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求知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早在北京公开讲过一句话，日本迟早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老路。

那时候不少人觉得他有点太悲观，如今再看日本教科书删减战争罪行内容、年轻人不知道慰安妇含义、防卫白皮书写进反击敌方基地能力、政客高调喊出台湾有事这一整串操作，他的那句警告突然就没那么像危言耸听了。

大江把日本叫作暧昧的国家，暧昧的背后是对历史的回避，对军国主义风险的轻视，也是在给整个亚洲提一个不太好听却必须听进去的醒。

战后旧账没算清，日本内部一步步给军国主义铺路

大江健三郎这一代人，是亲眼看过炮火和废墟的，日本到底犯过什么错，他很清楚，他的焦虑来自现实而不是情绪。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看似完成战败投降，实际很多关键人物和关键问题被轻轻带过。

美军单独占领日本，昭和天皇地位被保全，一部分甲级战犯并没有被彻底清算，岸信介只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就在一九五七年摇身一变当上首相，开始推动日本所谓防卫正常化，这个出身让今天日本不少政策天然带着历史阴影。

冷战格局一拉开，美国需要日本当遏制苏联的前哨，就刻意打压日本左翼力量，对右翼势力则宽容甚至扶持，复古思潮有了安全空间。

等到特朗普政府上台，进一步放宽日本防卫限制，防卫装备出口松绑，日美安保合作升级，日本军事角色从边上观战，慢慢往前排挤，原来宪法里写得很死的限制，在现实操作里被一点点掏空。

外部条件给了空间，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则开始系统性动手改写记忆。日本初中历史教材在二十多年里，把战争罪行内容削掉了六成多，慰安妇被改成慰安设施的女性，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被刻意模糊，侵略中国变成进入中国，用词轻飘飘，读起来像出国旅行。

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把当年的侵略包装成牺牲自我，为了亚洲稳定，高官在那儿参拜成了常态，甲级战犯被称为为国捐躯者，记忆被重新粉刷，责任就被一点一点冲淡。

这种长期工程带来的后果已经显形。二零二三年的调查显示，日本二十岁以下年轻人里，有六成多不知道慰安妇是什么意思，八成对南京大屠杀不了解。

历史在他们眼里变成模糊的旧闻，情绪更容易被一些简单口号带着走。

二零二四年参议院选举，民粹味道很重的参政党，打着日本人优先和二战是为解放亚洲而战这一类说法，赚足了选票，拿下十八席，这类言论正好踩在教科书留下的空白上。

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大江的坚持就显得格外突兀。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冲绳札记，写到日军强迫冲绳平民自杀，被控告诽谤，最后在法庭上赢了，这是在现实层面给历史真相撑了腰。

一九九四年他去领诺贝尔文学奖时，公开称日本是暧昧的国家，直指社会在历史问题上一退再退。

天皇要给他颁文化勋章，他拒绝，理由是没有真诚道歉，荣誉毫无意义，先把欠账认清，再谈象征性的礼物才有底气。

进入二十一世纪，他并没有收声。2004年，他和学者、作家一起成立九条会，专门为和平宪法里的第九条奔走，反对改成可以主动出兵的版本。

八十岁那年，他跑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留言写下不能让悲剧重演，公开说自己以鲁迅为精神榜样，用中国作家的笔当镜子照日本社会。

这种姿态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东亚地区，都透露出一种清醒：战败国不把自己看清，就很容易被下一轮情绪推回老路。

社会记忆在淡化，政策却在加速前进。日本军费这几年一直在往上拱，2023年军费已经到九万亿日元，比2010年翻了一番，政府提出在2025财年要把军费拉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二，数字背后是日本把自己和北约标准对齐的姿态。

防卫白皮书在2024年里面直接写上具备反击敌方基地能力，这个表述和战后和平宪法原本的限制相比，意味着思想上完成了一次大跨步，防卫的边界被主动往外推。

军费的去向也说明问题。日本已经开始购买战斧巡航导弹，这类武器从设计出发就是进攻性更强，用在所谓反击敌方基地时，外界很难分辨到底是防守性的回应，还是具有前伸意味的部署。

与此对应，高市早苗在国会公开喊台湾有事关系日本国家存亡，这句表态释放出的，是日本有意在台海局势上扮演更加主动角色的信号，把地区热点当成可能的军事参与理由，军国主义话语就借这种方式重新挤进公共讨论。

对比德国的镜子，日本的选择直接影响亚洲安全

日本今天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国内记忆和政策的纠结，还关系到它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位置怎么站。

大江健三郎用一生在提醒日本：国家尊严不是靠掩盖历史，而是承认错误，这句话放到德日对比里就显得非常直白。

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一九七零年华沙下跪，为战争时期的罪行公开忏悔，当时有八成德国民众给予支持。

这种真诚态度，配合后来一整套法律约束，比如严禁纳粹宣传和标志，否认大屠杀要承担刑事责任，慢慢修出了一条重建国际信任的路。

日本这边的画面完全不同。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已经习以为常，一些表达为战争反思的村山谈话被有意冷处理，社会和政治链条上总有人试图把战争责任淡化掉。

日本缺乏像德国那样清晰的法律边界，没有专门立法禁止历史修正主义，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更多靠政治风向和舆论气氛来摇摆，遇到经济压力大、社会焦虑强的时期，修正冲动就容易被借题发挥。

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在国际社会的信任度上。德国在欧洲能够重新获得周边国家的接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历史问题上亮出了底线，把错误写进法律和教育，把悔意化成制度。

日本因为长期回避关键问题，在亚洲邻国心里始终留着问号，哪怕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不弱，历史态度上的反复，让它在地区安全议题上难以被当成完全可靠的伙伴。

现在日本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财政吃紧，军费却一再上涨，这种内外矛盾使它在选择道路时必须面对很现实的一笔账。

大规模增加军费，等于把本来就紧张的财政再往前拉扯，让社会福利、老龄化应对等领域承受更多压力。

对外政策上，高市早苗这类涉台言论已经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高度警惕和必要反制，一旦地区紧张度升高，首先受到波及的就是日本自己的出口、投资、旅游这些支柱领域。

在这种背景下，大江健三郎一生坚持的那条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创办九条会反对修宪，从法理层面守住战后和平承诺；他在文学和公共发言里反复强调不能让悲剧重演，用鲁迅的姿态审视本国社会，把对历史的直视变成一种现代日本必须具备的素养。

虽然现在日本和平派声音看上去偏弱，舆论场上经常被强硬口号盖住，但经济现实和地区格局，客观上对日本的冒进形成一道硬约束。

对中国和整个亚洲来说，看清日本内部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简单把日本标签化，而是要理解哪些是历史惯性，哪些是现实推动，哪些是外部纵容。

美国在冷战时期给右翼势力留空间，在特朗普时期继续松绑限制，日本今天的军事化趋势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长期叠加的结果。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的立场很清楚，支持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坚持对历史问题不模糊、不退让，用事实和记忆提醒日本社会军国主义复活的代价。

从大江健三郎个人的轨迹到日本整体的政策转向，再到德日对比和地区反应，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历史问题如果不在内部讲清楚，最后一定会在外部关系上付出代价。

日本如果继续在教科书里模糊侵略，在神社里美化战犯，在防卫文件里不断扩大军事权限，在涉台表态中释放危险信号，就有可能一步步印证大江当年的那句日本迟早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老路。

大江健三郎留下两句话，一句是国家尊严不是靠掩盖历史，而是承认错误，另一句是不能让悲剧重演。

今天看日本在历史教育、军费规模、防卫政策和涉台言论上的连锁动作，这两句话听上去不像文学家的感叹，更像写给后人的操作指南。

日本如果执意忽视这些提醒，一味加码军事扩张，把战后反思慢慢抛到身后，军国主义的旧影迟早会以新的方式反扑。

对日本自身，对亚洲和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地区来说，能真正起保护作用的，不是再多几枚导弹，而是直面历史、铭记伤痛之后做出的清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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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大江健三郎：如林中泉涌的作家——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