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立|《冷月无声—吴石传》：虎穴忠魂

把台湾带回家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作为战略军事专家，对台湾在中国版图上的重要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他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就一直关注跟踪台湾的动向，积累相关情报，等待着把台湾带回家。1940年8月吴石在《大成日报》上发表《倭南进政策之检讨》的文章，其中专门就台湾与倭南进之关系进行阐述，展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吴石指出：“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凡要觊觎一个地方，不能不先就地理上、军事上、经济上觊觎择一适当的根据地，然后由此出面进取，便可收得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台湾便成了倭寇南洋的据点。现在我们对倭寇与南洋的关系，来作一个概略的观察，便可知道台湾在倭寇南洋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的重大了。”

一年后，1941年的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意味着不再承认当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公开声明要收复台湾。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一纸《马关条约》，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成为吴石那个时代多少福建人心中的痛。一纸《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唤起吴石等一批人心中强烈的共鸣，他感到振奋，感到中国人、福建人洗刷耻辱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他把目光投向深陷日本统治的台湾，在战事之余，开始主动谋划台湾回归的有关准备工作。

时序来到1947年3月，吴石有了第一次踏上台湾岛的机会。当时，在台湾刚发生二二八事件。受蒋介石的指派，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调查事件始末经过，进行“宣慰视察”。吴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了全过程。在台湾停留三星期后，白崇禧对台湾全省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将“秉持和平宽大的原则”，残暴的军事镇压至此告一段落。为平息愤怒的情绪，国民党当局有准备调整台湾的主官。行前，白崇禧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吴石出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蒋介石对白崇禧有着戒备的心理，对吴、白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自然不予首肯，此事就不了了之。

台湾之行，让他在台湾的腥风血雨中直接感受到进步团体的力量和作用。回大陆后，曾对吴长芝说：“台湾事件是倒蒋行为，有进步的作用。问题在于陈诚要掌握台湾，肯定还要用镇压手段。如果进步力量有办法派些人员去台湾工作，这倒是个好机会。”这次台湾之行，吴石对台湾的现状有了直接而具体的感受，虽说出任台湾地方要职已成过去，但他在暗淡中看到了台湾希望的曙光，他那颗爱台湾的心澎湃汹涌，把台湾真正带回家的愿望愈加强烈。两年半后他再次踏上台湾岛，这次终于可以在这座孤岛大显英雄的身手了。

战斗在腥风血雨中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吴石携家人乘军用飞机在空中盘旋，往东南方向离去。他面对逐渐渺远的福州市景，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中，心中默念：福州，我不久就会回来！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明确的判断—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此时，他的挚友何遂根据组织的安排已在台湾执行任务，等待与他会合，谋划策应我方南下大军，实施获取重要军情、阵前起义等要事。

从1949年8月13日赴台，到1950年3月1日被捕，再到6月10日殉难。吴石在台湾的潜伏生涯一共有10个月的时间，这是吴石生命中最后的10个月，也是壮怀激烈的10个月。有材料称，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这种说法纯属虚构。也有资料称，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是中共特别党员。这种说法也离谱，纯属演绎。事实上，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底，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国民党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他们看来“汉贼不两立”，更加仇视共产党，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在台湾的特务并非等闲之辈，特务之多之恶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办人。在有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进入生死之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制定了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于冬季立即攻取的计划。

1949年3月，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财，很有生意做。”当时，实际主持华东局军事的是第三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他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五员最能打仗的战将之一。粟裕提议：“解放上海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军中的刘伯承、李达发去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二天，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候，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场。

一个月后的4月23日，形势发生剧变，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亚洲第一大城市上海攻克在即。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观望，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这一天，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经过会议研究，发出电报，要求二野准备“全军向西进军”，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尽管分兵削弱了东部的兵力，进攻台湾的步子并没有放慢。毛泽东要求攻击上海的三野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一部进军福建，为进攻台湾扫清外围屏障。5月23日这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告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这一变化令三野高级将领吃惊，因为原定是一年后才进军福建。当时兵团司令员叶飞即在电报中说明：十兵团伤亡较大，且极疲劳，希望休整一个月再于7月上旬进军福建。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6月14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推迟入闽，但要求：“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早电文。

应中央的要求，华东局在报告中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组成政权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同时派遣一些情报人员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舒、刘都是山东根据地干部，为什么由他们来组成台湾省委，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三野，山东渤海区也是中共唯一临海主要根据地，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成立最早的海军支队。6月21日，毛泽东再致粟裕电报，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之一，并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电报明确要求：“我们希望能于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这是第一次为解放台湾列出时间表。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即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即掘大山洞藏飞机。如无此项条件，则飞机不能隐蔽，亦不济事。”8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张爱萍等海军将领，布置进攻台湾任务。毛泽东说：“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也一定可以解放台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文战迫在眉睫。

两者结合起来看，当时中共更希望能够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即在1949年冬季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种办法在北平及后来的湖南、云南、新疆、四川都取得巨大成功；又看到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支持的困难，打算用较长时间来准备，把最后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年夏天。据此，7月4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说：“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做内应，可能提早占领。”

但是情况并不比原来设想的顺利。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11月，攻打舟山群岛再次失利。这两仗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渡海作战敲响了警钟。

蒋介石集团只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何遂和何世平、何嘉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

何遂（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女儿、中共地下党员何嘉按照组织意图先于吴石5月份来到台北。一俟吴石莅台，两人在台北接触频繁，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对工作进行安排。中共华东局原本打算委托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掩护，留在台湾工作。此前，何遂的次子何世平已在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派到台湾，在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3年多，已经有很好的身份掩护。何遂的妻子与他们一家人同住。1949年春，何世平的直接领导人张执一还专门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5月份随着上海的解放，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对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情况进行了报道，何康及其职务—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上了报，其身份被曝光。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公开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这使何家人失去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形势日紧，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全岛。吴石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台湾。

经过商量和安排，何家人分两路离开台湾。9月1日，何遂的妻子、何世平一家和何嘉从水路走，由基隆乘“秋瑾号”客轮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

几天后，何遂则由空路离开台湾，吴石为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送何遂到机场，看他走进飞机机舱才放心地回去。1965年，何遂在北京白塔寺自己寓所对造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谈到自己1949年撤离台湾时的情形声泪俱下，哽咽地说：“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你父亲一再催促我赶快离开虎口，免遭不测。我也力劝他赶快离开。你父亲对我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样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你父亲替我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你父亲和我四十年之交，非同一般，情同骨肉，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中断的关系接上了

这样，吴石再次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阻隔，基本上中断了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吴石恰恰做出甘冒斧钺的选择，主动与共产党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力。吴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据何世平回忆：“我和何嘉随父亲多次在台北见到吴伯伯，谈及当前时局发展情况，这时我父亲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吴伯伯。”可见吴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当事人吴石好友何遂之女何嘉后来的回忆也充满深情：“八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段生活很特殊，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我和父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我们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由何嘉陪同吴石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中共上海局干部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现在无从知晓，但应该做了很好的安排。2009年5月，83岁高龄的何嘉很清晰地告诉我：两人出来后，一脸的轻松，事情进展令人满意。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

万景光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负责人，人称“小万”，曾化名“刘栋平”。

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香港“陈李济”老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何遂长子何世庸的岳父）家看望何遂，随即由何遂之子、李朗如女婿、中共党员何世庸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

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去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就要回台北。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专门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这次香港之行，吴石与我地下组织再次接上关系。

回台后，吴石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留影纪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将军及其夫人、小儿子3人，明显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合影，却是全家欢的缩影。或许在吴石将军心里，最迟不过明年，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10月底，国民政府发表吴石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军界新星。这一任命，使我党在国民党军的核心中枢有了一条可靠的高级内线，也为吴石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的掩护。

吴石从万景光处领受任务回台后，由于香港方面的联络员尚未派出，吴石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出，一次是托何家亲戚送出，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何遂亲启。这些情报送到何世庸岳父、国民党元老李朗如家，由何世庸、何嘉转交万景光。这样做，虽然接上已经中断的秘密情报线。这样的情报传递是极易被察觉的，有着暴露的危险，也会影响到吴石本人的安全。万景光心里十分清楚，吴石情报组是我党掌握台湾情报的重要管道，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为此，万景光感到焦虑与不安。如何为吴石这位高级情报关系建立秘密联络交通，确保这条重要情报线的安全，他认真思考着……

在台湾，经吴石的精心运作，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铺开的面也极广。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所说：“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和空军部队。”同时，吴石还两次派身边的亲信陈卫潜回福建，向福建省军管会报告阵前起义安排及台湾军情，对起义人员具体安置、军事情报收集方向等进行磋商，并将福建省军管会的指示带回台湾，口头反馈给吴石。

应万景光的要求，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经慎重考虑，选派中共地下党员朱枫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交通，以迅速获取台湾方面的军事情报，同时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朱枫（1905—1950），名谌之，字弥明，浙江宁波人。出生于富裕渔商家庭的朱枫，青年时期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声援五卅运动。后来她远嫁东北，丈夫于1932年病故。此后，在镇海，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开始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积极组织青年、妇女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演出《保卫卢沟桥》等活话剧，震动了镇海县城。1938年，日军逼近镇海，朱枫与家人离开家乡。她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引下，先后在金华、武汉、皖南新四军军部、桂林、上海等处，从事文化与贸易工作。

【朱枫】

1945年春，她由徐雪寒、史永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朱枫奉地下党指示去香港工作。夏秋之交，她接到上海中共华东局的指示，要她立即去台工作。临行前，她给在上海的爱人朱晓光的信中写道：“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掂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别是有意颠倒的。

“兰沙丹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抵达基隆港。随后，朱枫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作为经验来总结，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

第二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枫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台北市内的女婿家，逗留两个月左右，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下次见面最好能改在进出更方便的地方进行，因为她是以“母亲”和“外婆”身份来女儿家看外孙的，不能让家人和邻居生疑心。

蔡孝乾同朱枫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10元面值的钞票上。

12月初，一个冬日的午后，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有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门外还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吴石请“陈太太”在会客间坐下，亲自为客人奉茶。朱枫将“刘老板”托带的短柬郑重地交到他手里。

朱枫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吴石点点头，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临时安排这处旧宅，下回要请“陈太太”去新居做客，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下午4点钟光景，朱枫看了看吴石给她的家庭住址—台北市青田街三巷六十八号，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吴石将朱枫请进书房。

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这次见面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而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

对吴石向我们党提供情报的重要性，李资生在《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文中也不能不承认：“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不幸被捕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以及解放战争末期与中共有过密切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起疑心，难以想象。正因为如此，朱枫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密会6次，从未被发现，从吴石到朱枫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

吴石在台湾的潜伏正当顺利进行时，却因中共台工委的暴露而终止。中共在台敌后工作的部署，早在1945年就开始了。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返回台湾，发展地下组织。蔡孝乾本人于1946年7月进入台湾，隐姓埋名，在基隆港当码头工人，以掩护其身份。离台已18个寒暑的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在发展组织方面，侧重联络“老台共”党员，行动十分谨慎。1947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党员仅70余人。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后，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憎恨与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台工委在华东局指示下潜赴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拟订新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深入山地农村和城市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也加强了同中共大陆情报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为迎接解放台湾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至1948年6月，台湾地下党已发展到400多人，分设30多个地方支部；到1949年底党员人数又迅速扩大到970余名。但因《光明报》事件，台湾当局对中共台湾工委的破坏越来越疯狂。

此时，朱枫深陷危机之中，却不清楚危险在一步步靠近。时间过得很快，朱枫完成多项重大任务。1950年初，她已开始做离台返回的准备。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她经过仔细考虑，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简，将归期告诉好友。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你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专此即颂

冬安

祖湘嫂兄及诸亲友均候

威凤手上 一月十四日

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的一封“家书”，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亲人手中的最后手迹。“简单的便条，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写于1950年1月14日，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三月四号了”，“谁会想到，那时候她已落入敌人的魔掌！”—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朱枫烈士书信集》时，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作了这样特别的加注。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郑”没有露面，却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

朱枫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后，立即去吴公馆找吴石。她告诉吴石，大陆家中有事情，打算尽快离台。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她走海路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听女婿说台北和舟山之间有军用飞机往来，那里离大陆很近，她想走这条线，请吴次长帮忙。

吴石回答说，空军方面熟人是有的，也许能用得上。这件事后来吴石交代给他的老部下聂曦办理。

1950年2月4日，朱枫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朱枫没有能够赶在“月内返里”，向她通风报信、要她火速撤离的“老郑”，在1950年1月29日的这天晚上，在他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但之后在带路指认时趁黑成功脱逃。

虽说蔡孝乾交代朱枫的电话号码迟了几天，打电话到阿菊家时扑了空，但敌人终于知道了大陆有派来女干部。之后，敌人侦查出朱枫的去向，把目标锁定在定海。顷刻之间，一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送至定海县城内的警备司令部，所有的交通关卡都被严密地控制起来。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在这座本来就不大的船形岛屿上撒下。她没有在县城落脚，而是去了舟山岛最东头的渔港沈家门，住进缪家路15号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家，在长辈间有交情的顾家暂时安下身来。

而向她张开的厄运之网，却一天一天在收紧。1950年2月18号，旧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袭来的早晨，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捕了，当即被解至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羁押定海看守所之后，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到舟山来抓她。2月26日深夜，这位忠贞的女共产党员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手镯折为两段，塞进自己的口中，试图吞金了结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牺牲保全组织。《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对此有这样的议论：“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枫自杀未遂，被看守发觉。就在这时，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重犯”从定海押送回台北，送进医院。实施抢救后，身体虚弱的朱枫受到严酷的审讯，始终没有低下共产党人高贵的头颅。

朱枫的被捕是由蔡孝乾引起的，而蔡孝乾的被捕则是由1949年底中共台湾省工委遭敌严重破坏导致的。1949年6月间，在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估计中，台工委一些成员竟将机关报《光明报》塞进“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以及蒋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事件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限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辑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限定的时间内没能破案，于是蒋介石又交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时任保密局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研判后认定，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而且是中学，非大学。因为大学中保密局眼线密布，一旦出现就会被发现。结果，保密局派人到各中学调查，很快就发现基隆中学的考卷与《光明报》一致，一大批地下党人遭逮捕。于是，顺着线索追查，12月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落入敌手，迅速危及台工委的高层。

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从大陆来的交通员朱枫的神秘行踪中隐约感觉到另有一个秘密情报系统的存在，就找朱枫商议，说部分同志身份暴露，需尽快撤回大陆，但国民党对出岛控制极严，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帮助，很难成行，问朱枫有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紧急情况，朱枫答应想办法。

1950年4月27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彻底变节，出卖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整个组织。

保密局根据蔡孝乾供述，抓捕各级党员干部619人、群众96人，破获各级组织135个。由此，台湾一脚走进被后人称作的“扑杀红色时代”。

其实蔡孝乾1950年1月29日第一次被捕，其真实身份未真正暴露。尽管此后不久蔡孝乾乘机脱逃，但有着灵敏嗅觉的保密局从他的口中锁定了从香港来台湾的朱枫的中共特派员身份，造成朱枫被捕，这方面情况上文已述，一张大网随即朝吴石撒来。随后又从一张吴石为地下党人刘桂麟办的“特别通行证”查到蛛丝马迹，一层层追查下去，由此，吴石方面也开始出现问题，潜伏者的秘密身份逐渐曝光。

吴石当时虽然只是中将军衔，却贵为参谋次长，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同学、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对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颇多忌惮，经局长毛人凤报告蒋介石，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虽面有难色，只得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经严密侦查，一张无形的大网向吴石凶猛扑来。

经侦讯，国民党保密局于1950年2月28日将吴石太太王碧奎请去。就在吴石太太被捕的第二天（3月1日）晚上，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吴石在家中被捕。

“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1950年3月1日夜，吴石的命运开始了逆转。吴石身陷囹圄，遭遇与高官显贵截然不同的境遇，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次，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起落，从高级将领一下子滑到了黑牢里的“囚徒”。在狱中，吴石遭受酷刑，遭受反复的审讯，始终坚贞不屈。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吴石毕竟是离不开笔墨的人，在狱中他极简单地记下有关要情。狱中遗留的手记使我们了解到在入狱后的大致情状：

三月一日午夜后九时半，被逮入狱。住看守所办公室之西厅。即晚，第二处叶处长来讯问。

二日，叶处长复来讯问。四日夜，叶处长来讯问。五日午后二时，迁禁于狱中五号。嗣后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四月八日，国防部军法局派员来讯。于以知案已被交该局办，是次为侦讯性质。

廿六日，闻最高军法审审判长蒋鸣三氏予之运命，于是法定矣。

此期间仍不断在看守所被讯，其紧张、刺激如前。廿八日，由五号狱房移住三号房。五月廿日，房客挤至十之人多。我血压陡高，经医诊断后，认为人数过多，于生命有危险，房中因以减至七人。

卅一日，房客复稍调动，同房者六人。

从这段简短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吴石1950年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且提心吊胆的提审，身心疲惫交加。从简短的文字中证实：鉴于吴石身份特别，且事关重大，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责主审。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

【吴石记录入狱情形的手记】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据李资生《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一文记叙：“当他（指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可是，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他马上改变态度，从此，他就很诚恳、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但他一贯的老脾气，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当地讲，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这一段白纸黑字中极不情愿的语气，却让我们看到吴石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保护战友的身影。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的日子一定过得相当痛苦。在将近3个月零11天的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镣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面对十入九死的黑狱，吴石知道，没有任何指望会走出这深牢大狱。他的遗书早在狱中预先断断续续草就，在就义前的一刻用一首七言诗作结尾。遗书写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多少年后，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意味深长、字字珠玑的2000多字的遗书，心中滋生感怀。我想，吴石要使这份生命中的最后文字，传到狱外。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事不宜充分表白，有些文字还有些晦涩，但这最后的遗言已传递出他心底的颤音。这里面有他对亲人最深的怀思，有他对理想最执拗的坚守，有他对热心人帮助的深情答谢，有他对弘扬清廉家风的最后叮嘱，有他为民族命运不惜牺牲的心声。

可以说，吴石将军在遗书中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在纸间蔓延，字里行间透露出吴石将军当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人们从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正气和心灵震撼。遗书流露出在最深的苦难中对世界和人生的深深思考，将一个硬汉的柔情与决绝表露无遗，将苦难的伟大自然呈现。

【吴石对子女的叮嘱只有只言片语，却父爱如山】

吴石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他觉得此时此刻必须向同在狱中的妻子有个最后的告别。于是，一场人间悲情时刻出现了。对于这次狱中的相会情形，1980年8月11日，王碧奎从美国写给儿子吴韶成的信里有如泣如诉的倾述：“爹爹知道自己活不成，所以求管理人要见我。我两人相见极为悲伤。爹爹亲口交代遗嘱：最放心不下就是在大陆两兄妹，不知大学能读毕业否？希望两兄妹能成家立业，我（他）就安心。大概汝不久就可回家，与汝一点关系都没有。汝千万不可胡思乱想，自己要坚强，保重身体。这家专靠汝照顾，两个小孩健儿不太懂事，好好抚养成人，我的事汝不要管。听汝爹几句话我悲伤不得了，汝爹实在很勇敢，只顾关心儿女，自己不在乎。”这里“汝”字属福州方言，留有古汉语的痕迹，为“你”的意思。看着这段由一位饱经风霜、体会过生离死别的近80岁老者一笔一划写下满含血泪的记录，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这场无法逾越的人生劫难直逼吴石、王碧奎夫妇，这无疑是一个极易被历史遗忘的细节。

从容就义

死亡向吴石逼近。在蒋介石授意下一场血腥的罪恶屠杀即将开场。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随着对吴石等人侦讯的结束，对于“吴石案”相关人员的最后处理也提上了日程。

1950年4月7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请示如下：“奉：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拟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为审判官。当否，签请示遵。”4天后，即4月11日，蒋介石以“可照办”三个字同意了“国防部”的意见。由此，对吴石等的审判进入所谓程序。经过1个多月的审理，6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参谋总长周至柔，提出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呈文经参谋总长周至柔之手，转呈蒋介石。6月7日蒋介石阅后大怒，在参谋总长周至柔的转呈文上严厉地批下：“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并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表明自己铲除异己的强硬态度。在蒋介石的干涉下，审判意见发生逆转。

历史已经走过了60多年，我们无法揣知蒋介石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军人，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为中共工作，不能不让他心惊肉跳。他在知晓吴石向中共靠拢后“殊为寒心，令即逮捕”。此后更是对“吴石案”全程关注，并下最后判定。由此引出又一个“蒋记”杀人剧。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下午4时，由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任审判官的“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了。如此“高级别”的宣判，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贴墙站着一溜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凶神恶煞，虎视眈眈。

整个宣判的时间很短，只是这出“蒋记”杀人剧中一个事先安排好了的“法定过场”：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就匆匆“宣示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这是当年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在第二天新闻报道中的原话。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核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

紧接着，一个名叫桑振业的书记官走近被告席，通知被判决的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人：如有遗言可当庭书写。这同样是一个仓促的安排，只有短短几分钟。短短几分钟，吴石却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诗作。吴石写的是什么，国民党官方报纸第二天一字没有透露，倒是对吴石极尽“吴犯”“叛逆”等污蔑之词。在台湾岛内新闻一边倒的同时，饶有意味的是，香港《星岛日报》1950年6月11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同类消息，但用词有其讲究，大标题《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还特别加上副标题《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从容”一词让有心的读者体味到编辑者要传达意味深长的信息，揣测出吴石之死另有隐情，编辑才气之高令人叫绝。

报道还向读者透露：“吴事前早知难免一死，遗书早在狱中预先草就，当堂只写诗一首。”至于这首诗写了什么，《星岛日报》未透露一字，之后也无后续报道，把悬念留给了读者，也留给了历史。几年前，我从吴石中将家人手中看到吴石最后的手迹，读到这首用生命、用一片冰心凝结成的诗句：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人死了，原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也跟自己不相干了，应当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但我们的主人公虽明知即将为国捐躯，却为壮志未酬而遗憾。

这是无畏的表白！这是超越生死、超越名利的坦荡！这何止是诗，更是一颗“求仁得仁”高贵灵魂的颤音！明明自己知道快要离开人世了，但他不是为自己的死感到悲伤，只有感叹未能看到他所憧憬的胜利。

【朱枫就义前英勇无畏】

这是一张历尽劫波保存下来的照片。照片的画面定格在马场町朱枫英勇就义前的一瞬间。在军警的夹持下，这位被五花大绑的女共产党员昂首挺胸，毫不畏惧。虽说离死亡仅一步之遥，但她刚毅的神情告诉人们，她坚信她完成了组织赋予的使命，她坚信她向往光明的明天必定到来，她坚信她的血不会白流，革命自有后来人！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陈宝仓没有一丝的慌乱，依然从容谈定。从临刑前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他心静如水，站如泰山般的沉稳。在他50年的人生中，多次遇险，每每逢凶化吉。1938年春，陈宝仓参加安徽宣城战役，遭日机轰炸，身上受伤处达200多处，右眼失明，从此成为“独眼将军”。今天这位抗战将军没有牺牲在日军的炮火下，却因台湾省工委遭破坏而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舍身成仁。出师未捷，未能将蒋家王朝消灭在台湾，他心不甘啊！

【陈宝仓就义前从容淡定】

做过吴石副官的英俊的聂曦上校，默默地为中共工作，因为刘桂麟出境证事件而被捕，与吴石同时遇难。历史不该忘记，这位叫聂曦的福建闽清人曾将中共地下党收集的五万分之一的广东、湖南军用地图勇敢机智地从广州送到香港，转到中共华东局驻港情报组织手里，不经意间为广东、湖南的解放做了件大事。他那张轮廓分明、英气勃勃的脸庞，出现在多年后公开于海峡两岸的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照片上，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他从刑车上被军警押下的那张半身照：宽宽的肩膀、揉皱的条纹衬衫，领口处清晰可见两道紧勒着的细麻绳，捆缚的双臂仍被行刑队员紧紧抓住，浓眉大眼的他双唇微张，好像要呐喊，又像在说些什么……影像是凝固的时空、是打开的岁月之窗，将这位33岁就牺牲的福建青年永远地定格在时间的记忆里。

【聂曦英武不屈的身影成为经典】

“宣判”总共10分钟，这个精心准备的“特别军事法庭”就草草收场，完成了杀人者所需要的一切“程序”。10分钟后，两辆站满了宪兵队的行刑卡车，将五花大绑的4位“要犯”送往刑场。

当刑车从青岛东路的军法局开出，一路经过上海路、南海路几个街区时，阴霾了大半天的台北下起了连绵的六月雨。一刻钟后，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河边的一片坡地，空旷而荒凉，早在日据时代，这里就是处决犯人的场所。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历史艰难又庄严地定格在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时辰！刽子手连开2枪，杀害了时年57岁、正处壮年的吴石将军。

吴石将军倒下了，两粒泯灭人性的子弹穿透他的胸膛，将他的心脏拱出。他迎面卧倒在血染的坡地上，“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这位出生在闽江边的渔乡子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又过两个月，时为8月10日，因“吴石案”受牵连的吴石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同样慷慨赴死。至此，因“吴石案”遭杀害的志士达6人之多。27岁的福州人王正均在遗书中坚定地写道：“我无言可诉”，表达自己入狱后坚持不认罪的铮铮铁骨。同时牺牲的林志森年仅31岁。201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王正均、林志森为革命烈士。因“吴石案”受牵连者逾200人。总数字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本文节选自《冷月无声—吴石传》第十二章：虎穴忠魂）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