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团长美貌夫人被6人轮奸，申冤无门，惊动蒋介石

按照法律，9月9日原本应该是民国体育节，这本是一个与民同乐的喜庆日子。而1948年的体育节，却因发生在其后半夜的一场轮奸案而蒙上了阴霾。

1948年9月，原任国民党陆军整编第九师民夫上校大队长楼将良因身患肺结核而在汉口陆军总医院治疗。

汉口陆军总医院，顾名思义，这是一所专门为军队的伤病员服务、保障军人身体健康的医院。能来这里治疗的一般也不会是普通人。

然而，就是在这个救死扶伤的场所，却发生一桩让人羞愧难当，无比愤怒的案件。该案件的当事人就是楼将良上校大队长的28岁妻子陈愉。

该案件的来龙去脉和最终结局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楼将良在住进汉口陆军总医院之前，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会危及生命。心系丈夫的陈愉是经过再三思考后，才送他来住院的。为了能全方位地照顾好丈夫，陈愉带着8岁的大儿子和4个月的小儿子跟着丈夫一同住进了这家医院。

当时，楼将良住在医院的11号病房，陈愉则每天负责照顾他的一切。由于医院内水压不足，白天流水不畅，水龙头不出水，所以陈愉在照顾丈夫和孩子的同时，还要每夜蓄水，以备白天使用。

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她也只能等到晚上去洗。

在九月九日那天晚上，陈愉跟平时一样，到离病房不远处去接水。因为水管在13号病房，所以她必须要通过12号门。谁能想到，当她走到12号病房前时，后面突然窜出来两位病患。

这两位病患先用棉花堵住她的嘴巴，防止她因大声呼喊而惊动其他病人，随后，陈愉感觉自己突然腾空，原来是被其中一个人给抱起来了。

后来又加入了四位军官，这六个人把她完全控制住后，抬到了17号病房里。这个病房比其他病房要大一些，而且暂时无人居住。

……

直到陈愉奄奄一息时，这6个人才停止动作

根据陈愉后来的回忆，这6个人里除了袁尚质是大学生之外，其他5个人在国民党内均有军衔。

崔博文是中校副官、凌志是上尉、石磐是少校副官、查大钧是督察员、曾玄名是少校军医主任。

军衔在身，他们自然害怕这件事被声张出去，便扬言：“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们一定会要了你丈夫的命！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要为你丈夫想想吧？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

说罢，这6个人便扬长而去。

等陈愉彻底清醒过来后，她已经浑身伤痕累累了。虽然那些人在口头上威胁了她，但冷静的陈愉还是把散落在病房里的短裤搜集了起来，如果她要为自己讨个说法，这就是最关键的物证。

回到病房后，陈愉跟没事儿人一样，她没有把自己刚才的遭遇告诉丈夫，她担心丈夫知道后会悲痛欲绝，这不利于丈夫的病情恢复，而且很有可能会让他的病更加严重。

一直到9月11日，楼将亮追问她身上的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陈愉才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当楼将亮听了这件事后，一股血从他口中涌出，然后就晕了过去。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陈愉带着物证向院方控诉，但奇怪的是，院方一面敷衍陈愉，故意拖延她验伤的请求；一面又纵容、包庇崔博文等人指使勤务兵消灭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陈愉也发现这里面存在一层非常微妙的人际关系。

曾玄名的妻子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院里的医务长则是凌志的好兄弟，崔博文则跟该医院的一名姓张的大夫有着深厚友谊，而曾玄名跟这个张主任则是同学。至于那个没有军衔的学生袁尚质则是该医院某个领导的表侄。

在这样一层又一层的关系脉络下，陈愉的验伤工作一直被推迟到9月11日上午。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整整32个小时。

检查完毕后，陈愉也拿到了检查单，然而，上面显示出的内容却让陈愉心灰意冷。

“面部为指抓伤，宽一公分，左臂指抓伤一公分，右手背抓伤，经过显微镜的检查，除少数土皮细胞之外，再无其他。”

也就是说，这份检查报告可以证明陈愉遭受了外伤，但无法证明她是被强奸的。

由此看来，陈愉如果想要为自己讨个说法，她只能跳出院方，另寻他人帮助了。

经过一番思考后，陈愉向汉口市妇女会及各妇女代表发出求助，直到这时，整个案件才有了新的走向。

后来在妇女会刘总干事的介绍下，陈愉认识了时任汉市参议员、国大代表的张人骥女士，原先申诉无门的陈愉，此时也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既然院方不认罪，而且也不配合调查，那么他们只好借助外界的力量了。在张人骥和妇女会的帮助下，陈愉的经历被登上《正风报》。

老百姓得知此事后，一个个都气愤不已，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门的不作为感到失望，老百姓们迫切希望政府早日将崔博文等人绳之以法，执行死刑。

在这过程中，张人骥还找到了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希望他可以重新调查该事。后来，这个案子正式由联勤第九补给区司令部接手，他们把崔博文等6个人扣押了起来。

除此之外，这件事情也震动了国民党政权的上层。蒋介石曾三次致电白崇禧，要让他严查此事，不能误会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非人力所能轻易挽回，但医院方面仍试图以歪曲事实来掩盖这6个人的罪行。

但是医院的含糊其辞反而引起军法部的注意。后来也是在白崇禧的要求下，军法部完全接手了该案件。从这一刻开始，案件的走向彻底脱离了医院和崔博文等人的控制。

1949年3月23日，这个案件终于迎来收尾。

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被判为死刑，剩下无军人身份的几个人则被转送到汉口地方法院等待审判。

经历了半年时间，该案终于落下帷幕。

由于医院故意拖延时间，导致物证不足，从而造成拖延。但这个案件最终之所以能落得一个圆满结局，凶手之所以能被绳之以法，与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上层的参与有很大关系。

而这一系列现象，也说明不是民国后期司法的公正合理，而是在变动社会下司法生态的脆弱。关于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后人去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