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禹作敏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带着天津大邱庄走上了致富路。

好景不长，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让他从英雄变成了囚犯，最后在1999年选择吞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那么，他为何自杀身亡？

从穷小子到全国劳模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家里兄弟四个，他排老三。那时候村里穷得要命，靠救济粮过日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74年，他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成绩，就是个普通的村干部。

1978年改革开放，他瞅准了机会，带着村里人开了个带钢厂，第一年就赚了钱。尝到甜头后，他没停下脚步，又搞了印刷厂、电器厂什么的，把大邱庄的产业越做越大。

到80年代末，大邱庄成了全国有名的富裕村，家家户户日子红火起来。禹作敏自己也风光无限，成了全国劳动模范，还上了央视春晚，那可是当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啊。

禹作敏的麻烦，从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开始。钱多了，地位高了，他的心态也变了。村里人开始叫他“土皇帝”，这称号可不是什么好话。1992年，《南方周末》记者跑来大邱庄采访，把这个绰号写进了报道，直接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面对记者，禹作敏不光没否认，还来了一句硬气的话：“把‘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这话听着牛气冲天，但也暴露了他骨子里的狂妄。他觉得自己在大邱庄就是一言九鼎的老大，谁也管不了他。这句话后来传遍全国，成了他权力膨胀的标志，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别人叫他“土皇帝”，不是因为他多能干，而是他管村子管得太离谱了。他住豪宅、养保镖，生活奢侈得跟村里的普通人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公司大楼里弄了个“审讯室”，私设公堂，谁不听话就抓进去教训。这哪是村干部，分明是黑老大做派啊。

私设公堂，暴力失控

禹作敏的“土皇帝”做派，最典型的就是他私设公堂的事儿。他在大邱庄的公司大楼里专门弄了个地方，就是用来收拾不听话的人。不管是公司员工还是村里人，只要让他不爽，就可能被抓进去关着打。

1992年，出了件大事，把他的恶行彻底暴露了。当时有个叫危福合的职工，因为怀疑公司账目有问题，被禹作敏怀疑是“捣乱分子”。结果这人被抓进“审讯室”，活活打死了。禹作敏不光没认错，还包庇打人凶手，摆明了不把法律放眼里。警察来查，他还让人拦着不让进村，嚣张得没边了。

危福合的死成了导火索，让大家看清了禹作敏的真面目。他不是什么致富英雄，就是个滥用权力的暴君。私设公堂、暴力伤人，这已经不是村干部能干的事儿，完全是犯罪了。

1993年，禹作敏的嚣张劲儿达到了顶点。危福合的事儿没压下去，警方开始认真查他，他不服软，反而变本加厉。他煽动村民跟政府对着干，把大邱庄封得死死的，还私藏了不少武器，想跟警察硬碰硬。

那段时间，大邱庄跟个独立王国似的，外人进不去，里边的人听他指挥。他觉得自己能一手遮天，可惜他忘了，这是在中国，政府不是摆设。1993年，政府找了个理由，说是“新书记接见”，把他骗出去逮了起来。这一下，他再牛也翻不了身了。

对抗政府这步棋，禹作敏走得太臭。他以为自己有钱有势就能不把法律当回事，结果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从被抓的那一刻起，他的“皇帝梦”就彻底碎了。

1993年，禹作敏被抓后，法院给他定了好几条罪名：非法拘禁、窝藏罪、对抗执法什么的，最后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进了监狱，他才发现自己不是“皇帝”，就是个普通犯人。以前的威风没了，日子过得苦哈哈。

监狱里条件不好，他身体本来就一般，关了几年就更不行了。到1999年，他查出得了癌症，情况很严重。家里人看他这样，申请保外就医，总算把他弄了出来。可这时候的禹作敏，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大邱庄老大了，病痛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

为什么自杀？

1999年10月2日，禹作敏在医院吞了一堆安眠药，自杀死了。消息传回大邱庄，村民和家人都挺震惊，想把他遗体接回去安葬，可政府没同意，最后尸体在天津火化了。

他为什么自杀？从全国劳模到阶下囚，这落差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他当年多风光啊，上过春晚，全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可到了晚年，什么也没了：钱没了，权力没了，连自由都没了。癌症又把他身体拖垮，每天躺在医院里，估计他觉得自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

还有，他那句“把‘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其实也说明他心气高得很。他受不了自己从高处摔下来，成了个被人指点的囚犯。

监狱的日子、病痛的折磨，再加上对过去辉煌的回忆，可能都让他觉得活着太憋屈。吞安眠药这事儿，不是一时冲动，是他心里早就过不去那个坎。

禹作敏死了，大邱庄也没了往日的热闹。他活着的时候，村里靠着他搞的企业红红火火，可他一倒台，那些厂子也撑不下去了。经济慢慢衰退，村里人日子越过越艰难。家族那边也好不到哪去，失去了靠山，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曾经的“全国富裕村”，现在也就是个普通农村，辉煌早成了过去式。

这变化挺让人唏嘘的。禹作敏带大家富起来是真，可他后来的路走歪了，把整个村子也拖下了水。他的死，不光是他个人的结局，也是大邱庄一个时代的终结。

禹作敏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折射出改革年代农村治理的盲区：集体经济的成功可以让一个人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资源和权力，但若没有制度约束和权力监督，极容易变质、变味、变成一场权力的独角戏。他的经历，是警示，也是教训——有本事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守得住权力的边界、守得住内心的分寸。否则，起得再高，摔得也一样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