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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领土问题常被视为“绝不妥协的红线”。

谁要是敢在国土上做“让步”，轻则挨批，重则被骂“卖国”。

但1963年，中国却主动放弃了一块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地图上归属中国的“飞地”——坎巨提。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当时的驻巴基斯坦大使、出身将门、素有“外交将军”之称的耿飚。

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坎巨提的历史身世

别看坎巨提如今只是个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小点，但它的历史却足够悠久，背景也颇为复杂。

这片地区坐落在喀喇昆仑山脉的高原地带，面积不大，人口稀少，但地理位置却极为敏感。

它位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临近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在中亚与南亚的交界处，是典型的“鸡脖子地带”。

而且横跨丝绸之路古道，是中亚与南亚之间的重要隘口。

到了清朝，这里曾被标注为“外藩地”或“属地”，并在数份清廷地图上明确归属于中国疆域。

然而，随着“大博弈”进入高潮，坎巨提成为英俄争夺边疆缓冲地带的棋子之一。

1891年，英军正式出兵占领坎巨提，建立军事据点，随后并入英属克什米尔辖区。

清政府在陶模任新疆巡抚期间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包括设立屯防局、训练兵勇、加强南疆边防。

但由于西北力量薄弱、中央政局动荡，再加上坎巨提本就不在回疆设防区域之内，因此清政府在实际操作上无力阻止英军吞并。

后来，巴基斯坦自建国后，接收了英属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疆地带，包括坎巨提。

在1962年中巴正式划界谈判前，坎巨提一直由巴基斯坦进行实际管理与驻军。

于是，这块地方就像“钉子”一样，长期悬而未决，成了中巴边界划界中的一个敏感点。

因为“飞地”本身就容易制造外交摩擦。

毕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领土里插着别人家的“旗子”。

耿飚的发现与建议

1956年，耿飚赴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这个职位表面上是“外事工作”，实际上却是国家战略的最前线。

耿飚是军人出身，早年在抗战、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战将”。

但他不只是“能打”，更是“能思”，尤其善于钻研地理、战略和外交事务。

上任不久，他就注意到坎巨提这个“地图上的飞地”，并对其历史、现实状态产生了极大兴趣。

他没有一拍脑袋就“拍板”，而是召集使馆人员、调阅历史资料，甚至请来当地专家学者，一道展开缜密调研。

结论很明确，坎巨提虽在地图上归属中国，但事实上早已被巴基斯坦管辖多年。

当地政务、行政、社会管理、宗教活动等，早就全面“巴化”，与中国并无实质联系。

而这块“飞地”的存在，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在中巴友好合作的背景下，变成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

于是，在回国述职期间，耿飚向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总理提交了一份详细建议。

核心内容是建议放弃对坎巨提的名义主权，将其正式划归巴基斯坦。

这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

在当时强调“寸土必争”的政治氛围下，外交官若稍有不慎，极易被贴上“软弱”、“投降”甚至“卖国”的标签。

但耿飚不是胆小怕事之人。

他一贯坚持“三敢”原则：敢讲真话、敢做实事、敢负责任。

他认为，如果继续把坎巨提标注为中国领土，只会徒增摩擦、损害信任，得不偿失。

周总理对此事高度重视，责成外交部与国务院相关部门认真研究。

最终，在历史事实、现实需要与外交考量的权衡下，中央政府采纳了耿飚的建议，为后来的中巴边界谈判定下了务实、友好的基调。

放弃“飞地”，换回战略主动

1963年，中巴双方正式签署边界协定。

中国放弃对坎巨提，而巴方则将克里青河谷地区划给了中国。

表面上看，这像是一次“互换土地”的交易，但实质上却蕴藏着极为深远的战略考量。

首先，克里青河谷位于帕米尔高原东南缘，紧邻瓦罕走廊、塔什库尔干与罕萨地区之间，是喀喇昆仑北麓通往印度河谷地的天然通道之一。

这一地段正是后来中巴合作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关键走廊。

若无此地，中国西部将完全被帕米尔高原和印控克什米尔的封锁地带所隔断。

拥有克里青河谷，使中国首次实现了从新疆向南打通至阿拉伯海的陆路通道，为后来的中巴经济走廊埋下了伏笔。

另外，历史上，坎巨提虽在地图上标注为中国领土，但中国政权对其始终缺乏有效管辖权。

即便在耿飚出使巴基斯坦之前，中国对其实际状况的掌握也极为有限。

反之，克里青河谷紧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中国在帕米尔高原上已有实际部署和居民活动的区域，可快速实现实际接管。

其次，这一边界协定的签订，极大巩固了中巴之间的互信基础。

要知道，当时的中印边界纠纷正处在极为敏感的阶段，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刚刚结束。

中方在与巴基斯坦谈判时表现出的诚意与灵活，使巴方倍感诚挚，也为中巴关系进入“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轨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尤其在美苏争霸如火如荼、中国面临国际孤立压力的冷战背景下，能有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出口通道”和“后方支点”。

无异于给中国增加了宝贵的外交回旋余地。

耿飚本人对此并不张扬。

他始终低调务实，甚至在回忆录中都很少提及此事。

但正如李先念曾说耿飚这个人，办事不张扬，说话敢说，关键时候顶得上。

而毛主席对他在阿尔巴尼亚期间，敢于提出对外援助政策改革的建议时也曾称赞道，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

耿飚放弃坎巨提，并不是“丢地卖国”，更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一种冷静、理性、超越情绪的战略抉择。

在动辄以“血性”、“强硬”包装民族主义的当今世界，他当年的选择显得格外清醒，也格外珍贵。

因为国家的尊严，不只是靠“寸土不让”来撑起，更要靠“知进退、识大局”的格局与智慧去维护。

耿飚当年“划出去”的，是一块小土，换回来的是中巴六十年兄弟情这笔账，划得值。

参考文献：

耿飚：敢讲真话的“将军大使”，学习时报，-2020-11/21

耿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敢于谏言，被毛主席称赞为敢说真话的好大使，我军历史上唯一的无军衔国防部长，党史博采官方账号，2022-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