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石：若朱枫按我的方式撤离，吴石不会牺牲，蔡孝乾也不会有事​

1947年深秋的台北街头，基隆港的暮色中，一个穿着普通布衣的年轻人正小心翼翼地将一卷情报塞进牙膏管。这个看似寻常的动作，却在日后的历史长河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就是刘青石，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最后幸存者，一个用半生孤独书写信仰的隐秘战士。也正是他，在晚年感叹：“当初如果朱枫按照我的方式撤离，吴石就不会牺牲，蔡孝乾也不会有事了。”

他口中的“方式”到底是指什么呢？别急，咱们一起看看这段历史吧。

1923年，刘青石出生在基隆一个普通渔村，家门口就是翻滚着浪花的海港，可他从小见惯的不是渔获满仓的喜悦，而是日本殖民者的横行霸道。渔船被强征、渔民被打骂，这些场景像钉子一样扎在他心里，让这个海边长大的少年早早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40年，17岁的刘青石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同学唐志堂等人在东港策划了“毒井事件”，他们想给日军驻地的水井投毒，教训这些侵略者。可计划没能成功，行动败露后，刘青石被日军逮捕，一关就是5年。

日军为了逼他招供同伙，用尽了狠招：寒冬腊月里，一桶桶冷水劈头盖脸浇下来，冻得他浑身发紫；用棉球死死塞住他的鼻子和嘴巴，让他差点窒息；还把他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几天不给饭吃。可无论遭受多大折磨，刘青石始终咬紧牙关，没吐露半个字。

这份牢狱之灾，没磨掉他的骨气，反而让他彻底看清了殖民统治的残酷本质。

1945年台湾光复后，目睹国民党军队在“二二八事件”中对平民的血腥镇压，运河里漂满尸体的惨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47年秋，24岁的刘青石以“跑单帮商人”身份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他独创的“牙膏藏信法”堪称绝技：将密写情报卷成细条，严丝合缝地嵌入牙膏管内，再用挤出的膏体封口。

这种看似简单的伪装，却让他在台海间往返好几十次从未失手。基隆到上海的走私船上，他装作普通的布匹贩子；台北码头的检查站里，他和宪兵套近乎聊家常。每次任务都像在“刀尖上跳舞”，但他总能化险为夷。

1949年，台海两岸的局势像闷罐一样紧绷。国民党在沿海布下层层封锁，每一个港口都布满了盘查的军警，地下交通员的每一次出行，都像是在鬼门关前打转。

26岁的刘青石，正背着一份关系到后续作战部署的重要情报，从基隆搭乘走私船赶往舟山，这趟看似常规的情报传递，却在沈家门港遭遇了他从未经历过的险情。

彼时的沈家门港，渔船、货船挤得满满当当，烈日把码头的石板晒得发烫，空气里混杂着鱼腥味和汗水味。刘青石打扮成跑单帮的布匹商贩，情报被他用特殊药水写在点心包装纸上，藏在行李最里面。

他心里清楚，这种密写药水最怕高温，可那天的太阳毒得反常，船刚靠岸，他就发现包装纸边缘隐隐透出了字迹，坏了，药水在暴晒下显形了。

还没等他想出补救办法，两名荷枪实弹的检查员已经走到跟前，眼神锐利地扫过他的行李。“打开看看！”冰冷的命令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旁边几个商贩吓得不敢出声，都怕惹祸上身。

换作旁人，此刻早该慌了神，可刘青石这些年在刀尖上讨生活，早就练出了遇事不慌的本事。他没有丝毫犹豫，笑着上前一步，主动把行李拖到检查员面前，麻利地解开绳子。

“长官辛苦，都是些不值钱的布料和点心，要运去舟山做点小生意，您仔细查。”一边说，他一边故意把那张藏着情报的包装纸露在外面，手指还随意地拨弄着。

检查员的目光落在包装纸上，刘青石心里捏着汗，脸上却依旧平静，转头跟旁边一个相熟的商贩聊了起来：“今年这天气真邪门，热得能把东西晒化，你这海鲜可得赶紧脱手。”

那商贩也机灵，顺着话头接了下去，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起了行情，完全不像有猫腻的样子。检查员盯着包装纸看了半天，只当是普通的包装纸被太阳晒得变了色，加上刘青石态度坦然，没有丝毫躲闪，翻了翻其他行李没发现异常，就挥挥手放他过去了。

直到走出码头，刘青石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他不敢停留，快步找到接头人，把情报安全交了出去。

这次脱险，靠的不只是运气，更是刘青石多年地下工作练出的胆识和应变。那些年，他往返台海数十次，每次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盘查，早就摸透了检查员的心理，你越慌张，越容易被怀疑；反而从容不迫，主动配合，才有可能蒙混过关。

他藏情报的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从最初的牙膏藏信，到后来的包装纸密写，每一次都是在和敌人的较量中积累经验。

可刘青石心里清楚，沈家门港的险情只是一个开始。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地下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蔡孝乾等核心人物的行踪已经引起特务注意，叛徒的出现更是让整个组织岌岌可危。

他这一次能侥幸脱险，但下一次的考验只会更残酷，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台湾岛上悄然酝酿，而他和无数地下党员一样，即将踏入更凶险的境地。

1950年初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阴影压得人喘不过气。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特务的身影，通缉令贴满了墙角，地下党员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此时，完成与吴石将军情报交接的朱枫，正急着撤离台湾，而负责为她筹划路线的，是土生土长的地下交通员刘青石。

作为在基隆海边长大的本地人，刘青石对台海的航线、港口的盘查规律了如指掌。他给朱枫摆了两条路：

一条是他跑了多年的海路走私线，找同乡的渔船，夜里从偏僻小港出发，绕开国民党的大港口封锁，虽然要等潮汐，路上得耗上几天，但胜在隐蔽，船上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不容易出岔子。

另一条是走官方通道，拿着吴石将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坐军机去舟山，再转道回大陆，这条路速度快，几天就能到家，可风险也明摆着：吴石身居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早就被特务盯得紧，这么高级别的通行证，一旦出事就是铁证。

刘青石掰开揉碎了劝朱枫：“走私船我走了不下几十次，上次带情报去舟山，沈家门港那么严都混过去了。这些渔船天天在海上跑，跟检查站的人表面上都过得去，没人会深究。军机看着风光，可每一道手续都要留记录，特务只要顺着线索一查，一抓一个准。”

他还特意说起自己的经验，走私船都会装些杂货做掩护，人藏在货堆里，遇到巡逻艇也能应付过去，比官方路线稳妥多了。

可朱枫有自己的顾虑。她在台湾待的时间不长，对民间走私路线不熟，心里没底。而且她身上还带着关键情报的备份，想着早一天回到大陆，情报就能早一天交到组织手上。加上她觉得吴石将军的身份够硬，签发的通行证应该没人敢细查，权衡之下，还是决定选快速通道。

刘青石见劝不动，心里直犯嘀咕，却也只能尊重朱枫的选择。他没想到，这个看似“高效”的决定，真的成了引爆危机的引线。朱枫拿着通行证刚到舟山，就因为叛徒出卖被捕了。特务在她身上搜到了通行证，顺藤摸瓜就查到了吴石头上，直接冲进吴家搜出了通行证存根。

这张小小的通行证，像一条锁链，把朱枫和吴石紧紧捆在了一起，也彻底暴露了台湾地下党的核心联络网。

吴石将军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终壮烈牺牲；朱枫也在狱中遭受百般折磨，没吐露半个字，最后倒在了刑场。

更让人痛心的是，随着两人的暴露，特务顺着线索大肆抓捕，蔡孝乾等核心人物相继被捕，其中蔡孝乾的叛变，更是让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400多名党员被捕，高层几乎全部遇害。

蔡孝乾叛变的消息很快就在台湾地下党中传开。刘青石知道，大难临头了，他赶紧带着四位战友，钻进了花莲月眉山的公墓深处。这里荒无人烟，废弃的空棺材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厚厚的腐叶和齐腰的野草，成了最好的藏身之处。

往后的4年，日子过得像在刀尖上熬。他们白天不敢露面，只能趁着夜色摸进附近的山林，采野果、挖地瓜充饥，遇到冬天，就靠藏起来的地瓜干和野菜勉强活命。

特务的搜捕从没停过，山林里时不时传来警犬的狂吠声，每次听到，几个人就赶紧钻进棺材里，大气都不敢喘，连呼吸都得轻轻的，生怕一点动静就招来杀身之祸。

物质上的苦还能扛，心里的煎熬才最磨人。每天都活在恐惧里，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被发现，更不知道外面的亲人怎么样了。

可最让刘青石心寒的是同伴吴金堂的背叛，吴金堂实在熬不住对家人的思念，念叨着“老婆孩子在外面讨饭”，偷偷下了山，一到山下就向特务自首了。这一下，刘青石的父母、妻子、弟弟全被抓了进去，特务拿着他家人的性命当筹码，逼他投降。

1954年，走投无路的刘青石下山了，等着他的是中统特务郭维芳。

对方脸上堆着笑，说要“帮”他：假意接受策反，回大陆给台湾当特务，就能放了他家人。刘青石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帮忙，分明是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是他回去没按特务的意思来，共产党会治他的罪；要是按做了，又对不起自己的信仰。

可他转念一想，自己是少数活下来的地下党员，蔡孝乾叛变、组织被摧毁的真相，总得有人告诉组织。

1956年冬天，刘青石带着特务给的密写药水，踏上了回大陆的路。刚到深圳口岸，他就走到海边，把那瓶藏着阴谋的药水拧开，全都倒进了海里。海水卷着药水消失在远方，他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这是他对信仰最实在的承诺。

可等待他的，不是英雄的礼遇。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一待就是22年。每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够买些粗粮和日用品，却填不满心里的委屈。

他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起种地、干活，日复一日的辛苦劳动，加上旁人异样的眼光，让他好几次都想一死了之。但每当夜深人静，战友们的身影就会浮现在眼前：

吴石将军被酷刑折磨得双目失明，还在背诵诗句；朱枫宁死不屈，吞金自尽留下血书；还有曾经的领导蔡孝乾，叛变前那个佝偻的背影，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一想到这些，他就告诉自己，得活着，得把真相说清楚。

1983年，平反通知书终于送到了他手上。56岁的刘青石，手都抖得握不住那张纸，27年的委屈、屈辱和孤独，在那一刻全化作了无声的泪水。恢复党籍后，他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日语，日子总算安稳了，可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留在台湾的亲人。

后来，两岸能互通了，他终于见到了妻女。可当女儿看着他，冷冷地说出“我不认识你”时，刘青石的心像被狠狠扎了一刀。这比当年在监狱里受的苦、在墓地里受的怕，都要让他难受。

他这一生，守住了信仰，守住了秘密，却没能守住最亲的亲情。但他从不后悔，因为他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对得起自己当初入党时的那份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