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承续与新汉本位：东汉前期政治文化实践研究

东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创业且统一天下，却延续前朝国号的朝代，兼具开创和继承两种建朝形态。东汉初期，建国者在“创革”之朝或是“中兴”前汉的两种身份之间摇摆，最终折中二者，建构以光武为开端的、以“受命—中兴”为身份的新汉朝，并落实为一系列重建“汉”宗庙、塑造“汉”天子、制作“汉”礼乐、创作“汉”文章的举措，从而构成东汉早期政治文化实践的一种独特形态。

本书以“两汉承续”和“新汉本位”为关键词，以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6—88）三朝为考察中心，探讨东汉王朝前期合法性身份建构的相关问题。“两汉承续”指西汉、东汉之间的继承和接续。“新汉本位”指以“新汉朝”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本位建构政治文化的思路。在两汉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背景下，东汉对两汉承续的认知和叙述，经历一个协商、选择、厘定，从歧异到整合的过程。建武年间存在“创业革命”与“中兴前汉”两种合法化的思路。光武晚年形成“受命—中兴”话语，是折中和整合二者的结果。明章时期君臣进一步凸显“创革”论，以新汉为本位，建构光武“始创本朝”故事，致力于超越旧汉、彰显新汉的一系列礼制仪式建设，汲汲于追寻先王之道。“作文”成为士人建构新汉合法性的重要实践形式。和帝以后，“新汉本位”思想日渐低落，最终让位于相信本朝隶属于西汉的中兴论。

本书从刘秀集团与“长安系士人”的政治演进、光武帝时期的仪式争议与合法性建立、明章二帝的“新汉本位”建设、东汉前期“文”的实践等四个方面讨论这一过程。除绪论和余论外，共设四章。第一章，两汉之际到建武初年的政治演进和集团分际。这一时期存在鼓吹新汉创业的光武集团，和申论旧汉中兴的“长安系士人”两大地域、年龄和理念都有显著差异的士人群体。光武集团经历了从“附庸更始”到“圣人受命”合法性构造的转型。刘秀抑制和排斥其集团的“宗族”和“地域”属性，建立“公家”新汉朝，否定“私家”之更始朝，形成新的王朝认同。光武的即位仪式炮制了“皇帝即位—天子即位”双重模式、效法周武王受命、恢复王莽元始故事等程序，建立其“受命圣王”的形象。这一过程还与两汉之际政治文化的东、西格局有关。受新莽年间“东方受命”谣言的影响，光武集团制造“兴于东方”的合法化舆论。同时，三辅地区的前汉遗臣抱团形成“长安系士人”，流寓辗转于更始、隗嚣诸西方政权之间，与东方的洛阳朝廷既对抗又合作。全国统一后，〖DK〗“长安系士人”归入新汉朝，形成一股潜伏的政治势力。他们鼓吹东汉是西汉的中兴，他们团结在太子刘彊身边，提出“柔克”方针，批评光武苛刻政策。建武后期，光武调整政策，废刘彊，立刘庄，长安系士人随之失势。

第二章，光武帝建武年间的仪式争议与合法性建立。“创革”与“中兴”的分歧从政治冲突演变为政治文化商议。“长安系士人”杜林和张纯运用经学义理和汉家故事深度阐释了“中兴”论。在对郊祀配享对象的争议上，光武主张祀尧，杜林坚持祀高帝，分别体现了创革和中兴的两种合法性观念的各自坚持。王莽在元始、始建国两个时期创设的意义不同的郊祀礼制分别为这两种观念所借用。在宗庙安排上，张纯主张废除四亲庙，立皇考庙，源于其中兴论立场。光武南顿四亲庙之设，继承了王莽九庙制度之义理，效仿新莽的创革义涵。张纯与曹充对光武封禅的前提有所争议，前者强调“治世之隆”，突显光武重振了衰微的前汉国运；后者强调“受命而帝”，突显光武乃汉绝统后兴起的创业新王。封禅文中出现“赤九”和“匹庶”两种矛盾又统一的光武身份叙述。光武借此整合了“创革”与“中兴”两种义涵，结束了这场长期的争议，确立了“受命—中兴”的复合式合法性话语。

第三章，明、章二帝的理想秩序设计与“新汉本位”计划的展开。光武的后继者运用仪式建构“新汉朝”。永平初年的重要建制是明堂、灵台、辟雍的建立，诸礼围绕“三雍”展开，形成了建构光武形象的纪念仪式体系：通过宗祀、冕服、乐舞和墓祭四部分仪式，赋予光武“起始”的意义，确立东汉独立的地位。明帝辟雍礼分为大射礼、养老礼和天子自讲三个环节，分别象征君臣、父子、师生三种理想身份关系的建立，借此建构了区别于秦汉皇帝的东汉“教化天子”形象。章帝时出现建“汉礼”的呼吁，兴起“汉当自制礼”的思潮和合法性实践。班固在《汉书·礼乐志》《刑法志》的叙述体现了东汉儒生对本朝担当“制汉礼”重任的热忱。章帝急切于在建国六十年之际的神圣时刻落成汉礼，力排众议而独断专行，终致汉礼草草登场，备遭反对。

第四章，东汉前期的“文”实践。士人以“文”为载体建构新汉，是其时政治文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明、章时期的兰台从劾奏文书的机构转型为“作文”的场所，推动了兰台文人群体的诞生及其“文”的创作。以《建武本纪》为代表的兰台东汉史确立了光武开国的历史叙述。文人相信“致太平而发颂声”，效法《诗经·颂》创作颂赋，通过“建武革命”“万夷宾服”等叙述描绘了理想的汉盛世。贾逵运用《左传》经注，从学理的、史实的角度细致入微地建构了“刘氏尧后”世系。这个时代之后，官方文化机构从兰台转至东观，带来了“文”实践的意义转型，也意味着新汉本位思潮的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