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宏大画卷中，16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海路大开的分水岭。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大航海时代的急先锋，驾驶着卡拉维尔帆船，怀揣着对黄金、香料和灵魂（传播天主教）的无限渴望，将世界的各个角落连接起来，同时也拉开了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序幕。

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横跨大西洋，用火与剑残酷地摧毁了当地的古老文明，掠夺了无数财富，其侵略贪欲随之无限膨胀。

然而，马可·波罗笔下那“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东方世界，似乎仍遥不可及。

于是，一场从东西两个航向展开的、争夺东方财富的激烈角逐，在葡西两国间上演。

正是在这殖民狂潮的巅峰，葡萄牙人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最后一个，也是最庞大、最富庶的国度——明帝国。

这个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封建王朝，是当时东方世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国，它文明久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其国力与西方这些新兴的殖民主义国家相比，未遑多让。

葡萄牙人如何从对这片土地的浓厚兴趣，发展到武力叩关、遭遇挫败，最终通过诡计与贿赂，在澳门站稳脚跟，并逐步将其窃据为殖民据点，是一段充满波折、阴谋与历史必然的复杂进程。

本文将详细剖析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全过程，揭示其从尝试、失败到“曲线”立足，最终实现事实占领的步步为营的殖民策略。

1515年，葡萄牙派领舰队驶向中国

一、 殖民狂潮下的东方诱惑与武力初挫

葡萄牙在探索通往东方航程的过程中，一直对中国怀着极为浓厚的兴趣。

早在1508年2月，葡王曼诺尔一世在给其东航舰队司令迪奥戈·洛佩斯·德·塞凯拉的指令中，就明确要求他探明关于中国人的具体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贸易情况如何？军队是否强大？信仰何种宗教？外形如何？这些问题清晰地暴露了葡萄牙将中国视为下一个潜在殖民目标的野心。

至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了马来半岛西南的战略要地马六甲，这不仅标志着他们控制了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也意味着他们已经接近了中国的南大门。

掌握了东西方贸易垄断权的葡萄牙殖民者，下一个目标直指这个传说中的“中央帝国”。

1515年，新任葡萄牙印度总督阿尔贝加里亚奉葡王之命，正式派遣舰队司令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领舰队驶向中国，同时派遣药剂师汤姆·皮雷斯以使臣身份，携带礼品，同道前往，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与贸易关系。

首次官方接触与短暂和平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8月15日，费尔南·安德拉德率领葡萄牙及马来商船共8艘，抵达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

此次航行，葡萄牙人表现得相对克制，遵循了外交礼仪。

他们通过通事（翻译）与时任两广总督陈金等人交涉，并递交国书，请求入京觐见中国皇帝。

两广总督陈金鉴于其“朝贡”的名义，破例将此事奏报朝廷。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明武宗正德皇帝最终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按照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外国使团需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因此，广东当局命令葡萄牙人，除留下使臣皮雷斯及其部分随员在广州学习礼仪、等候召见外，其余人等必须退到屯门澳停泊。

次年，费尔南·安德拉德返回马六甲，其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前来接替其职，负责在屯门的贸易事务。

至此，中葡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似乎在一片和平的氛围中开启。

1517年，葡萄牙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

殖民者本性暴露与明朝的强硬反击

然而，和平的表象很快被殖民者的野蛮行径所打破。

西芒·安德拉德来华后，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法律，其海盗与殖民者的本性暴露无遗。

根据中方史料记载，他在屯门“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

他们不仅在沿海劫掠，还贩卖人口，其行径与海盗无异，引起了广东官民极大的震惊与愤怒。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使臣皮雷斯一行人也“不安分”，他们试图通过贿赂太监等手段影响明朝宫廷，其行为引起了朝臣的广泛不满。

明朝是一个有着成熟官僚体系和严密海防观念的帝国，对于这群“不请自来”、且行为乖张的“佛郎机人”（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警惕与厌恶之情与日俱增。

1521年3月（正德十六年二月），明武宗去世，嘉靖帝朱厚熜继位。

新帝登基，朝政为之一新。

群臣痛恨葡萄牙人在屯门的恶行，纷纷上奏，主张对葡人采取强硬态度。

嘉靖帝采纳了朝臣的建议，谕令广东当局禁绝对外贸易，驱逐所有外商出境，并命令葡萄牙人立即撤离屯门。

同时，明令将皮雷斯及其随员递解到广东，驱逐出境。

但已尝到贸易甜头且骄横惯了的葡萄牙人，岂会轻易放弃？

他们以货物尚未售完为借口，拒不遵命。

面对葡萄牙人的负隅顽抗，广东当局决定采取武力驱逐，一场名为“屯门之役”的军事冲突就此爆发。

明朝海道副使汪鋐奉命指挥此次战役，他吸取了葡萄牙人船坚炮利的教训，一方面调集大军围困，另一方面可能采用了潜近纵火、以小艇攻击等战术。

战斗异常激烈，最终至1521年10月底，明军大败葡萄牙人，收复了屯门。

葡萄牙殖民者损失惨重，残部狼狈逃回马六甲。

西草湾再败，殖民气焰受挫

屯门的失败并未让葡萄牙人彻底死心。

1522年7月，他们再次组织了一支殖民舰队，由米尔丁·甫思多灭儿（Martim Afonso de Mello Coutinho）率领，进犯广东新会县的上川岛一带，试图重新建立据点。

然而，中国军队对此早有防备，迅速进行了狙击。

双方在新会县的两草湾（一说西草湾）发生激战，明军作战勇猛，再次重创葡军，俘获其部分舰船和火炮。

至10月，葡萄牙人再次战败，退回马六甲。

经此“屯门之役”和“西草湾之役”两次惨败，葡萄牙人认识到，面对明帝国这样一个组织严密、军事实力不容小觑的东方大国，正面武力强攻是难以奏效的，他们的对华殖民侵略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一时期明朝的强硬外交和有效军事防御，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海防安全。

明武宗正德皇帝

二、 曲线渗透：从浪白澳到双屿的非法贸易与最终肃清

武力叩关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改变了策略。

他们利用明朝在驱逐葡人后，对东南亚其他国家重新开放贸易的机会，开始进行“曲线渗透”。

混入浪白澳，北上闽浙

他们首先混入了位于澳门西南海中、当时已是中外贸易点之一的浪白澳（今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

在那里，他们与其他东南亚商人一起进行交易。

但浪白澳并非理想的据点，它水域条件较差，且明朝监管相对严格。

于是，葡萄牙人又沿海北上，向福建和浙江沿海发展。

当时，明朝的东南沿海正受“倭患”困扰，海防形势复杂。

葡萄牙人趁机与中国的海盗、走私商人以及倭寇相互勾结，在宁波双屿、福建漳州月港和厦门浯屿等地，建立了隐蔽的走私贸易据点。

其中，位于宁波口外的双屿港，在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头目许栋、李光头等人的经营下，一度成为东亚最大的国际走私贸易中心，繁盛一时。

他们在此进行非法贸易，扰害地方，甚至武装对抗官府，严重破坏了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和海防安全。

明军的铁拳反击：双屿与走马溪之捷

葡萄牙人的非法行径，最终引来了明王朝的致命打击。

为肃清海防，1547年，明朝任命朱纨为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

朱纨是一位坚定的主剿派官员，他到任后，厉行海禁，整肃军队，决心彻底铲除这些沿海祸害。

1548年4月，朱纨命令福建都指挥卢镗等人，向盘踞在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中外同党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

明军“官兵奋勇夹攻，大胜之，俘斩溺死者数百人”，一举端掉了这个经营多年的走私巢穴。

明军随后用木石将双屿港填塞，使其无法再被利用。

遭受重创的葡萄牙残部向南逃窜，退踞到福建漳州的月港和走马溪一带，企图负隅顽抗。

1549年2月，朱纨与卢镗乘胜追击，在走马溪再次与葡人及中国海盗联军激战，再次“获全胜”。

此战之后，史载“全闽海防，千里肃清”，东南沿海的葡萄牙殖民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北上渗透的企图彻底破产。

1521年10月底，明军大败葡萄牙人，收复了屯门

三、 诡计得逞：贿赂登陆与“窃据”澳门的开端

接连的军事失败，使得葡萄牙人意识到，无论是武力进攻还是走私渗透，在明朝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难以成功。

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更为隐蔽、更能为明朝地方官吏所接受的方式，来获取一个稳定的对华贸易立足点。

他们的目光，再次投回了广东沿海，最终聚焦于一个名为“濠镜澳”（即澳门）的小渔村。

澳门（当时称濠镜澳），位于珠江口西侧，地理位置优越，既有良好的避风港湾，又便于通往广州，且与大陆仅由一条狭长的沙堤（莲花茎）相连，易于管理。

它当时已是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等国商船偶尔停泊的贸易点，但远不如浪白澳重要。

精心策划的“风涛缝裂”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转机出现了。

一批葡萄牙商人通过行贿，买通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

他们编造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借口——“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

汪柏在收受好处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在澳门海滩上搭起临时帐篷，晾晒被海水打湿的货物。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借地晾晒”事件，在历史上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它标志着葡萄牙人终于通过欺诈和贿赂的手段，首次获得了在澳门陆地合法（或者说，被地方官默许）临时停留的权利，这为他们后续的长期居留打开了一个决定性的缺口。

从晾晒地到居留地

葡萄牙人极其善于利用并扩大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开始，他们确实在晾晒结束后就撤离。

但从1557年起，他们得寸进尺，开始偷偷地在澳门修筑砖石结构的永久性房屋和仓库，试图将临时的“晾晒地”变成永久的“居留地”。

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贿赂，笼络从广东地方官吏到朝廷钦差的大小官员，使得这种非法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默许。

明朝政府对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活动，心态是复杂且矛盾的。

一方面，朝廷内部始终存在警惕之声，认为容留“佛郎机人”于肘腋之下，终是心腹之患。

但另一方面，与葡萄牙人贸易能带来可观的税收（“船钞”、“货税”）和经济利益，这对于财政日益紧张的明朝来说，具有不小的诱惑。

同时，将葡萄牙人集中约束在澳门一隅，也便于管理，比让他们四处流窜、勾结倭寇要好得多。

在这种“羁縻”思想的指导下，明朝政府采取了“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方针。

16世纪，葡萄牙入侵澳门

四、 主权博弈：明清政府的管控与葡萄牙的逐步蚕食

尽管允许葡萄牙人居留，但明、清两朝政府在超过三百年间，从未放弃对澳门的主权。

双方展开了一场长期的、动态的主权博弈。

明朝的防御与管理措施

为了有效控制葡萄牙人，防止其势力扩张，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措施：

一是设立关闸，构筑防线。

1574年（明万历二年），明朝政府在连接澳门与大陆的莲花茎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关闸”的城楼式建筑。

关闸设有门禁，由明朝政府派官兵把守，初期每月开启六次，后来改为五天一次，向澳门供应生活必需品，并以此作为控制葡萄牙人的“咽喉”。

这道关闸，是明清政府行使对澳门主权和治权的物理象征。

二是设置行政官员，实施管理。

明政府规定，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日常行政管理，由香山县（今中山市）知县负责。

后来因事务繁杂，又于1731年（清雍正九年）增设香山县县丞，常驻前山寨，专司“察理民夷”，直接管理澳门的民政与司法事务。

三是征收地租，明确主权归属。

从1573年或1574年开始，葡萄牙人每年需向香山县缴纳地租银500两（后改为515两）。

这笔租金最初可能被葡萄牙人视为贿赂，但在明清政府的官方文书里，这是他们“僦居者，贿也”的明确证据，是葡萄牙人作为“租客”向中国“地主”缴纳的土地使用费，是澳门主权属于中国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法理依据。

四是行使司法与军事管辖权。

明清政府始终坚持对澳门华人的司法管辖权，并对涉及葡萄牙人的重大案件，尤其是中葡之间的命案，拥有最终审判权。

同时，明朝在前山寨设立军营，派驻军队，对葡萄牙人形成军事威慑。

葡萄牙的逐步蚕食与“自治”幻象

面对明清政府的严密管控，葡萄牙人则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蚕食策略：

一是内部自治的建立。在遵守明清政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葡萄牙人在其社区内部逐步建立起一套自我管理的机构。

1583年，他们成立了议事会，处理内部事务。他们自行任命法官、长官（后来演变为总督），并试图按照葡萄牙的城市模式来管理澳门。

他们还“高建炮台，隐如敌国”，至17世纪初，陆续修建了大炮台、东望洋炮台、妈阁炮台等，形成了自身的防御体系。

二是不断试探底线。葡萄牙人不断尝试突破限制，例如试图向北扩张土地，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修建房屋和防御工事。

这些行为多次遭到明清政府的严厉制止和拆毁，例如，1605年，葡人私筑城墙，即被明朝官员勒令拆除。

三是利用时局变化。他们善于利用明清鼎革之际的混乱、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以及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的衰微，一步步地扩大自身的权力。

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葡萄牙的态度越发强硬。

葡萄牙占领澳门

写在最后的话

回顾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殖民主义的演进路径：从最初的武力试探与军事征服企图，到遭遇挫败后的走私渗透与非法贸易，再到利用贿赂与诡计实现初步立足，最后通过长期的、渐进式的蚕食，在承认中国行使主权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事实上的殖民统治。

葡萄牙人最终能够侵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其殖民策略的灵活性：他们能够从失败的军事行动中迅速调整，转而采取贿赂、欺骗、依附于既有贸易体系等更为隐蔽和务实的手段。

二是明朝政府的“羁縻”政策与利益考量：明朝出于税收、海防管理（“以夷制盗”）的需要，对葡萄牙人采取了怀柔与管控相结合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为葡萄牙人提供了生存空间。

而官僚体系的腐败，尤其是地方官吏的受贿，是葡萄牙人得以敲开澳门大门的关键一环。

三是历史时机的把握：他们恰好在明朝海禁政策有所松动、东南沿海贸易需求增长的时期，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害的请求，从而抓住了历史机遇。

澳门被葡萄牙一步一步侵占的历史，是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史的一个缩影，也是古老中华帝国与新兴资本主义世界首次长期、近距离碰撞的见证。

它始于1553年那个“舟触风涛”的谎言，并在其后数百年的岁月里，上演着主权与治权、控制与反控制的复杂博弈。

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才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洗刷了这段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历史。

这段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国家的富强与统一，是维护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根本保障。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侵略者有多无耻，面对无耻的侵略者，必须要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