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发布重磅措施，释放重要信号！

来源 | 人民论坛网

转载请注明来源

宣布降息降准、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发布公募基金重要改革举措……7日上午，三位金融管理部门“一把手”亮相国新办发布会，推出一揽子金融政策，释放稳市场稳预期的强信号。

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此次一揽子金融政策聚焦哪些方面？如何深入理解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请看人民论坛综合报道。

重点聚焦

跟着人民论坛，一条视频了解“10+8+3”金融增量政策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口气”宣布了3大类10项金融举措，覆盖货币政策诸多方面；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介绍了8项增量政策，涉及房地产金融和险资入市等市场热点；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围绕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宣布多项重磅举措……

人民论坛梳理发现，这次“十箭齐发”精准锁定三大方向：数量型政策释放流动性，价格型政策降低融资成本，结构型政策定向支持重点领域。从科技创新、普惠金融再到扩大消费，这套“组合拳”既为经济“添柴加火”，更将实实在在惠及你我的生活。

一组金融“组合拳”挥出，体现出不断加大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少市场人士认为，一揽子金融政策“超预期”，相较去年9月24日三部门公布的多项重磅金融政策，举措只多不少，力度只增不减。

逆周期调节力度明显加大，突出体现在总量方面。作为总量政策工具，降准降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如今“靴子落地”：自5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预计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从5月8日起，下调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预计将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步下行约0.1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意味着商业银行被央行依法锁定的钱减少了，可以自由使用的钱相应增加了；另一方面预示着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将减少，利息负担会变轻。

一个更加直观的利好消息。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5月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以金额100万元、贷款期限30年、等额本息方式还款计算，购房人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总利息支出将减少约4.76万元。

科学认识我国经济状况、增长结构和模式

近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锋在《人民论坛》刊文，就“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理路”进行了深入解读。过去三四十年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手段以发展经济，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等问题显现，国际上又出现了一波“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用实实在在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针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需要客观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模式，科学、理性地剖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基于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可知，随着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有序落地与市场信号明晰，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韧性与活力，并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持续孕育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增长动力。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与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嬗变与创新驱动的崛起。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足的资源要素以及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依托制造业大规模扩张和强力的出口贸易，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模式的局限性显现：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导致粗放式扩张面临瓶颈。“低成本+大规模”的增长方式不仅无法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反而容易累积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环境污染等深层次问题，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关键词：既要求企业从微观层面开始转型升级，也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加大对企业等主体在科研、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从而塑造符合新时代的竞争优势。依托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以及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所具备的发展潜力，我国正不断由要素投入型向依托科技创新、知识密集以及服务增值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我国适应外部竞争和内部结构性调整的必要举措，也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谋求更好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二，投资驱动与外需驱动的边际减弱与结构优化。在“投资—出口”双轨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范式中，投资是推动经济腾飞的关键力量。在过去数十年间，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贡献巨大。然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化率的持续提升，其边际效用递减态势明显。一些地区出现了建设重复、资源错配以及企业债务负担加重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外需方面，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界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我国外需面临出口增速波动较大等问题，外贸领域的矛盾由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国宏观政策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和稳定外需渠道。一方面，我国不断调整财政政策，优化社会资本的配置结构，将更多的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倾斜，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我国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释放内需潜力。通过内需引领与外需驱动的协同发展，提升经济体系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和灵活性。

第三，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与分化现象并存。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发展，我国经济逐渐由以往的制造业单轮驱动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变。一方面，尽管传统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内部正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低端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加剧以及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对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储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新能源、芯片半导体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升级与市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在GDP以及居民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在效率提升方面取得了全球领先的成就不仅催生了在线教育、互联网金融、数字文娱、共享经济等大量新兴业态，还对传统服务行业进行一系列改造，衍生出在线外卖、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云办公等新模式。在此背景下，服务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不仅如此，服务业还为居民就业提供了大量新型岗位。如短视频、直播等自由职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样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对于现阶段的服务业发展来说，其优势并不在于内容本身，而是依赖于效率的提升。

新增长动力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回升向好。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我国更加注重形成多样化的新增长动力，着力培育内需、推动科技创新、践行绿色低碳转型、深耕数字经济以及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经济增长结构和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经济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增长点。诸多要素的交互共振为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韧性的持续性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第一，内需驱动成为核心。随着外部需求趋弱、投资边际效用递减，我国逐步把内需驱动置于关键地位。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更加注重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不仅涵盖投资，更重要的是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现阶段，我国14亿多人口正逐步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转变，追求教育、医疗、养老、旅游以及文化娱乐等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为巩固和扩大内需，政府逐步采取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完善社保体系、增加就业机会等举措，多维度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地方政府采取消费券、家电与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手段，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并推动相关行业向绿色化、智能化等方向升级。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型消费形态的发展演变，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以及数字化零售等新的交易模式迅速涌现。据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直播电商零售额达4.3万亿元，其强劲的增长势头为电商行业贡献80%的增量。这些新型交易模式不仅改造了传统的线下批发模式，还凸显出促消费、强流通、建生态、稳就业等商业和社会价值；既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还为内需增长注入了新的动能。

第二，科技创新驱动与人力资本红利的延伸。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老龄化、少子化等趋势明显。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削弱，传统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强化产业竞争力需依赖高质量人才以及技术创新。为此，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关键技术的攻坚力度，企业以及各科学技术研究院也日益重视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化转化，为我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提供了赶超和突破的机会。此外，高校扩招、职业教育提质以及互联网普及等，亦为大规模培育具备基础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若能依托这些条件，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高端智力资本，我国定能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迈进。

第三，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对能源资源约束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我国致力于在“双碳”目标下加速推动绿色转型。传统的高能耗、高排放产业逐步转型或退出市场，为风电、光伏、储能以及循环经济等新型清洁能源领域腾出发展空间。借此契机，我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构建起完整且具备规模优势的生态产业体系，为全球市场提供光伏组件、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绿色产品。同时，我国绿色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债券等政策工具，为企业绿色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激励。在国内外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发力下，我国的绿色转型不仅成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更是在全球竞争中获取话语权与先行优势的关键所在。

第四，数字经济与产业跨界融合。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凭借工业互联网以及智能化生产，显著提升了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产品竞争力；服务业则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平台化运营与大数据分析，实现了成本降低和精准营销等。不仅如此，数字经济的跨界合作亦成为发展的新常态：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联合推出普惠金融与快捷支付服务；生物医疗企业与AI企业合作，提升了药物研发的效率；物流行业利用无人驾驶与自动分拣系统，构建了高效的供应链网络。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行业边界日益模糊，为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学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和模式，理直气壮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是基于对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和全球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与模式正经历着深刻而系统的转变，传统投资、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在边际效用递减、外部环境多变的情况下已经难以为继，经济运行正逐步迈向“内需为主、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新时期。只要持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国经济就能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共同繁荣注入更强劲、更稳定的力量。

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

财政政策向“兼顾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方向演进，既是对过往政策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面对国内外复杂挑战的理性抉择。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态势仍需稳固，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受到更多关注，新的增长动能需进一步培育；另一方面，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在防控财政风险的前提下继续“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由此，2025年的财政政策将通过结构性、普惠性、精准性的多样化措施，以发挥最大的政策协同效应。

第一，促消费与扩内需持续发力。2025年，推动消费升级、扩大内需将继续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更加聚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提振消费信心。一方面，持续推动中低收入人群增收减负。例如，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以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扩大稳健消费的基础。另一方面，扩大增量财政资金，如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加大对绿色家电、消费电子等重点消费领域的补贴支持力度，以此引导新的消费趋势，为传统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第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管理。2025年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和规范仍将保持高压态势。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与预算管理。国家将为地方政府依法合规发行专项债券提供空间，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与国家战略方向相符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资金来源。同时，对于违规举债、变相举债以及过度依赖平台公司融资等不正当行为，将实施更为严格的查处措施。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对偿债资金来源、债务结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审计与评估，实现对债务风险的动态识别与预警。

第三，推动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选择，而绿色转型则是这一发展路径的重要内核。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持续把绿色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以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这要求既要在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方面增加财政投入，也要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和财政补贴的组合效应，为低碳产业与绿色消费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在规模化推进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要警惕盲目投资或“一刀切”的思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财政奖励与绩效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双碳”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和创新试点。需要在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的基础上，稳步提升绿色转型的质量与效率，让“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第四，强化民生保障与促进社会公平。财政政策的目标不仅限于维持经济增速，更在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公平。2025年的财政政策将聚焦于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领域，以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优质供给。在就业方面，财政资金需加大对新职业培训、创业扶持、就业见习等项目的投入力度，帮助年轻人、转岗人员以及结构性失业者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教育方面，应持续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逐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教育差距。在医疗和养老方面，应提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加快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医养结合”等新模式的发展。此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推动社会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只有当更多人在收入增幅与质量提升上得到切实保障，消费与投资的双重潜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从而形成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基础，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在国际经贸与科技合作中的地位与责任不断提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局限于国内调控，还需要适度兼顾对外交流与合作，旨在为我国对外贸易、投资以及产业升级营造更为稳定的外部环境。2025年，我国仍会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合作等方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与技术合作渠道。同时，需要警惕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和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预留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应对潜在的外部冲击和紧急事态。只有在审慎评估国际风险的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六，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持协同。财政政策要发挥最大效能，必须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持高度协同。2025年，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基调下，应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水平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形成正向互动。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货币政策的适度放松与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将形成合力，稳定市场预期；若经济温和回升，则需注重防通胀、防风险，对财政政策保持理性调控，避免过度宽松导致中长期隐患。此外，产业政策应在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方面与财政政策形成互补，通过财政奖补、税收优惠、准入门槛设置等多维度措施，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和结构优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协同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政策的透明度与一致性。只有让市场主体清晰认识到政府在财政、货币、产业等层面的主要目标与执行力度，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预期管理作用，引导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向符合国家整体战略的方向演进。

2025年的财政政策方向明确且任务艰巨，它既是对过去政策实践的延续与深化，也将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内在活力，稳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人民论坛新媒体综合整理
选自 | 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人民论坛网等
新媒体编辑 | 常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