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史料公开！一位普通中国人的信，为何触发了一场美国舆论战？

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天，居住在纽约的一位叫K. P. 王（K. P. Wang）的先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对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表达了愤怒。《纽约时报》于5月9日发表了这封来信，并引起了《纽约时报》上的一场笔战。

本着对“小人物”参与“大事件”讨论的好奇，历史学家王笛开始了一个个追踪之旅。在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第12章“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中，王笛讲述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表达出“我始终坚信，顺着那些蛛丝马迹，可能引导我们到那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历史写作观。下面，我们刊出本章节选，以看看王笛教授写作本书的“侦探”功夫。

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

文 | 王笛

我迫切想知道，除了给《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他来自何方、有什么教育背景、中文名字是什么，以及以后的经历。但是，用K. P. Wang这个名字所能找到的信息，也就这么多了。虽然信息和文献中也有同名同姓者，但是时代和事迹显然不是同一个人。我在中英文的资料库和网站上查了许久，似乎这个王先生没有留下更多的踪迹。

当我几乎都快放弃的时候，居然在https：//prabook.com上发现了王先生的一个简短的英文小传，这个小传对于我继续追踪王先生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个简短的介绍，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全名是Wang Kuo—chun，又叫Kouchun Penn Wang，职业是记者和编辑。

Kouchun Wang先生1894年生于上海，就读于浦东中学（Pootung Middle School）、龙门师范学校（Lung Men Normal School）和上海中学。 1912年进入清华学堂（北京）。毕业后，1915年赴美国求学，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三年完成学士学业。他专攻政治经济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政治学系。1918 年至 1919 年，王先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和新闻学硕士。在纽约期间，他专门研究了主流大报的出版和发行。

1919年春巴黎和会进行期间，王先生被选为中国爱国委员会总书记，这是一个由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和商人共同组织的宣传机构。在担任该职务期间，他印行了若干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美国广为散发。1919年王先生回国后加入《上海商报》。次年他加入《申报》担任经理助理。 1920年底，他在北京的一家华人拥有的英文报纸《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担任助理编辑。他还担任上海《申报》驻北京记者。1921年，王先生作为代表出席了檀香山世界报业大会，并从那里前往华盛顿参加裁军会议，1922年回国，任交通部编译司司长，负责各种外文文献。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王先生的大概身份和经历、他的出生年、就读的中学和大学及其地点，知道他1915年到美国留学，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两所名牌大学。这个小传说他是“general secretary”，也就是委员会的实际主管人，很可能，他就是创办人。

从这个小传，我们才知道，他在给《纽约时报》写上面提到的那封信的时候，应该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和新闻学的硕士。1919年7月以后他已经不在纽约，在9月底结束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临时工作，便启程回国了。回到中国以后，他很快地就加入了在上海的媒体，成为了报纸的记者和管理人员。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不过我相信，既然他有这么多国内的经历，查到他的中文名字，应该不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有了王先生的英文全名，寻找就容易得多了，根据Kouchun Penn Wang搜索，我在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的第817—818页上，找到了他的信息，终于发现了他的中文名字叫王国钧。对照prabook.com上的小传，可以确定来源于这本英文名人录。

这本名人录，尽管内容是英文（除了标出了中文名字），但是封面有中、英文两种文字，在《中国名人录》的中文书名下，是这样介绍的：“内载中国政财商学各界名人相片事略”。这个名人录的编撰和出版，由M. C. 鲍威尔（M. C. Powell）主编，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共有上千页，可见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关切程度。我所查到的这本《中国名人录》是第三版，于1925年出版。主编M. C. 鲍威尔，应该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J. B.鲍威尔的儿子。

有了名人录上提供的中文名，使我进一步了解王先生有了可能。我开始以为搜索“王国钧”，就应该找到不少有用的信息，但是结果令人失望。幸好名人录注明了他“字伯衡”，于是搜索“王伯衡”，这一下似乎是芝麻开门，关于王先生的各种信息蜂拥而出，这个外争国权的年轻人，终于浮出了水面。在中文文献中，几乎都是用王伯衡，而非王国钧。

王伯衡

资料来源：Who's Who in China (the third edition), pp. 817-818

图源：王笛《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

那篇英文小传提到王伯衡1921年作为代表出席了檀香山世界报业大会，其他的资料补充了一些细节。如方汉奇、李矗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之最》和赵建国《报刊史的底色》，提供了更多的信息。1921年10月10日，世界报界第二次大会在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召开，美、法、意、比、葡、西班牙、德、奥、日、瑞士、中国等13个国家130多人出席。中国新闻界首次派代表参加这一国际新闻界会议。中国代表有6人，有上海日报公会及《大陆报》代表许建屏，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代表董显光，天津《益世报》代表钱伯涵，广州《明星报》代表黄宪昭，《申报》代表王天木、王伯衡。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瓦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博士（即在第6章提到的“威廉博士”）被公推为大会会长，副会长每国两人，中国推选的是史量才和黄宪昭。会议讨论了新闻宣传与世界和平的关系，促进言论自由，改良世界新闻通讯，保障新闻记者地位，各国新闻记者的交流，发展新闻教育，沟通新闻信息，改进新闻业务等方面问题。

中国方面有代表四人作大会发言，其中之一便是王伯衡。董显光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记者对于世界记者之谨告》（An Appeal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ress of the World），主要是阐明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而各国报纸关于中国的报道却很少，希望各国记者到中国游览考察，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许建屏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报界对于世界报界的意见》（Chinese Press Opinion Of World Press），以巴黎和会为例，批评世界报界仅只为各国外交家登载对于世界和平的政见，而不知督促其政见之实行，令人失望，这是世界报界之失职。黄宪昭的题目为《美国宜组织一记者团至中国》，称中国新闻事业尚在初始阶段，希望美国派新闻学家来华提倡新闻教育。

董显光

王伯衡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与报纸》（China and Press），有的文献翻译为《中国印刷之历史及中国与报界密切之关系》。据《上海新闻史，1850—1949》称，“王伯衡的发言最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他全面介绍了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说“‘报纸’两字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汉代当藩镇制度盛行时，各藩镇驻京城者，都有邸报发行，为“各藩镇报告宫中诏令耳”。唐朝时“改由朝发”，此种邸报，“以其性质论之，不足称为报纸，然已具备报纸之缩影”。在开元时候，在京城有“开元杂志”，也应该“是为中国报纸之始，并为世界报纸之始”。到了清代，中国的报纸落后了。

在介绍到中国报业现状时，他说“以近日报纸之情形，与世界各国报纸相比，则其相差，有天地之别”，但是“亦非中国报纸之前途毫无希望也”。他列举报业种种进步事例后指出：“中国报纸事业前途之发达，与外国报纸事业之并驾齐驱之日，可指日而待也”。王伯衡提出：为推进中国报业的发展，中国报界宜设立具有现代设备的国际通讯社，它的任务是一方面把中国有价值的新闻，供应世界各国报纸，另一方面采集各国重大新闻，供应于中国各报，成为沟通中西新闻信息的重要机构。认为世界报界大会可视为国民外交会议的雏形，而且有必要组织世界通讯社，增进各国相互了解。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广泛联络他国代表。为此，世界报界大会在指派提案委员会、会章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及证书委员会时，中国代表颇受礼遇，王伯衡被指定为提案委员，许建屏为会章委员，董显光为会务委员及证书委员。国内的新闻媒体对这次大会也很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报道。

檀香山会议结束后，与会的中国代表又接着参加1921年10月21日开幕的“第一届泛太平洋新闻记者大会”（First Pan-Pacific Press Conference），王伯衡准备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国内、国外搜集新闻之状况》。董显光和许建屏的题目分别是《外交公开，为太平洋报界之目的及希望》《中国报界为世界报界进一言》。然而，由于王伯衡、许建屏急于前去采访华盛顿会议，所以在提交演说稿后，便匆匆赶往华盛顿，最后只有董显光登台做了演说。

这个发言王伯衡自己翻译成中文，收入在黄天鹏所编《新闻学刊全集》中。在这个发言中，王伯衡指责外报所载中国之消息，“非为毫无关系之事实，即为不着痛痒之电讯”。在他看来，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一艰难困苦之时代，一重新建设之时代”，急需强有力的公众舆论，“以帮助国家大政从正道而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盛衰与世界福祉息息相关，“若非求各友邦舆论之赞助，则非特中国之前途为可忧，即世界之前途亦殊可惧也。”以此考虑，外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应以“真确之新闻及爱助之建议”为标准，而避免“虚造之记载及诋毁之议论”。

这段资料正与英文小传所称“前往华盛顿参加裁军会议，1922年回国”这一句所透露的信息相符。根据《上海新闻史，1850—1949》，会后中国部分代表赴美国大陆访问参观，访问美国一些大报社，并介绍中国的情况。“王伯衡在纽约美国外交后援会做了演讲，系统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及新闻界情况。”

华盛顿会议（图源网络）

中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对王伯衡参加报道华盛顿会议也有提及：“自山东问题起，始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如参与巴黎和会之胡霖；参与国际联盟之朱少屏、夏奇峰、王一之、李昭实；参与华盛顿会议之许建屏、王伯衡、钱伯涵等，虽不能向外宣传，然而有关于我国之消息，固常有通信报告也。”因此，王伯衡实际上是中国最早派驻国外进行重点新闻事件报道的记者之一。

1927—1928年出版的《新闻学刊》上，第3期刊登有昭实摄《新闻界名人小影，王伯衡先生》照片。还发现了他署名的若干关于新闻学的文章，第3期和第4期连载的王伯衡：《中国与报纸》；第7期和第8期连载的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报》。《新闻学刊》是北京新闻学会主编的会刊，也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方面的刊物，于1927年1月创办。

《新闻学刊全集》（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中国之西字报》一文对西方的新闻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欧美各大报之驻华通信员，所发寄至各该国登载之消息，非土匪作乱之事实，即强徒劫杀之记载。若偌大中国，无一好消息，足以报告者。”在他看来，西方通过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来建立和维护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他痛批英美记者“或就殖民主义发表言论，或就帝国主义放其厥词，要不脱侵略政策，各为其本国谋利益。其真与中国表同情，对于中国之种种建设事业上贡献意见，规划大计为当局做他山之石之助者，几等无有。”王伯衡对《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笔、英人伍德海（H. G. Woodhead ）尤为不满，斥其为“生性仇华，其每日报上之评论，莫不如疯犬之詈人……在蠢虫目中观之，中国之事，全属无希望，中国之人，全系无智识，故其每日狂叫时，毫不稍留余地，滔滔不绝”。

在这篇文章中，王伯衡还要求中国政府对外报严加审查，甚至要求政府将英国记者伍德海等驱逐出境，以杜绝“村妇之狂言，使中国之不利”。欧美读者对中国的印象不出乎“盗贼”和“强徒”，“安之非此等驻华通信员为罪首乎”？他还建议，“与发寄通信之时，宜加以检查，申以取缔”。王伯衡还质问中国地方割据军阀的外交软弱：“［邵］飘萍可杀，［林］白水可死，独于无聊之外国记者，不能加以制止。此则根本上军阀对于外人之心理，只知敬重之所致。”

王伯衡一方面表达对军阀政府的不满，如他愤怒于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是在1926年因揭露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分别被杀害，但另一方面却期待一个强势的国民政府，能够限制外国记者的报道，以维持国家的“颜面”。他说：“凡此种种，是其军阀势力下之政府所能为哉，吾人不得不待贤明政府之产生，从事与革新之道矣。”

这种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态度，在当时并不仅仅是王伯衡一个人，甚至也不是少数人，实际上是当时有着反帝、爱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新闻从业人员的共同倾向。那些在西方接受过新闻教育的留学生，在民族主义的新闻思潮影响下，对欧美的报刊和新闻记者的批判反而是最为严厉的。

他们普遍认为，欧美媒体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太多，因此中国政府必须严加管制和进行新闻检查。在1927年日内瓦国际报界会议上，西方报界代表要求各国取消对外国记者的管制和审查，以利于国际间的消息采访和传送。《时报》的戈公振代表中国报界在大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一提案，认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新闻检查是保证真相的必要手段。他说自己游历欧洲，“观察各国对于今日中国之国民运动，殊各误会一端，深为诧异。欧洲各国所载华事，多欠正确，实由中国无权管理海电之发送”。那些不正确新闻传播极广极快，“若事后更正，生效甚微，有时其价值且等于零，酿成此等情形之错误，乃生于发电之地点”。

虽然王伯衡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新闻学的训练，但是学校并没有把他培养成一个西方新闻学和新闻报道的拥趸，而是成了严厉的批判者。根据有关研究，那些1920—1930年代在密苏里大学学新闻学的华人留学生，从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看，基本上都是对西方新闻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精神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可能也就是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为世界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的新闻人才的原因之一吧。

有的时候，有些人看起来是小人物，就像本章中的王先生，无非是给报纸写了几封信，表达一个读者对巴黎和会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看法。其实所谓的“小人物”也只是我们从表面观之而已。因为在一般的理解中，大人物是不会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他们一般会占据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读王先生的那几封信，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平庸之辈。我们就会发现他非常有政治头脑，对中国和国际局势有深刻的了解。他的英文也非常地道，完全能自由地表达他的观点。他在信中应用分析、论证、讽刺等各种手法对毕格洛进行反驳，而且又不失风度和理性。

在其他任何资料中，包括上面提到的关于王先生的中英文小传中，都没有提到过他曾经给《纽约时报》写信的这件事情。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件事情对他自己甚至他人或许觉得不值一提。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在当时世界上，非常多的人读到了这几封信，因为这家报纸是当时世界上（乃至今天）最有影响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如果我们想到报纸刊发他的三封信的时候，正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竭尽全力争取中国权利的关键时刻。他在这个世界级最有影响的报纸上，阐发中国的诉求，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必须收回山东权利，以及日本的侵略野心。很难想象这是一件小事，我认为这是王先生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和普通中国人所能做到的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巴黎和会

其实，认为王先生是一个“小人物”，不过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而下的一个简单定义而已。如果深入地挖掘，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想、灵魂和抱负，令我们肃然起敬。他在我的眼中，完成了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转换。我庆幸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偶然发现的一条材料，追踪下去。就像卡洛·金茨堡（Carol Ginzburg）一样，他先是在档案馆中发现一条档案介绍，多年以后回去顺藤摸瓜，挖掘出16世纪意大利偏僻乡村的一个叫梅诺基奥的小磨坊主不同凡响的悲剧的人生。

我始终坚信，顺着那些蛛丝马迹，可能引导我们到那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好像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中的那个小孩，一旦通过了那个神秘的隧道，一个未知的奇幻世界立刻展现在眼前。就这样，历史上那位给《纽约时报》写信的被遗忘的王先生，和生活在百多年后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先生，就因为写《中国记事1912—1928》这种偶然的机缘巧合，居然神奇地交集到了一起，历史的尘埃就这样被徐徐地抚去，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慢慢地被揭开。

公号封面图来源：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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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张 瑶

稿件复审：张 一

稿件终审：王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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