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了，这个人就是钱锺书。后来，钱锺书回忆称：“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而拍板录取钱锺书时，罗家伦或许想到了自己当年数学考0分被北大破格录取的经历……

“偏科严重”等标签伴随着他们的青年时代，但那又如何？在后续人生的里，他们“竭毕生精力”完成了各自的人生使命。

罗家伦：三十一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招生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参与了阅卷工作，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好，便给了满分。可后来胡适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数学却考了0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

在招生会议上，胡适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支持了胡适的建议，力排众议将数学考0分的罗家伦招进了北大。

罗家伦

1920年秋，罗家伦从北大毕业后赴欧美留学，先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研习，历时六年，于1926年回国，受聘于当时的东南大学历史系。随后，罗家伦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等职，完成了由学者到官员的角色转换，踏上了“书生报国”之路。

1928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让罗家伦迅速北上，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

罗家伦执掌清华大学时，年方三十一岁。以这样的年龄出任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校长职，显然尚嫌稚嫩。在清华这样一所文人荟萃、大师云集的大学，资历不深的罗家伦可以说是人微言轻，难以服众。加之罗家伦属北大一系，虽有传奇般的留学经历，却未能头顶硕士、博士桂冠，这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底气。诸多不利因素累加，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对罗家伦来说，可谓是极大的挑战。不过，罗家伦也有自己的优势——想当年他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时，就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这对他的前途指向多少有些影响；后来他又成了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层关系强化了他从政的意念和信心。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同事们感觉到他身上“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家伦投笔从戎，任总司令部参议，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的。其后他又在处理“济南惨案”中颇得好评，一时被当局寄予厚望，这为他后来入仕增添了砝码。

是时，清华大学校长一职无疑是一个“非常人选”，据说各方推荐之人多达三十余位，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教授亦在其列，可最终还是深得权力高层青睐又蒙恩师蔡元培力荐的罗家伦胜出。这里除了罗家伦的能力之外，关系亦相当重要，难怪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对罗家伦当校长反应不一，褒贬兼有。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在清华园宣誓就职。他发表了《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说，表达了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意愿。

罗家伦是在清华改制的关键时刻执掌校政的，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促成大学的体制转变。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素有“殖民教育”和“买办学校”之名。罗家伦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五十名教授中，罗家伦只续聘了十八人，另行增聘的近三十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仅占三分之一，其余皆来自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要职。

罗家伦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于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为了以现代理念打造清华历史系，罗家伦决意聘请留美博士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为此，他不惜得罪资历最老的朱希祖先生。蒋廷黻本无意离开南开，是罗家伦“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了他。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等教授。多年后，罗家伦回忆说，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就是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席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做到任人唯贤，人尽其才。

彼时的清华大学归外交部管辖，故校内许多职员多为政府官僚，来头比一般教员要大，他们掌控了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于教师，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罗家伦任职后大刀阔斧裁撤冗员，同时积极改善教授待遇，上浮教师薪金。

罗家伦深感，“清华要想吸收一部分人才，势非亦改善教授待遇不可”。他到校两个月后便召开了首次教授会，同时选举评议员，组成新一届评议会，从体制上推进“教授治校”。原先的“职教员”，渐渐地改称“教职员”了。1929年，罗家伦又修订出台了《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

清华的学生家境优渥，非富即贵，最是张狂不忌、锋芒毕露，他们在罗家伦来校前夕晤谈时曾希望他“办学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同学意见”，罗直言不讳：“办学当然以学生为前提，同学正当意见极愿采纳，唯当避巴结学生之嫌。”对学生提出的“全体免除学费”的要求，他没有接受，不过后来做出了让步，将每年四十元的学费减为二十元。即便如此，学生们仍不领情，要求将学费减至每年十元，甚至提出“请求毕业后不问成绩优劣，免除入学试验，径入研究院肄业”的蛮横要求。

面对咄咄逼人的学生群体，罗家伦决意在清华推行军事化管理。军训刚开始两周，罗就给学校董事会写报告称：“大学实行军事训练，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议案，也是政府教育的方针，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目的在养成学生守纪律、重秩序、整齐严肃、能令受命、坚忍笃实、急公好义的生活与品性。”

清华园的军训始于清晨6时开始的早操，最初学生们尚觉新鲜，可随着冬季来临，夜长日短，不少学生赖床不得，只能强打精神，数次下来，不胜其苦，也就难以坚持。校方宣布，早操无故缺勤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便要开除。这等严厉处罚令学生们大为不满，他们原本就心有怒气，如今正好借沟出水，群起而攻之。刑不罚众，罗家伦奈何不得，军训在硬撑了两个月后草草收场。

清华学堂是用庚子赔款而建，当年美国退还这笔款项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该委员会虽有美国公使参加，却由中国外交部控制，于是这几百万美元就成了少数人中饱私囊的肥肉，制约了学校的发展。

1929年4月，罗家伦提交了学校新的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目的是更好地使用这笔钱，结果遭到清华董事会的否决。对此，罗家伦不惜与董事会公开决裂：“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在这一点上，校长、教师和学生同声应气。罗家伦于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章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将舞弊、贪污和流失的黑幕公之于众，引得朝野震惊。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会推举冯友兰为代表去南京交涉。行政院急令教育部和外交部会商此事。会前，罗家伦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该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清华，教育部负责支配。这既摆脱了基金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主管所带来的专权。这一方案终成定论，为两部所接受。而在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这一问题时，罗家伦越级上访，事先征得蒋介石、谭延闿和孙科三位决策者的首肯。结果，两部共管清华董事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罗家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一个“新清华”乍现。

理顺了清华的体制并不意味着它已成功转型，要成为一流学府，更重要的还在于修炼“内功”，而这正是罗家伦任职后孜孜以求的目标。据清华学生1930年的记述：我们看到罗氏回校后到现在，建筑方面有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和学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数量上较以前是多了。课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经费方面总数虽较以前还少，但图书仪器的费用增加了很多。

清华大学的一批基础设施，就奠定于罗家伦之手。曹禺直到晚年还对清华的图书馆怀念不已——其惊世之作《雷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后人把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清华“三宝”，可见是有些道理的。

罗家伦在清华园还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据冯友兰说，当时清华不招收女生，如果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上面，不是久拖不决，就是没有下文。罗家伦干脆“我的地盘我做主”，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于是，清华园迎来了第一批女学生。

清华大学的转型，收效甚大，不足十年，便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群星璀璨，一时与北大齐名，双峰并峙。

1930年8月，当罗家伦带着一腔热血，准备雄心勃勃地在清华大干一番时，中原大战爆发，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华北。清华这样的名校，阎锡山自然不能让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人所执掌，于是蓄意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在校园里掀起一场“驱罗运动”。囿于种种原因，罗家伦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只好被迫辞职，他的办学进程因政治风云突变戛然而止。

尽管执掌清华不到两年时间，但罗家伦对清华大学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曾说：“志希（罗家伦字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变成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钱锺书：被清华破格录取，读完图书馆的所有书

1929年投考清华时，钱锺书的数学只考得15分，按例不得录取，但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

入学后，钱锺书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中是数一数二的，有几十万册。同班同学甘毓津说：“他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时省力多读很多书。”还有同学回忆说：“钱锺书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他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抱去图书馆还，再抱一堆回来。”

钱锺书

钱锺书当真在大学期间读完了清华图书馆里所有的书。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都读过，以至于他成了老师的“顾问”，可以临时代替教授上课。他的老师吴宓不禁感慨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1935年，钱锺书偕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藏书之富，在英国是首屈一指。钱锺书有幸寝馈其间，还给它起了一个典雅的中文译名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年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时，居停瑙伦园十六号，但饱蠹楼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钱锺书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

纵观钱锺书的一生，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的精神始终如一。对此，他的同事和学生有生动的记述：“每次去书库，我们都看到他拿着一个练习本、一支铅笔，在不断地查书、做笔记。你跟他打招呼，‘钱先生！’他就会笑着反问你，‘找什么书啊？’当我告诉他我找什么书后，他就会说：‘噢，你要从这儿往里边走，第三行，第五个架，第三层，你的书在那儿！’我们的书库好像他的书房一样！”“只要在所内遇见他，他总是提着一装满书籍的旅行袋，借书或还书。图书馆中有许多书，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

即使被下放到干校后，每天晚上，钱锺书也会捧着一本英文笔记，在昏暗的灯光下细细翻阅，全然不管身旁有人在喝酒、唱歌。有时候，就算手里只有一本字典，他也能读得津津有味。

1974年至1977年，钱锺书全力以赴地投入专著《管锥编》的写作。他说自己写作的目的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攻读，刻苦笔记，终于孕积出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巨作《管锥编》。在1979年首版的四册中，钱锺书征引了中外四千余位作家的上万种作品，其中西方学者作家达千人以上、作品近两千种，并包含七种外语。全书近一百三十万字，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

《管锥编》获得了叫好声，钱锺书却没有半点自满自足。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业已大功告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烦琐的订补，实乃世所罕见。可见，罗家伦没有看错，钱锺书的确是一个值得被清华大学录取的读书人。

其实，钱锺书早就给自己定了位：“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钱锺书的同事邓绍基曾回忆说：“有一次谈及抗战期间钱先生曾备尝旅途颠沛流离的艰辛，钱先生却说‘艰苦是艰苦，但手中拿本书的话，就不艰苦了！’”

钱锺书爱看书，但更爱做读书笔记。他虽然被称为过目不忘的天才，但实际上他用“烂笔头”比谁都勤。在钱锺书看来，做读书笔记就是一个反复读书的过程。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疏忽的地方。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为使所读的书真正进到心里，钱锺书给自己定了两条看书的规矩。第一条是但凡读书必做笔记。据统计，仅在英国求学期间，钱锺书就留下了五万页中文笔记，三万五千页外文笔记，摘记了三千余种中文书籍和四千余种外文书籍。第二条是笔记必须时常翻阅。钱锺书每天看中文、英文笔记，周一、三、五还要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笔记。他一直坚持这一习惯，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

所有这些笔记，不仅是钱锺书读书的收获，更是他一生苦读的足迹和留下的记忆。他在做读书笔记时，常常边读边思，边思边记，既记下书中的精华，又写进自己的体会，以使自己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在《管锥编》这一巨著中，钱锺书之所以能既纠正前人的谬误之处，又提出许多独特新见，原因正在于此。

钱锺书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甚至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他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默存”苦读，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直至以“锺书”之愿浇灌出片片郁郁葱葱的林木，催生出颗颗鲜鲜亮亮的果实，他方谯周独笑，驾鹤西去。

（原文《罗家伦的人生三部曲》《钱锺书：读完清华图书馆的所有书》分别刊于《名人传记》2016年第7期、2022年第4期，文/韩文宁 丁品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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