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乾祐三年(950 年),汴京一场血雨腥风改写历史 —— 隐帝刘承祐诛杀郭威全家,反被郭威率军攻破都城。此时的太原,身为后汉皇叔、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正冷眼旁观:自兄长刘知远去世后,他已在此经营三年,屯兵十万、积蓄钱粮,早将河东十二州打造成独立王国。当郭威假意拥立刘崇之子刘赟为帝时,这位老军阀竟天真罢兵,直至儿子被杀的噩耗传来,才幡然醒悟:后汉正统大旗,唯有自己能扛。
广顺元年正月,郭威黄袍加身建立后周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崇立刻在晋阳宫设坛祭天。他身着赭黄袍,面对麾下将领高呼:“孤乃高祖亲弟,岂容郭威逆贼篡汉!” 遂定国号 “汉”,沿用后汉 “乾祐” 年号,史称北汉。这场称帝仪式仓促却暗藏心机:官制照搬后汉,任命次子刘承钧为太原尹,心腹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短短一月便搭起小朝廷架子。
北汉立国之初,实力悬殊堪称致命 —— 后周坐拥中原膏腴之地,人口、钱粮、兵力皆数倍于北汉。彼时北汉疆域,不过区区十二州,局促于山西一隅,宛如困于牢笼的猛兽,空有复国之志,却难掩力不从心之态。面对这一绝境,刘崇把目光投向北方强邻契丹,试图借其力制衡后周。
乾祐四年四月,刘崇派出节度判官郑珙,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奔赴辽国。在辽世宗耶律阮面前,郑珙献上降表,言辞谦卑:“侄皇帝刘崇,愿尊叔皇帝为正统,永做藩属,岁岁朝贡。” 这一自降身份之举,换来的是辽国的军事承诺。六月,辽使携册封诏书而至,封刘崇为 “大汉神武皇帝”,自此,北汉与辽国结成同盟,开启 “倚辽抗周” 之路。
951 年九月,刘崇觉得时机已到,亲率三万汉军,会同五千辽骑,南下进攻晋州。本以为能势如破竹,却没想到,这场战役成了一场噩梦。北方的冬季来得格外早,联军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行,粮草补给难以为继。士兵们饥寒交迫,士气低落,攻城五十余日无果,后周援兵又至。慌乱之中,联军兵败如山倒,撤退途中,因饥寒、踩踏、坠崖而死的士兵不计其数,折损兵力达四成之多。
三年后的显德元年(954 年),郭威去世,周世宗柴荣继位。刘崇认为有机可乘,再次联合辽国,集结十万大军,杀向潞州。这便是著名的高平之战。起初,北汉前锋张元徽设伏,击败后周先锋,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柴荣御驾亲征,提振了后周军士气。赵匡胤等将领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北汉军逐渐抵挡不住,张元徽战死,刘崇仅率百骑仓皇逃回太原。
高平之战的惨败,让北汉认清了现实:契丹虽强,却不可全赖。此后,北汉开始调整策略,在依靠辽国庇护的同时,也着手加强自身军事建设与内政管理,试图在夹缝中求生存,等待转机的出现。
刘崇病逝后,其子刘钧接过权杖,改年号为 “天会”。刘钧延续 “儿皇帝” 的卑微姿态,向辽国称臣,甚至允许辽使在朝堂上安然就座,旁观议事,这般委曲求全,只为换取辽国庇护。彼时中原局势再变,960 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新生政权气势正盛。刘钧试图抓住后周旧将李筠对宋朝的不满,联合其攻宋,期望能在乱世中再谋生机。
然而,这场军事行动却成了北汉的噩梦。战场上,北汉军与李筠联军节节败退,卫融、卢赞两员大将也折损于此,让本就兵力匮乏的北汉元气大伤。经此一役,刘钧意识到武力抗衡北宋难有胜算,转而将目光投向文治,任命儒者郭无为为相,期望以政治改革、发展经济来稳固内政,增强国力,可这一切努力,在北宋的强势崛起与辽国态度的微妙转变面前,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原来,刘钧擅自收留李筠,未向辽国报备,引得辽国心生不满,两国关系逐渐疏远。此后,北汉在辽国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援助几乎断绝。刘钧在内外交困中忧思成疾,含恨而终。养子刘继元继位时,北汉已如风中残烛,孤立无援,在北宋的虎视眈眈下,岌岌可危。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二十万大军,兵临晋阳城下,志在一举荡平北汉,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此时的北汉,历经多年战乱与北宋的不断打压,人口锐减至 3.5 万户,军队也仅剩下 3000 守军,与宋军兵力悬殊巨大。
但晋阳这座千年古城,凭借高城深池,成了北汉最后的屏障。面对宋军的猛烈进攻,北汉军民同仇敌忾,依托坚固城防,顽强抵抗长达五月之久。宋太宗见强攻不下,下令引汾水灌城,一时间,晋阳城内洪水肆虐,“水浸民居,死者相枕”,百姓苦不堪言,却依旧未改守城决心。
然而,人力终难敌天灾与大势。城内粮草渐尽,疫病横行,士兵疲惫不堪,刘继元在绝境中无奈开城投降。这座在五代十国乱世中坚守 28 年的北方政权,从依附契丹寻求庇护,到凭借晋阳坚城独自抵抗北宋,最终落幕,成了那个割裂时代的最后一声叹息,消散在历史长河之中,只留下一段段关于兴亡、抗争与无奈的故事,供后人凭吊、深思 。
北汉的诞生,是后汉残余势力不甘失败的挣扎,也是契丹在中原棋局中精心布下的一枚棋子。刘崇满心期许着恢复刘氏天下,延续后汉的辉煌,却因自身实力太过悬殊,无奈沦为辽国制衡中原的马前卒,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辽国与北汉的联盟,本质上是一场各怀鬼胎的利益结合。辽国垂涎中原的富庶,却忌惮中原王朝的强大,扶持北汉,既能削弱后周、北宋等政权,又能从北汉的朝贡中获取财富。而北汉为求生存,不惜向辽国称臣纳贡,以 “侄皇帝”“儿皇帝” 的卑微姿态换取军事庇护。这种不对等的联盟,注定了北汉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屈辱。
在政治上,北汉虽以 “汉” 为国号,试图延续正统,却因依附辽国而饱受诟病。在中原百姓眼中,北汉是勾结外敌的叛逆;在辽国眼中,北汉不过是随时可弃的附庸。北汉的统治者们,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中,既要安抚国内的民心,又要讨好辽国,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经济上,北汉本就 “国小民贫,地狭兵寡”,又要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对辽国的贡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为了维持政权运转,北汉不得不加重赋税,导致民不聊生,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即便身处绝境,北汉也未曾放弃抵抗。晋阳,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凭借其坚固的城防,成为北汉抵御外敌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围城的五个月里,北汉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让宋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最终城破国亡,但北汉军民的顽强抵抗,彰显出一种不甘屈服的精神,为这个短暂的政权画上了悲壮而又壮烈的句号。
当宋太宗赵光义下令焚毁晋阳,将这座古城付之一炬时,北汉的历史也随之落幕。然而,北汉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段关于兴亡的故事,更是一个弱国在强邻环伺下求生存的深刻启示:在绝对实力面前,政治联姻与地缘博弈,终究是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短暂的安宁,也可能陷入更深的危机。
北汉的历史,是一曲夹杂着悲壮与无奈的挽歌。它见证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与残酷,也诉说着一个割据政权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艰辛。回首 951 年那个正月,刘崇在太原城头称帝的那一刻,或许就已注定了北汉的命运 —— 这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豪赌,虽败犹荣,却也让五代历史多了几分血色与传奇,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动荡岁月时,无法忽视的重要篇章。
更新时间:202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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