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多天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九联队的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如同地狱放出的恶鬼,挥舞着军刀展开了惨绝人寰的“百人斩竞赛”。
他们从无锡一路砍杀到南京紫金山,视中国平民的生命如草芥。当《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为他们拍摄“胜利合影”时,两把沾满鲜血的军刀下,已堆积了211具无辜同胞的尸体。
野田毅杀了105人,向井敏明杀了106人。但由于并不清楚谁先杀到了100人,所以这场杀人比赛并没有分出胜负,他们决定继续比拼谁先杀满150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场以屠戮为乐的暴行,竟被当时的日本媒体当作宣扬“武士道精神”的英雄事迹,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报纸上。
然而,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两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却狡猾地脱下了军装,试图在战后的混乱中销声匿迹,逃脱正义的审判。
向井敏明躲藏在日本崎玉县的农田里,伪装成老实巴交的农夫;
而野田毅则化名潜逃至鹿儿岛,甚至摆起了小摊,妄图用平凡的生活掩盖自己血腥的过往。
他们如同滴入大海的水珠,几乎要从历史的审判台上消失……
1947年深秋,东京帝国图书馆那个又深又暗的地下室,一股子陈年老纸的霉味儿直冲鼻子。
一位24岁的中国小伙子,正跟小山一样的旧报纸堆较劲,手指头都让报纸染黄了。
他猫在这儿,是为了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们,在成吨的日文旧报纸里,翻找能证明小鬼子罪行的铁证。这活儿又累又枯燥,还憋屈得慌。
这个年轻人叫高文彬,先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翻译官,因为工作出色,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秘书,此时,他正在东京收集当年日军侵华的证据。
突然,一张《东京日日新闻》上的大标题,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眼里:“百人斩超记录!向井106—野田105!”——白纸黑字写着,1937年12月,两个日本军官比赛砍杀中国老百姓!
高文彬只觉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他屏住呼吸,颤抖着双手抽出这份浸透同胞血泪的报纸。
他在心中发誓,一定要这两个恶魔送上断头台。
高文彬能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历史舞台,源于一场特殊的机遇与过硬的素养。
1946年初,随着日本战败,清算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即将拉开帷幕。
代表中国出任检察官的向哲濬先生,深感责任重大,急需精通法律、外语能力出众的得力助手,尤其需要能在中、英、日三种语言间精准转换的专业人才。
彼时,高文彬刚从上海著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不久。
这所学院以其独特的英美法教学体系著称,培养的学生深谙国际法规则与英美法庭程序。高文彬在校期间不仅打下了坚实的法学基础,更练就了流利的英语和扎实的日语功底。
当向哲濬检察官回到母校寻求支持时,这位年轻、敏锐、专业素质突出的毕业生,立刻进入了视野。
就这样,高文彬这位法律界的新人,毅然投身于这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审判,成为中国检察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担任检察官秘书兼核心翻译官。
这份工作绝非易事,东京审判采用复杂的英美法诉讼程序,卷帙浩繁的法律文件、专业艰深的术语,都需要他在瞬间完成精准的三语转换,其压力与挑战可想而知。
高文彬强压着悲愤,将这份刊载着“百人斩”报道及照片的《东京日日新闻》火速整理、翻译,并郑重提交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相关部门。
他满心以为,如此确凿、骇人听闻的罪证,必将立刻引发法庭的高度重视,启动对凶犯的全球追缉。
然而,现实却泼来一盆冷水。法庭的初步反应出乎意料地冷淡。
反馈的意见透露出令人心寒的考量:其一,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仅仅是军衔低微的少尉,在法庭当时聚焦审判高级军政首脑(甲级战犯)的庞大议程中,追捕这样的小角色似乎“优先级不高”;
其二,时过境迁,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混乱,要找到刻意隐匿的二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两人是否还活着也不可知,法庭认为为此投入大量资
源“效率低下”,甚至可能徒劳无功。
这份凝聚着同胞血泪的铁证,竟险些被束之高阁!
高文彬得知后,既感震惊,更觉愤怒与不甘。
他深知,军衔的高低,绝不能成为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尺;追捕的困难,更不是放弃正义的借口。
211条无辜生命的冤屈,岂能因官僚的推诮而石沉大海?
面对法庭的消极态度,高文彬没有选择沉默或放弃。
他反复向自己的上司、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陈情,痛陈此案对揭露日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每一个受害者都应得到正义的伸张,无论凶手官阶高低。
他据理力争,指出报纸上清晰的姓名、照片和部队番号,为追捕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并非全无希望。
于是,向哲濬将这份手抄本转交给了当时远东国际法庭的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梅汝璈看到这份报纸之后也非常重视,立即将它寄回国内交到国民政府高层的手中。
国民政府高层在接收到这份报纸之后,看到了这两个恶魔的行径之后立马做出了批示:一定要对这两个恶魔的罪行追查到底。
基于高文彬发现的铁证和检察组的强烈建议,政府迅速通过外交渠道,向负责执行通缉和逮捕的盟军最高司令部(GHQ)提出严正交涉,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
有了政府出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科科长理查德.沃森立马开始对这两名凶徒展开了追击行动。
哪怕是大海捞针,也要捞到!
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局面骤然扭转。
盟军总部无法再忽视这血淋淋的罪证和受害国的严正诉求。一张由正义编织的天罗地网迅速在日本本土张开。
得益于当年报纸刊登的清晰照片,野田毅在鹿儿岛被邻居认出并告发;
向井敏明也在崎玉县被宪兵从农田中逮捕归案。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搜查他们的住所时,均发现了他们精心保存的、炫耀其“战绩”的新闻报道剪报和那张合影——他们视为“荣誉”的证明,最终成了其罪行的铁证和通向死亡的催命符。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当庭怒斥:“按诸被告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应以首谋共同连续屠杀论罪!”
法庭内外群情激愤,“严惩凶手”、“处以极刑”的呼声震耳欲聋。
1948年1月28日,南京雨花台刑场,寒风凛冽。正义的枪声终于响起,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这枪声,是为211名直接死于其屠刀下的冤魂和南京三十万死难同胞的沉冤昭雪。
更是向世界宣告:侵略者的罪行,无论大小,无论时隔多久,正义终将降临!而推动这正义降临的关键力量中,闪耀着那位年轻翻译官不屈不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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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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