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无垠的宇宙深处，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决定着未来数百年的地缘格局。

当美国以商业航天的颠覆性力量，将“星舰”的推力数字推向令人咋舌的7130吨时，它仿佛一头从未来闯入的钢铁巨兽，睥睨着所有竞争者。

而曾经的航天霸主俄罗斯，其历史巅峰N1火箭的4620吨推力，更像是一座记录着悲壮与辉煌的纪念碑，诉说着过往的荣光。

在这幅由美俄两国勾勒出的力量版图上，似乎还缺少一个关键的角色。

那个曾经用算盘敲开太空大门、以“长征”为名的东方大国，面对这悬殊的差距，是望而却步，还是早已在沉默中磨砺出了自己的“定海神针”？

在这场关乎民族未来的攀登中，我国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到底是多少吨呢？

星辰大海的召唤与先行者们的足迹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拥有自己的卫星，意味着拥有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平等对话的资格，意味着在科技竞赛中不再是被动旁观的角色。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以他一贯高瞻远瞩的战略气魄，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时代的强音：“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

要将卫星送上天，必须先有能够托举它挣脱地球引力的“神箭”——运载火箭。

对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的我国来说，研制运载火箭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艰巨任务。

没有图纸，没有经验，甚至连许多关键材料和设备都闻所未闻。

更严峻的是，外部的技术封锁密不透风，想要依靠外援几乎是天方夜谭。

就在这历史性的关头，一位科学巨擘的归来，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就是钱学森。

为了集中力量攻克运载火箭这一核心技术难关，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北京南郊的一片麦田中悄然诞生。

钱学森众望所归，出任首任院长。研究院成立之初，条件之艰苦超乎想象。

所谓的办公楼，不过是几排简陋的平房；所谓的实验室，可能就是一个搭起的棚子。

科研人员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向世界科技高峰的艰难攀登。

当火箭的设计工作初见雏形时，一个充满诗意又饱含力量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该给我们的火箭起个什么名字呢？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一总体设计部的同志们，在紧张的研讨间隙，常常会吟诵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

诗中那“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概，那种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而藐视一切困难、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顽强斗志，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航天人。

他们觉得，研制火箭的过程，不也正是一场新的“长征”吗？

前路同样充满了未知与艰险，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同样需要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于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油然而生——“长征”。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长征”，这个名字寓意着我国的火箭事业必将像伟大的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任何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

推力之巅的较量与我们的攀登之路

在全球航天领域这片广阔的竞技场上，中美俄三国犹如三位顶尖的棋手，各自依据不同的棋路，展开了一场关乎未来、关乎国家实力的激烈博弈。这场博弈的核心指标之一，便是运载火箭的推力。

推力是一切太空探索、空间站建设和深空探测任务的物理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进入空间能力最直观、最硬核的标尺。

在这场推力的巅峰对决中，美国凭借其独特的商业航天模式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一骑绝尘。

其代表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系统，其第一级“超重型助推器”的最大推力，达到了惊人的7130吨。

7130吨的磅礴伟力，源自其底部密集排布的33台“猛禽”液氧甲烷发动机。每一台“猛禽”发动机都能产生约216吨的推力，而将33台这样的“钢铁心脏”协同工作，其技术难度呈指数级增长。

美国人选择了“集群同步”的技术路径，通过将燃烧室压力提升至300巴以上的超高水平，实现了高达95%的燃料利用率。

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结合优化的发动机布局，有效避免了多发动机并联时常见的热干扰问题，确保了这头“钢铁巨兽”能够稳健地升空。

将视线转向我们的北方邻国俄罗斯，其航天实力更多地建立在苏联时代雄厚的历史积累之上。

在重型火箭的推力竞赛中，俄罗斯能够拿出的历史巅峰之作，是曾经承载着苏联登月梦想的N1火箭。这枚传奇而又悲情的火箭，其设计推力达到了4620吨。

它依靠的是底部第一级并联的30台NK-15煤油发动机，每台发动机提供约154吨的推力，然而，其燃烧室压力仅有200巴左右，燃料利用率也只有85%。

更致命的是，由于当时控制技术的局限和过于仓促的研制进程，30台发动机的同步协调与稳定性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N1火箭的四次试射中，都因为发动机故障，特别是涡轮泵的连锁爆炸，最终以惊天动地的解体告终。

4620吨，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数字，如今更像是一座纪念碑，记录着一段悲壮的探索历史。

那么，在美俄这两大航天巨头展现出的巨大推力面前，我国的水平又在何处？我国的航天人，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追赶。

面向未来的载人登月、火星探测等深空任务，我国规划研制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长征九号”，其设计推力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6118吨。

这个数字，虽然与美国“星舰”的7130吨尚有差距，但已经显著超越了俄罗斯N1火箭的水平，稳稳地跻身世界超重型火箭的第一梯队。

“长征九号”的6118吨推力，计划通过捆绑多台大推力发动机来实现。

根据设计方案，其芯一级和助推器将配备多台先进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例如推力达到200吨级的YF-215发动机。

选择液氧甲烷作为燃料，是我国在火箭技术路径上的一次重要战略抉择。

相比俄罗斯N1使用的煤油，甲烷燃烧更充分，燃烧效率更高，能产生更高的比冲，同时积碳问题也大大减轻，这为发动机的重复使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甲烷燃料燃烧后的产物主要是水和二氧化碳，相比煤油产生的污染物要少得多，据测算可减少约20%的污染物排放，更加环保。

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并非盲目模仿，而是深刻汲取了美俄两国的经验与教训。

面对俄罗斯N1火箭因发动机密集布置导致热干扰和连锁故障的惨痛教训，我国的“长征九号”在设计上借鉴了美国“星舰”的成功经验。

在发动机布局上，我们会进行精细化的优化设计，确保足够的间距和有效的热防护，避免单台发动机的故障迅速波及整个发动机群。

同时，在测试流程上，我们坚决摒弃了N1那种“全系统一次性”的冒险赌博方式。

我们将采用模块化的组装和测试策略，比如先对一组发动机进行独立验证，确保其稳定可靠后，再进行多组的整体联合试车。

这种从单台到模块，再到全系统的分步测试方法，虽然周期更长，成本更高，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排查风险，将故障隔离在最小单元，大大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最终的发射成功率。

马斯克的“预言”与我国商业航天的“肌肉秀”

除了国家层面的“长征”系列火箭，中国的商业火箭领域也在蓬勃发展。

2025年10月下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通过他惯用的社交平台X将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正在蓬勃发展的我国商业航天领域。

事情的起因是蓝箭航天在10月18日至20日期间，为其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成功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地面测试。

在位于我国的发射场上，这枚崭新的火箭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加注与排出演练，也就是将推进剂安全、精准地注入箭体再排出的全流程操作。

紧接着，更关键的一步——静态点火试验也顺利完成。

火箭被牢牢固定在发射台上，其第一级的发动机按预定程序点火并持续工作了设定的时间，产生了巨大的推力，验证了发动机系统、燃料供应系统和地面设施的匹配性与可靠性。

正是这条关于朱雀三号测试成功的消息，引起了马斯克的注意。

他在10月24日首先发文指出，他观察到蓝箭航天在朱雀三号的设计中，采纳了一些与SpaceX的下一代重型运载系统“星舰”相似的设计理念。

马斯克认为，这些借鉴来的先进设计元素，比如在箭体结构、发动机布局或控制系统方面的改进，将直接有助于朱雀三号在性能上超越他旗下目前的主力火箭“猎鹰9”号。

一天之后，也就是10月25日，马斯克进一步给出了一个量化的时间预测。他写道：“如果他们的所有工作都进展顺利，（朱雀三号）或许能在5年之内，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前后，性能上超过‘猎鹰’火箭。”

不过，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意在强调SpaceX的领先地位并未动摇：“但到那个时候，SpaceX将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射‘星舰’了。”

马斯克特意强调，“星舰”与“猎鹰9”号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产品，它是一个为了实现人类登陆月球、火星等深空探索任务而打造的“另一个层级”的航天运输系统。

针对马斯克的评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他的分析。

王亚男认为，马斯克关于朱雀三号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因为我国的民营航天企业在发展初期，确实从SpaceX这样的行业先行者身上学习和借鉴了许多已经被验证成功的技术路径和管理经验，这是一种高效务实的发展策略。

对于马斯克言语中暗示的、我国商业航天与“星舰”之间存在的技术“代差”，王亚男也并未回避。

但他同时强调，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展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某些细分技术领域超越马斯克现有的预期，甚至凭借我们自己的创新，实现全新的技术突破。”

参考资料：马斯克：中国民营火箭可“5年内”超越“猎鹰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