次全局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与副局长王冶秋共同倡议：所有文物系统工作人员，一律不得私人收藏文物，不得买卖文物。

这一倡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收藏文物是不少文人学者的毕生追求，而文物工作者因职业便利，更容易接触到珍品。

但郑振铎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常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文物工作者的职责是守护国宝，而非为自己牟利。

为了让这条规矩落地，他率先做出表率——上任不久就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主动要求将自己珍藏的全部陶俑捐给国家。

1952年6月，郑振铎在信中详细罗列了自己收藏的汉魏六朝隋唐陶俑清单，共计657件，这些文物都是他多年来费尽心血收集而来。信中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只清晰陈述了捐赠意愿。

随后，这批陶俑被完整捐给故宫博物院，故宫专门以此为基础成立了陶瓷馆。

1953年，他又将一批计502件陶俑捐给故宫；1957年，再次把所藏的雕塑类文物悉数捐献。

除了捐献私藏，郑振铎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强化这条规矩。他要求下属“凡涉及文物收购、鉴定，必须公开透明，全程留痕”，严禁任何人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文物方面的私利。

在他的推动下，“不藏不卖”逐渐成为新中国文物系统的不成文规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

三、规矩践行：收购国宝时，他把“对人民负责”刻进细节

1951年起，郑振铎主持了一项机密工作——在香港秘密收购流散的国宝文物。为此，他专门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并给小组成员定下了更为细致的工作规矩。这些规矩不仅约束个人操守，更贯穿于文物收购的每一个环节。

当时，收藏家陈仁涛因财务拮据，计划出售自己收藏的一批古钱币，开价港币七十万元，后又提价至九十万元。

郑振铎得知后，立即给负责收购事宜的徐伯郊写信，明确定下三条硬性规矩：

一是价格必须回到七十万元的初始报价，“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代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

二是必须严格核查文物真伪，“目录中物，重要者均在，但能不能担保不以伪换真呢？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减色了”，要求将古钱运到广州验明无误后再付款，万不得已时需将款项提存银行，双方签字后再提款；

三是务必保障文物运输安全，确保国宝顺利运回内地。

收藏家陈仁涛

在收购过程中，郑振铎反复强调“廉洁”与“审慎”。他在给小组的信中写道：“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

对于收购优先级，他也做出明确指示：“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

最终，在郑振铎定下的规矩框架下，小组以港币八十万元的价格完成了这批古钱币的收购。这批包含一万七千余件历代金、银、铜币及纸钞的国宝，顺利运回北京，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货币馆藏的基础。

而郑振铎定下的“对人民负责”“严守真伪”“保障安全”等收购规矩，也成为此后国家收购流散文物的基本准则。

四、精神延续：从不成文规定到官方准则

郑振铎为文物工作者立下的“不藏不卖”规矩，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反而逐渐固化为官方的职业道德准则。

1997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将“不以个人或家属、子女名义收藏文物，不参与买卖文物”正式列入其中。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领文化代表团外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遵照他生前“藏书终归是国家的”的遗愿，家人将他毕生收藏的17224部、94441册中外文图书全部捐给国家图书馆，其中包含大量国宝级珍本。文化部后来为其家属颁发褒奖状，表彰他“化私为公”的壮举。

李一氓曾评价郑振铎：“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这份尊敬，不仅源于他为抢救国宝付出的心血，更源于他为文物工作者立下的职业操守。从自己散尽私藏，到为整个行业立规，郑振铎用一生践行了“书生报国”的志愿，而他留下的“不藏不卖”的规矩，至今仍在守护着国家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