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21年夏，林巧稚从厦门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次只招二十五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后来，协和医预科教育的大部分转入燕京大学时，入学考试的内容“有些像现在的智力测验的内容”，“题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较高”。协和毕业生张之南，回忆他1949年的英文考试内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需会背原文，又要能译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1、严格的医预科教育

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生源质量，学生要先读完医预科。协和规定的医预科时间是三年，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本部学习前，打下扎实基础，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英语。这些课程如有可能，应在综合大学里完成。但在协和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综合大学还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协和的高标准，协和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办医预科。

据说，协和在为医预科物色教授时，除了从国外聘请，还试图去找那些“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同时兼有现代观点”的中国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顾临推荐一位名叫胡适的人，他说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是哲学博士，中西兼通。胡适虽最终没有进入协和医预科教授的队伍，但后来却进了协和的董事会，参与决策协和的事务。

在总计二百零五名自办医预科招收的学生中，后来有一百名进了协和医学院，其中八十四名完成了协和五年医学课程，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严格的医预科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协和办学的一大特点。

自办医预科毕竟是权宜之计。在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拨款资助中国的十三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这些大学的教学水平。

八年之后，协和停止自办医预科，改从这些学校招生进入协和医学院。其中，燕京大学医预科成了协和医学生的主要来源，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

这时的燕大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有着生长于一个双重世界的特殊生活经历：由父母和一小群讲卫生的白人长老会传教士所代表的小世界，以及由“可爱、愉快，但并不怎么讲卫生的中国人”组成的大世界。对他来说，这两者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燕大的大股东，便是洛克非勒基金会，在1936-1937年，基金会的资助占到燕大年度总预算的五分之一。

燕大的医预科一成立便成为校园的焦点，医预科学生“人数少、质量高”，被称为燕大“精华”。

燕大对这些学医的学生有个规定：

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们有机会沐浴在大师们共聚一堂的浓重学术氛围中，比如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章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

曾在燕大就读的雷洁琼，回忆燕大教授们的教学方法：

“我选修的是东洋史。东洋史不讲课，按翁先生（翁独健）指导，自已到图书馆查和浏览书籍，作读书卡片，学期末上交评分。教学法与众不同，既传授知识，又教给做学问的方法，一举数得。”

在生物学界享有盛名的胡经甫，在讲无脊椎动物时，不许学生们记笔记，要求学生全神贯注听讲。他一边嘴里说，一边画，既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听过课的学生，都印象极深。

这些在综合大学的学习经历，使得医预科学生耳濡目染大师们做学问的方法，沐浴在浓重的人文氛围中。那时的燕大校园是他们的精神殿堂。

当时学校规定：

“医预科期间，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一百九十二小时，生物三百八十四小时，数学九十六小时，化学五百四十四小时，物理三百八十四小时，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

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并参考医预科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最后决定能否录取进协和医学院本部。

燕大与协和的合作持续到1951年。20世纪30-50年代的协和毕业生，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剖析原因，与燕京大学的医预科教育是分不开的。

2、最艰难的第一年

考入协和医学本部后，便开始了医学生的征途。协和的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年的重头戏，是解剖、生化、生理学。日后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形象地描绘了自己经历过的协和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况：

“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1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在上生理学时，讲课和实验操作的比例为1：3。一些以大组为单位的内分泌实验，如用蝌蚪观察甲状腺的功能，要求学生自己在实验室饲养蝌蚪，每天记录蝌蚪的生长情况。又比如在摘除狗的甲状腺后，观察它缺钙性痉挛的实验，不仅需要观察、记录和饲养动物，还要做定量测量以及在注入钙后观察缓解情况，最后写出实验报告向全班汇报。每次实验都必须经过老师认可，否则要在课余时间补做，直到通过。每次实验时，做一次就能通过的人数不多，多数都要用晚自习时间补做。

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

“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

这里的及格线，不是六十分，而是七十五分。在评定成绩时，平时老师的考察和评估也占不少比重。一门学科的考试，除了进行笔试，还要口试和实验测验。考题不只重知识记忆，更看重融会贯通和思维能力。比如协和的生理学教授张锡钧、生化系的窦维廉、生理学家冯德培，每次讲课前会发给学生一张纸，上面写着问题，进行小测验。

有的问题不是讲过的，也不是教授准备讲的，而是学生完全不熟悉的问题。1943年毕业的黄宛，在上细菌学课时，抽到了“病毒的物理化学性质”的问题。

当时这门课还没开始，什么是病毒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呢？他去问导师，导师就告诉他，到图书馆去使用文献资料。结果，他看了近十年的一百多篇文章，写出了一篇综述。

3、八年的学习历程

上完一年多的医学基础课，开始临床课程，进入各科学习。一开始平均每天授课四小时，其余时间为实验课或自学。到三年级时每天授课两小时，四年级一小时。有三分之二的讲课时间，采用的是临床示教。在三年级时，老师将住院病人带进课堂，用实例示范讲课。四年级时则采用门诊病人来进行示教。

三年级除听课外，要进病房当“临床见习生”。住院总医师给见习生分病例，见习生去问病史查体，写病历做出诊断后，老师进行讨论并做修改。病房的见习生可以参加每天早晨的教学查房和每周的教授查房。四年级时，上课之余，去门诊见习，在老师指导下看病。

1942年毕业的须毓筹记得第一次实习诊断学时，钟惠澜教授自己当患者，让学生检查他的头、面部。

须毓筹和另外两个同学轮流观察、检查，但谁也没说全“病情”。分明是从头发、前额，五官到下颏，都一一检查的，那么到底遗漏了什么呢？

钟老师严肃地说：

“我戴着眼镜，是提示我的眼睛有问题，但你们谁也没有注意，亦未问我为什么戴眼镜，戴的是什么眼镜。做医生就是要全面细致地观察病人！”

内科的斯乃博教授，则形象地告诚学生：Don't depend too much on paraphernalia(不要过多地依赖设备)。他主张看病一定要仔细询问病史，精确地做体检和常规化验，得出比较正确的印象诊断，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心电图、脑电图、放射造影等辅助检查和特殊化验。

内科的临床考试在三年级时候进行。考试时，老师现场给学生指定一名新病人，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病历询问、体格检查和常规化验，写出病人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意见。范琪教授当年上学时，分到一名心脏病患者，心里暗喜。当她按时完成考试后，主考老师问了病情，要她说明鉴别诊断和处理意见，各种心脏病的可能性和特点。范琪对答如流，自我感觉很好。但主考老师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追问个不停：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她答不上来了。老师还是穷追不舍，她觉得脑子都掏空了。

老师问：你是否也应该考虑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可能性？她当时因为紧张，在询问病情时，根本就忘了询问和甲亢有关的问题。这种经历，很多协和学生都有过。

被逼急时，也有学生背后埋怨老师“卖弄知识”“故意为难学生”，给老师起各种各样的绰号。

医本科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医学院的第五年），就进入了实习医师阶段，在各专业科室进行一年轮转。

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直接负责十个病人的诊疗工作，对病人实行“二十四小时负责制”。这是八年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真正开始“管理病人”。无论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实习医生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是1940年毕业的协和生，他曾经这么白描过在协和内科做实习医生的每日行程安排：

“一清早到病房，把自己管的病人看一遍，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并抽空腹血做化验。在主治医师每天查房时，要简要地报告病历和病情，说明自己对诊断治疗的看法，解答主治医师提出的问题，并听取意见。结束后，即修改医嘱，填写特殊检查、化验和会诊单，并进行较急的治疗。午饭后在病人午休时，自己也争取时间做短时间休息。下午继续诊断治疗、操作和化验、收新病人和观察原有病人。白天有空闲时还参加一些业务学习活动。晚上饭后先抽时间看看报纸，再去病房将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并给一些对症治疗，如镇静安眠药等。然后写病历和病程记录，并读有关书籍。夜间，按病人情况需要，护士打电话到宿舍通知。”

每年6月30日晚，是协和实习生迁入与迁出的时间。整个宿舍楼两股人流，一股进一股出，紧张而有序。新来的实习生放下行李后，就立即换上工作服，开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并被分上一个信号灯的灯号。除了休假和请假外，实习生白天晚上都必须在医院，医院的各个地方都有明显的信号灯，每个实习生有一个灯号。如果不在岗位上，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总机要求打亮他的灯号。实习生看到灯亮时，会立即回到岗位。

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实习生，既能在医院各处自由活动，又能随叫随到。如果半小时内找不到人，总机报告给院长办公室，第二天就被通知到院长办公室说明理由。

王季午是协和1934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抗战后他曾受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在《从医学生到内科总住院医师》中，他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从一位协和医学生开始成长，毕业后留在协和工作，担任住院医直至总住院医的过程。

王季午出身于书香门第、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他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读过三年医预科，又读了一年大学预备班，1929年考进协和医学院。在他读书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每周举行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由病理老师和临床老师一起办。

三年级时他开始在病房和门诊见习。

最后一年是实习，那时实习生要亲自检验病人的各种标本：痰、胸水、脑脊液自己检验的结果，常常比化验室要快，能早诊断早治疗。

王季午在当实习医师时，曾有多次为找到胸水、脑脊液内的结核杆菌或周围血液内的黑热病的利杜氏小体、疟原虫…花费很大气力，“经常要熬到深夜，但收获也很大”。

他在协和医院实习期间，就有“活科赫”的美名（科赫，曾发现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菌)。有些疾病的病原体，别人找不到，他却能找到。他发现在推血片找疟原虫时，将推片推到载玻片一端，并将推片一端略提起，增大推片与载玻片之间的角度，就可使比重较高的疟原虫集中在载玻片的边缘，变得容易找到，提高了疟原虫的检出阳性率。做完这一年的实习，八年寒窗结束，回头望去，“自人学到毕业的五年中，我的同学中有的被淘汰退学，有的留级，有的从他校插班进来，到毕业时只有二十五人”。

“协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医学生毕业了，学习之路仍没有终止，更确切地说是终身学习。

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实行的是临床住院医师制度，每年聘一次。三四年后有机会当上总住院医师。因名额有限，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聘上。当时的协和医院崇尚先进的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讲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毕业后在继续完成了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后，王季午被聘为内科住院总医师。这是个非常荣耀和锻炼人的职位，在他之前，已有十位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有医学大家张孝骞、钟惠澜、刘士豪、邓家栋、谢少文。

王季午认为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后来三年的住院医师制，强调的是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和实践经验。协和学生在整个八年学习期间，打好了普通理科基础、医学基础、临床实践基础。在毕业后的四五年，又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实践，并开始用临床资料对一个医学课题进行观察与研究。所有这些在王季午看来，“是培养高级因务人员的必由之路”。

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宛回忆起在协和的几年经历，深刻的磨难及喜获知识的乐趣兼而有之，“令我四十余年来未能丝毫忘怀”。

同是1943届学生、后来从事公共卫生营养学的范琪教授、她的父亲曾是当地有名气的开业医生，当时自己也觉得学医后，当开业医生很好，治病救人。不过她到协和，就改变了。她“看到各位老师在从事教学和医疗的同时，都在进行专题研究，常常在实验室忙碌到深夜。他们联系各自的专业，经常去图书馆阅读新书刊星期日上午也常去…他们的研究成果，明显地提高了医学理论和实践”。

当时，做开业医生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比留在协和当教员的报酬肯定高得多，但她自述：“由于受老师们的影响和协和学术空气的熏陶，在学生时代就逐步明确：毕业后不能仅当一名开业医师。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普遍的。”

4、究竟有多严格？

对于协和的“长学制”，也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已不仅限于协和，但此前对八年制一直有反对意见，甚至1932届协和毕业生严镜清也说：“这八年制真是太长，比起别的学科和别的大学是加倍长，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这八年更是一个大的负担。”

一位日后进协和学习的医学生，他的学习生涯总共是二十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再加上大学八年。

严镜清分解了他在协和读书时的八年制具体安排，“头三年是预科，后五年是医本科。三年预科主要是学数理化和生物学，还有人文科，包括文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医本科的头二年是基础科，后三年是临床科，末了一年是住院实习。如果去掉预科三年（这三年学的从表面看来都与医学无关)，再去掉住院实习一年，只剩下四年，学习时间实际上跟专科制一样或相差很少”。

在老协和的八年制学习中，还实行一种残酷的“淘汰制”。最明显的淘汰有两次。

一次是投考协和的学生，先读完三年医预科经过考试，结合医预科的各门功课成绩和老师评语，决定是否能够录取进协和本部，成为医学生；第二次是进入本部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绩差、身体差等被淘汰的常占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期间，也有因兴趣转移、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学习情况而退出医学领域的。

惊人的淘汰率，优中选优，随之伴行的是学习紧张和无形的竞争压力，许多毕业生后来在回忆时都有描述，甚至有人用了“磨难”这个词。

药理学教授金荫昌在回忆录里说这甚至是一种无谓的紧张：

“在协和，对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是严格的，曾传说有某生因为考试时答错了用药剂量而被留级一年。为了显示课程水平之高，这种操之过严的措施，据传在协和各科之间大有‘你追我赶’的劲头，因而造成学生学习中无谓的紧张。”

在协和，还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协和人的紧张生活，这就是“协和脸”。

因为协和人学习紧张，压力大，久不见天日。吴英恺初到协和医院，就描述了这张“协和脸”——“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四时及晚上十时半），质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那时做住院医师，成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中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是家族中第三个进协和的人。他曾在传记中叙述，自己到协和学医完全是听从父亲的安排。

思想开放、早早投身民族工业的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在吴阶平之前，先后被父亲动员进协和的有大姐夫陈舜名、哥哥吴瑞萍。在吴阶平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也相继进入了协和。吴家成为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包括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吴安然等，分别是儿科泌尿科、外科、免疫学专家。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吴阶平家先后有十人在协和学习、工作。

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而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

协和的考试，七十五分是及格线，也是学生们的“生死线”。临床考试只有极少数能拿到九十分，八十五分就很优秀了，成绩不合格的就有可能留级或被退学。这种看上去无情、残酷的“淘汰制”，为的是尽可能筛选出可成为医学大家的精品，虽然淘汰标准也未必公允。

对于那此在“淘汰”中留下来的优秀生，协和的奖励倒也毫不吝惜，以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在医学生一、二、三年级结束时，每年评选出两名优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学费一百元。每年毕业班中最优秀的学生，还能获一笔高达四百美元的“文海奖学金”。文海是早年协和医学堂的一位美籍教会医生Walter A.Hawley，他捐出全部财产，作为对协和最优秀毕业生的奖励。1933届的邓家栋，就用这笔奖金还清了上协和的欠债。1929年，林巧稚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文海奖”获得者。在当时、这笔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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