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谁还能陪着父母过年

斜对门的老张家，今夜怕是睡不成了。下午的时候，便见他搬了一架人字梯出来，颤巍巍地爬到高处，拿一块干抹布，一下一下地擦那阳台的玻璃。擦完了玻璃，又去擦那扇许久不曾开过的窗户的滑槽，积年的灰，被他耐心地剔出来，撒了一地。他老伴儿则一趟一趟地进出，抱出被子，在阳台的晾衣杆上拍得“嘭嘭”地响。那声音，闷闷的，又脆脆的，在这安静的午后，能传出很远。

我站在自己家的窗前，看着他们忙活，心里忽然漫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老张的儿子，听说是在深圳工作，好几年不曾回来过年了。今年大约是早早来了信，说要回来的。不然，他们不会这样郑重其事地忙乱，像是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不对，本来就是迎接节日，只是迎接的是那个归人罢了。

太阳落下去了，巷子里渐渐静下来。各家的窗子陆续亮起灯，黄的，白的，暖暖的。我能看见对面楼上，有人在厨房里切菜，一起一落的；有人在客厅里摆碗筷，一个两个三个。那些窗户，像是一个个小小的舞台，上演着默剧，剧名大约就叫“团圆”。忽然，一阵“砰砰砰”的剁馅儿声，从不知哪一家的窗户里冲出来，斩钉截铁地，宣告着年夜饭的序曲。这声音混着远处零星的、孩子试放的鞭炮声，合成一股特有的年的声浪，在这夜色里弥漫开来。

父亲耳朵背，这热闹他是听不见的。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他那把老藤椅里，膝上盖着一张旧毛毯，对着电视机发呆。电视里正放着热闹的歌舞，画面鲜艳，人声鼎沸，可那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传到他那里，大约只剩了些模糊的光影。他的世界，是无声的，也是寂寞的。母亲呢，在厨房和堂屋间穿梭，脚步比往年慢了许多，也碎了许多。她端出一碟炸好的丸子，放在桌上，又想起什么似的，转身回去拿醋。她总说，年夜饭的饺子，醋里要搁些蒜末才香。其实，那饺子也不过是我们三个人吃，她却每年都要郑重地调一大碗。

手机在茶几上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朋友发的，说他刚到家，父母正在厨房忙活，油烟机的声音轰隆隆的，听着心里就踏实。他还拍了张照片，满桌的菜热气腾腾。我回了一个笑脸，便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厨房里，母亲在喊我去端汤。那声音，有些苍老了，却还是我听了四十多年的，最熟悉的声音。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了，东一声，西一响，急不可耐地要把年推向高潮。远处的夜空，不时被绽开的烟花照亮一下，红的，绿的，随即又归于黑暗。我将窗户推开一条缝，冷气立刻钻了进来，带着淡淡的硝烟味。这味道，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父亲会带我站在院子里，指着天上的烟花说，这朵像菊花，那朵像流星。如今，他只能坐在藤椅里，看着无声的电视。热闹是他们的，是窗外那些烟花和鞭炮的，是千千万万个团圆人家的。我转过身，看着灯光下父亲安详的侧脸，和母亲忙碌的、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一酸。

我想起小时候，年夜饭总是吃得极慢。一家人围坐，说着话，喝着一点甜酒，最后总要母亲催了又催，才肯放下筷子去院里放炮。那时从没想过，这样的夜晚，会是往后岁月里最奢侈的念想。如今，我也成了当年父母的模样，守着这个家，等着那个永远也不会再回来的、童年的自己。

母亲终于忙完了，解下围裙，在我旁边坐下。她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我，轻声说：“你爸今天精神好，到现在也不困。” 我点点头，握住她的手。那手，粗糙了，也有了斑点，却还是暖的。

电视里开始敲钟了。主持人激动的声音，伴着欢呼，从那个无声的世界边缘滑过。父亲忽然动了动，像是从一场沉沉的梦里醒过来。他茫然地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电视，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母亲连忙凑过去，大声问：“老头儿，想吃啥？” 父亲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有了些焦点，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谁也听不清是什么。母亲却笑着点头，说：“好，好，明天给你煮。”

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绚烂的烟花把屋子照得忽明忽暗，像一场盛大而喧嚣的默片。我看着父母依偎的身影，在明灭的光影里，显得那么单薄，又那么坚韧。他们像两根老了的、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藤，而我，就是那藤上唯一一片还没有飘落的叶子。

在这万家灯火的团圆夜，我忽然明白，这个春节，还有谁能陪着父母过年呢？不过是我们这些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的孩子罢了。是岁月的慈悲，也是岁月最深的残忍。它将你留在这里，让你亲眼看着，那些你最爱的、也最爱你的，是如何一点一点，被时光偷走。

不知什么时候，鞭炮声稀疏了下去，夜重新变得深沉而寂静。父亲在藤椅里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母亲靠在沙发上，也闭上了眼睛。我轻轻起身，把电视关掉。屋子里一下子暗了，也静了，只有窗外偶尔闪过的远处烟花的余光，无声地落在他们安详的脸上。

我站在那里，看了他们很久。然后走到窗边，看着沉睡的城市。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夜啊。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