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朱枫被捕目击者回忆而遗憾：吴石暴露，是因为他身边缺了两个人

1950年2月4日，“海鸟一号”朱枫拿着“国防部次长”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搭乘军用飞机抵达舟山定海，1950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二，几个“便衣”和“宪兵”来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从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家中，抓走了这位“朱家四小姐”。

时年十五岁，在舟山中学读初一放假在家的顾孙谋长子顾学勇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那几个便衣要朱四小姐跟他们走，她从容地从大橱挂钩上取下了一件海虎绒大衣，披上衣服，拿起随身携带的一只手包，坦然地和我们点点头，就走出了家门，神情安然地跟着‘便衣’走了。”

在《沉默的荣耀》中，朱枫是在存济医院被捕的，但顾学勇的回忆文章却是另外一种记载：“朱枫被捕时，我和姐姐顾荷琴、老中医陈鹤年伯伯都在现场。那天，朱四小姐和我们姐弟，还有陈鹤年伯伯在房间内聊家常。这时，从我家小墙门里进来两个便衣，身穿墨绿色风衣，腰部束有腰带。直接走到我家门口说:‘朱枫在吗？’当时朱四小姐就从春凳上站了起来。”

顾学勇的回忆文章《朱枫烈士在我家被捕》在2013年3月的《人民政协报》上发表，我们根据此文，可以断定特务在朱枫身上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朱枫留下的箱子里也很干净：“我父亲打开她留下来的皮箱，只有几件衣服，没有可疑的东西。”

综合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朱枫虽然没经过特殊训练，但做事还是十分稳健，被捕后受尽酷刑也没有变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朱枫身上，并没有她从吴石手中获取重要的情报，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吴石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如果吴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地下党而签发的通行证，毛人凤是不是也拿他没办法？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签发空白通行证几乎是当年蒋军高层的惯用敛财手段，只要给金条，谁都可能拿到只有长官签字和印章而持有人姓名一栏空缺的通行证。

在《黎明之前》有这么一段：“军情八局”局长谭忠恕要去参加军地大佬聚会，总务处长递给他一些从地摊上买来的“勋表”，还表示现在连老蒋的委任状都能买到，气得谭忠恕骂了一句老蒋惯用的三字经。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回忆，当年从高级特务手里拿到假证件和特别通行证实在是太容易了，徐远举在准备逃跑前，跟沈醉那番熟练的“操作”，就足以证明这种事情他们常干：“徐远举拿起一张‘特别通行证’向口袋里一塞，还问我有没有别的证件，我打开抽斗说：‘多的是！’他把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第二十六军、第八军等证件都拿起一一看过后，又从口袋内掏出‘通行证’看了一下，便拣出一枚保安司令部证章向口袋内一放……”

只要有足够的金条，别说在“参谋本部”开通行证，就是从毛人凤、谷正文那样的保密局特务手里拿假证件也不是不可能的——做假证，也是特务们保命和赚钱的手段之一，所以即使能查到朱枫持有的特别通行证出自参谋次长吴石的办公室，那也说明不了什么。

看顾学勇回忆，我们就会发现朱枫（朱谌之）不管是在台北还是舟山定海，都没有刻意改变名字，谁都知道她是朱家四小姐，是个“普通生意人”。顾学勇回忆：“朱四小姐被关押了，父亲顾孙谋到处找关系去保释，但是根本没有朱枫的消息。随后，又跑到定海去保释，也根本没法打探到消息。后来顾孙谋反倒被国民党叫去询问了好多次，还一度被监视。”

朱枫被捕不到三个月，解放军第七兵团于1950年16日渡海登岛，相继解放定海、朱家尖、岱山、普陀山、长涂山等岛，至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如果渡海战役早发起三个月，在舟山已经隐藏了十四天的朱枫就不会被捕，那么历史就可能改写，事实上朱枫也是有机会离开的，顾学勇回忆：“顾孙谋虽然联系上了一艘小船，但是木帆船实在太小。顾孙谋说:‘船太小，你去我不放心，接下来马上有大船过来，乘大船安全，你再等几天。’但是朱四小姐还没等上大船就被抓了。”

顾孙谋绝对是出于好心，因为朱枫从就小体弱多病，上了年纪（牺牲时已四十六岁，在当年已经算上了年纪了）后实在是经不起风浪颠簸。

朱枫在顾孙谋眼里有点弱不禁风，但是面对特务的酷刑，却顽强地坚持到最后，这也让我们在敬佩的同时还有些遗憾：一张《特别通行证》证明不了什么，如果吴石身边也有像刘新杰和余则成那样的助手，给谷正文讲一讲“通行证的基本制造原理”或“委任状的购买方式”，毛人凤又得去给吴石道歉了。

前一段时间笔者说吴石是地下工作者而不是地下党，还有人在评论区建议我多查资料，结果《沉默的荣耀》演完，争论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

吴石将军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来又在日本东京炮兵专科学校、日本陆军大学进修，在军事方面确有“状元之才”，但在却没有受过专业的特工训练，不像程一鸣、余乐醒那样在莫斯科受过“格别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ОГПУ）”的特训。

吴石是高级将领，在指挥作战和制定计划方面绝对是超一流水平，让他学习特工技能是大材小用，但是像他那么高级且重要的地下工作者身边，按理说是要配备两个像“刘新杰”和“余则成”那样的“专业人士”的。

到了关键时刻，像刘新杰、余则成那样的专业特工，是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特务惯用的手段反击谷正文的：刘新杰击垮了李伯涵，余则成把李涯耍得抓耳挠腮。

谷正文多年后也在回忆录中感叹：蔡孝乾不适合当地下党的一把手，如果换一个有周、李十分之一能力的人，历史都有可能改写。

蔡孝乾贪图享乐意志不坚定，被捕叛变后供出了朱枫，但却不曾跟吴石有过直接接触，如果吴石身边有余则成那样的人，就可以把余则成李涯的那番话借用过来：“党通局恨我们胜过恨延安，当年的中统变成了党通局，军统变成了保密局，他们之间的斗法停止过吗？这是离间保密局的招数，这是励进社残杀复兴社的变种！”

如果把余则成话里的中统（党通局）换成军统（保密局），保密局换成“土木系”，再由吴石的得力助手公开讲给陈诚和周至柔，结果可能就会出现反转，实在不行，像余则成和刘新杰那样的专业特工，也可以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电视剧说是揽了，但相关回忆文章似乎并没有记载，因为聂曦也不是专业特工。

“东海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值得尊敬的，但他们似乎都没有受过特工训练，所以面对毛人凤和谷正文的步步紧逼，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反击——如果吴石身边有刘新杰或余则成，谷正文即使不被当场击毙，也得被揍个鼻青脸肿。

《沉默的荣耀》已经收官，笔者这一系列稿子也到了最后一篇，留给读者诸君的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吴石身边有两个像刘新杰和余则成那样的专业特工，毛人凤和谷正文最后还能得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