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毛主席

1939年11月，曾志辗转前往延安，途中经过西安的时候，她在一家八路军招待所住了下来。由于已经离开中央多年，这里的同志她大都不认识。

当天晚上，曾志对面屋子的一个首长推门进来，他身穿一身蓝色皮大衣，带着皮帽，见面就问：“你是不是曾志？”

曾志之前就注意了这位首长，但多年秘密工作的经验让她养成了少打听的习惯，听到此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她惊讶地问道：“对啊，我是曾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在井冈山经过，在瑞金也见过，你不是认识我了吗？我是彭德怀！”

曾志仔细一看，确实是彭老总，不禁喜出望外，高兴地蹦了起来。彭总接着说：“今天我看见你指挥战士在泥地里推车的样子，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女学生，后来我就想，看起来很像曾志，果然不出所料！”

井冈岁月，犹在眼前，故人再见，无限感慨。第二天，彭老总特地请曾志吃了一顿葱爆羊肉，席间曾志问了彭老总很多问题，比如当年我们的部队下了井冈山后，敌人是怎么打上去的？彭总一一为她解答。

曾志还问起彭老总的个人问题，彭老总笑道：“结婚了，她是个女学生，很纯洁很温柔的。”曾志由衷地为彭老总感到高兴。

辞别彭老总后，曾志继续赶路，并于12月来到了延安。当时组织部的同志安排她住进了招待所。

安顿好后，曾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主席写信，她深情地写道：

自1931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经来到延安，期待着您的接见。

两天之后，毛主席就给曾志写了回信：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在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带你来，见面后再长谈。

第二天，曾志就在一个警卫战士的带领下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杨家岭。见到曾志后，毛主席高兴地和曾志握手，把她请到了 自己的窑洞。主席问曾志：这些年来你还好吗？这几年每有上海的人来，我都会打听你的消息。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蔡协民是曾志的前夫，当年井冈山脚下，曾志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就是蔡协民引荐的。不过后来蔡协民却牺牲了，曾志又嫁给了陶铸。

两人一直聊到晚上，毛主席留曾志和自己吃完饭，并对她说：以后星期天你就到了我这里来吃饭。曾志听后笑着说：“好啊，来主席这里吃一顿好的。”毛主席听后愣了愣，随后才笑道：“哦，吃好的。”

主席的晚餐很简单，就是大米、小米、土豆，一碗白菜，一豌豆芽，豆芽上面有几片薄薄的肉，这已经是主席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和鸡鸭肉不断的王明形成鲜明对比。

分别的时候，毛主席又对曾志说，周末的时候可以来他这里，他的书曾志都可以借阅。曾志笑道：“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来，到你这里会餐。”听了曾志的话，毛主席神情有些尴尬，曾志这才意识到不对：主席的日子这么清贫，怎么有钱每周和她会餐啊。

晚年的曾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自己当时实在“傻不叽叽”，她说：“起事我也不是真想吃香喝辣，只是一到主席面前就不由地变成了大小孩，不由地变得调皮了。”

“那是我唯一一次对毛主席发火”

在党内，曾志可以说是资历老、能力强，和毛主席私人关系最好的女同志。

她15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是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唯一的女兵，后来她参加朱老总的湘南起义，头裹头红巾，背挎红缨枪，是闻名一时的“红姑娘”，历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

1928年4月，曾志在朱老总的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当时曾志只有17岁，就当上了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妇女组组长。她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转战赣南、闽西，和朱老总的夫人伍若兰，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曾志回忆，当时她经常和贺子珍睡一张床，盖一条被。在红四军的“七大”上，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曾志被认为是“毛派”，也一度被剥夺职务，跟着毛主席去了闽西。

来到闽西后，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曾志担任闽西团特委书记（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部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张鼎丞负责政治），并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之后，曾志和蔡协民一起厦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自此和毛主席贺子珍分别。

在这段难忘的革命岁月里，曾志有两件最难忘的事情，就是两次和毛主席发生争论。

第一次发生在红四军主力刚下井冈山，转战赣南的途中。当时，毛主席在一座祠堂召开了官兵活动分子大会，讨论形势和对策。一个男同志站了起来，说：“我们的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了，有的身体不好，拖累了不对，分散了精力，既然这里有我们的地下组织，不如把她们留下来。”

曾志一听就勃然大怒，说：“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反动武装，地下组织也很薄弱，把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曾志的话有一些道理，但“借刀杀人”这个词显然过当了，把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毛主席听后立刻站了起来，指着曾志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你关心女同志？”毛主席一生气，大家都沉默了，曾志也不敢再吭声。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最后决定女同志都跟着部队走。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闽西时期，当时红四军开会，肯定了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请毛主席重新回红四军领导工作。当时贺子珍已经怀孕6个月，无法随军行动，毛主席于是就找到曾志，请她照顾贺子珍。

曾志误会了主席的意思，以为是让曾志脱离工作，专门去照顾贺子珍，当场就生气地说：“我有自己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我就是不照顾！我是党的干部，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

毛主席听出曾志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就解释说：“让你照顾她，不是让你一条到晚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多关心一些罢了。”

曾志听后颇觉羞愧，低声说道“我和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吃饭睡觉都在一起，我从来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照做的。”主席离开后，曾志就搬过了和贺子珍一起住了。

曾志后来说：“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毛主席发火，后来每当想到此事，心中都感到内疚。”

“我死后三个月再发讣告”

1931年赣南一别，曾志直到1939年才见到毛主席。此后，她进入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期间怀孕生下陶斯亮，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等职。

1945年，曾志作为华中代表团代表参加了“七大”，随后跟着大部队南下，途中有突然接到任务，掉头前往东北工作。在东北期间，曾志历任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等职务，期间九死一生，最终得到了革命的胜利。

1949年后，曾志跟随四野南下到了武汉，随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子恢提名曾志当重工业部部长，曾志以自己没有工业管理经验为由，不肯就任，只担任了副部长。后来，陶铸调到了广东省委工作，曾志为了照顾陶铸，主动要求调到广州电业局当党委书记、局长。这期间，曾志工作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954年，全国一届人大即将召开，曾志原本在广州市委的推荐代表名单中，但是这份名单到了陶铸那里后，曾志的名字却被划掉了，换上了方方夫人的名字。曾志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找到陶铸问为什么，陶铸解释了一番，但曾志认为自己是党的干部，是独立的个体，不能因为是陶铸的老婆就被“大义灭亲”，陶铸认为自己没错，劝曾志顾全大局。

曾志为此感到非常委屈，但她又不能公开抗议，显得自己是在争名夺利。于是，曾志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委屈。

对于曾志的能力和资历，主席一直是认可的，后来便提名曾志当全国人大常委（未当选，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还以“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批评了陶铸。曾志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到1977年，曾志恢复工作，担任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曾志病逝后，女儿陶斯亮在家里发现了一张牛皮纸袋，上面有曾志的笔迹：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

纸袋里有曾志的遗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不要家人来京奔丧，不要通知任何战友。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树下当肥料，另一份部分埋在白云山。绝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

陶斯亮说，母亲是一位彻底的革命者，她生前在搞革命，死后也是一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她执行了母亲大部分的遗愿：捐献遗体，不搞任何仪式，不通知一线领导，遗产捐献……但是她无法拒绝组织对曾志进行评价，无法拒绝她的老战友前来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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