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解封了跟杰弗里·爱泼斯坦有关的一批法院材料，再次把一长串商界、政界名人推上风口浪尖。公开文件中点到的人名范围极广，包括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英国安德鲁王子、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等，足以在舆论场上引发新一轮信任危机。在“爱泼斯坦卷宗”持续曝光的同时，美国公众难免联想到十年前同样因“电邮”而翻车的希拉里·克林顿：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公务，后来被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电邮门”在2016大选最后阶段天天占据头条，被多项研究视为其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电邮”对美国政坛的杀伤力早已立过“汗马功劳”。本文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赵浩对此做出深入分析。

电邮为何在美国如此重要？

在美国的职场与公共生活中，电邮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工具，而是接近“基础设施”的存在。

第一，很多政府机关、大学和大公司对邮件留痕、归档有硬性要求，涉及审批、合规、合同往来时必须用邮件或能被归档的系统记录下来。这样一方面方便日后审计和法律举证，另一方面也为机构避免“口说无凭”的扯皮。

第二，相对于电话和短信，邮件显得更正式、更有礼貌。打电话容易打断别人，发短信太随意，而邮件可以用完整的称呼和署名，结构清晰，有利于在办公场合保持一种“体面距离”。

第三，邮件便于按照主题和时间整理归档，可以用不同的文件夹、标签和搜索指令迅速定位到过去的决策和沟通记录，这种“可检索性”是电话和口头汇报难以替代的。

换句话说，美国职场文化本身在鼓励：凡是重要事情要“写下来”“发邮件”，于是政客、企业高管和普通白领都离不开电邮，而这也为日后追责与丑闻的诞生埋下了技术和习惯上的伏笔。

既然是坏事，为什么还用电邮？

很多中国吃瓜群众看爱泼斯坦卷宗、看“电邮门”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他们明知道事情见不得光，怎么还会用这么容易留痕的方式沟通？原因至少有三层。

第一，美国缺少类似微信那样“一统江湖”的社交软件。美国人不会动不动就“见面扫个码加一下”；手机号码、私人IM账号往往比较隐私，写在名片上显得突兀，反而是电子邮箱理所当然地被印在名片、公司页面和个人主页上，成为对外公开的“默认入口”。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和律师、教授、政客、投资人第一次接触，很自然就是互换电邮地址，之后长期靠邮件来维持联络。对他们来说，不用电邮反而不方便。

第二，很多美国人对技术细节并不敏感，误以为“删掉电脑里的那一封”就等于销毁证据。事实上邮件会在服务器上留存副本，还可能被多方转发、备份，对手通过法院诉讼可以调取，执法机构也有手段恢复历史记录。但对法律或网络技术没有太多常识的人，很容易把邮件当成“稍微正式一点的聊天工具”，以为只要不把纸质文件留在抽屉里，就算安全。

第三，坏事做多了，往往会产生一种“麻木的侥幸”。身处权力和金钱中心的人，更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这些事不过是圈内“潜规则”，大家都知道、都在做，不至于真的有一天被翻出来算总账。心理上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行为上就不会维持持续的戒备，自然也不会为每一次沟通都建一套严密、去中心化的安全通道。

微信上的中国人

看到美国政要“被邮件绊倒”，有些中国人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反正自己平时工作、社交主要靠微信，不怎么发电邮，好像离这些风险很远。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中国人的日常社交和办公习惯，同样布满了“可追踪”的数字足迹，只不过介质从邮件变成了社交媒体。

首先，熟练使用微信、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在平台上留下了大量行为轨迹：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位置共享、照片转发……这些在误操作时会立刻露出破绽，比如手滑把不该发的内容错发到大群，或者本来想“点对点”结果发成“群发”，带来的“社死”后果，一点不比“错发电邮”轻。

其次，社交媒体在中国大多实行严格的实名制或“弱实名制”，手机号与真实身份高度绑定，这让“事后追查”变得更加简单高效。电邮地址可以匿名注册、反复更换，而手机号、支付账号、终端设备、地理位置之间的关联，一旦被汇总起来，线索往往更加连贯。

再往深一层看，中国人日常工作里“公私不分”的现象很常见：大量工作沟通都挤在个人微信里，领导把任务丢在群里，客户直接拉群谈合同，缺乏清晰的公私边界，也缺乏制度化的归档习惯。这样一来，一旦出了问题，既容易牵连私人生活，又不利于厘清责任；而在权力更集中、信息更封闭的空间里，出了事也不见得会被公开讨论。

结论

无论是希拉里的“电邮门”，还是爱泼斯坦圈层在卷宗中留下的大量通信碎片，表面上看是技术工具的问题，本质上却是制度、文化与个人道德三者交叠的结果。工具只是把原本隐秘的东西，以一种可以被复制、备份、审计的形式固定下来。

对普通人而言，有两个教训格外值得记住。

第一，要多花点时间了解办公软件和社交工具。任何数字化社交工具——电邮也好，微信也好——都是会“记账”的。只要信息进了网络，就意味着可能在多处节点以各种形式留存，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对敏感话题、对别人的隐私、对可能带来伤害的言行，哪怕只是“开玩笑”“发一时牢骚”，都要假设“有一天会被截屏、被调取、被误发”。

第二，比起纠结“怎样不留痕迹”，更重要的是“不去做那些即使不留痕迹也不应该做的事”。违法的、损人的、违背底线的行为，从来不是因为“工具不安全”才带来风险，而是因为它本身就该被追究；数字时代只是提高了被揭露的概率，加快了曝光的节奏。真正可靠的安全感，从来不在于你用的是哪款软件、懂不懂“删信息”，而在于：即便有一天所有通信都被摆到阳光下，你也不至于因此无地自容。

教授简介

赵浩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总经理课程联席课程主任。他是2024-2025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和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他目前担任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商业风险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领域主编。

封面图片由特赞Tezign AI生成，文中创意图片已获视觉中国授权。

编辑 | 田佳玮

责编 | 岳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