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除夕夜,当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如果教员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了这台以人工智能为主角的春节联欢晚会,他会说出哪四个字?

我想,不会是“日新月异”,不会是“突飞猛进”,甚至不会是“祝贺成功”。以他一贯的清醒与深邃,他最可能说的四个字是:
“两个务必。”
1949年3月,西柏坡。中共中央即将离开这个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进驻北平。
临行前,教员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教员凝视远方,语气深沉:“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就在这次会议上,教员向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基于深刻历史教训的清醒。李自成进北京后,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结果四十二天就灰溜溜地败退。教员用这个例子警示全党:胜利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
1945年,他在“窑洞对”中对黄炎培说,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但民主的前提,是执政者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清醒。
2026年的春晚,确实是一场技术的盛宴。
舞台上,AI虚拟人邓丽君与真人歌手隔空对唱,歌声婉转,神态逼真。观众席上,智能机器人穿梭服务,精准递送茶水。后台系统实时分析观众情绪,动态调整节目节奏。甚至有小品完全由AI生成剧本,人类演员表演——台下笑声不断,分不清哪些是AI的幽默,哪些是人类的创作。
媒体欢呼:这是人工智能的里程碑!这是中国科技的骄傲!
但如果教员坐在电视机前,他会怎么想?
他一定会想起1949年那个“进京赶考”的比喻。只不过,今天“赶考”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考题变了: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还像不像人?
他会在报纸边角写下批注:“技术越进步,越要警惕人的退化。”
用“两个务必”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能看到什么?
第一,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1949年,教员要求全党谦虚谨慎,是因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人工智能的突破,同样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步”。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生成式人工智能备案产品超过300个。DeepSeek、宇树科技机器人、鸿蒙系统、芯片自主——一个个突破令人振奋。但毛泽东会提醒:“如果这一步走完了就骄傲起来,那是要跌跟头的。”
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今天,当AI能写诗作画、能看病诊断、能驾驶汽车时,更要看见它带来的新困难:伦理困境、就业冲击、隐私边界、安全风险。看不见这些,胜利就可能变成新的失败。
第二,务必保持艰苦奋斗。
教员讲的“艰苦奋斗”,从来不是单纯地过苦日子,而是保持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战斗性。
1949年,他在给李达的信中说:“只要了解实际情况,就能找出办法,战胜困难。”这是艰苦奋斗的实质——不是被动吃苦,而是主动创造。
2026年春晚的AI表演,恰恰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当机器能完成越来越多人类的工作时,人还“奋斗”什么?
毛泽东会指着屏幕说:“机器再聪明,也是人造的;人的思想,才是最终的发动机。”
他一定会想起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那时条件极其艰苦,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下,人人都在创造。今天,条件好了,设备先进了,但人的奋斗精神不能丢。
如果人只会享受AI的服务,不再自己思考、自己创造、自己动手,那就真成了李自成——坐江山,却丢了江山。
1949年的“进京赶考”,考的是共产党人能不能守住初心。2026年的“AI赶考”,考的是每个人还能不能守住“人”的本色。
教员给普通人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三条:
第一,把AI当工具,别把自己变工具。
他1937年在《实践论》中写道:“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AI也是一样——它是工具,是为人的实践服务的。如果你让AI替你思考、替你决策、替你生活,你就从工具的使用者变成了工具的附庸。
具体怎么做?写作时,让AI帮你查资料,别让它替你写全文;工作时,让AI帮你处理重复劳动,别让它替你下判断;生活中,让AI给你提供信息,别让它替你感受世界。
第二,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的“艰苦奋斗”,在今天可以翻译成:持续学习,持续创造,持续挑战自己。
当AI能写代码时,你还要不要学编程?当AI能画画时,你还要不要学艺术?当AI能看病时,你还要不要学医学知识?答案是:要。因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保持“人”的过程。不是为了和AI比,是为了不和机器同化。
第三,永远记住“谁是最可宝贵的力量”。
教员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AI时代,这个判断依然成立——不是AI创造历史,是掌握了AI的人民创造历史。
1949年进城后,他反复告诫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忘记群众。
今天,这个告诫可以翻译成:不要被技术迷住眼睛,不要忘记技术背后的人。你在AI的帮助下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你让多少普通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你有没有因为AI而更加理解人、尊重人、服务人?
这些问题,才是“赶考”的试卷。
1962年,教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今天,我们正处在他预言的“翻天覆地的时代”。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变革,但变革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人与工具的关系,仍然是人的主体性能否保持的问题。
如果教员看2026年春晚,他一定会说“两个务必”。
不是因为他不为技术进步高兴,而是因为他知道: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警惕成绩带来的骄傲;越是拥有力量的时候,越要警惕力量带来的迷失。
1949年进京赶考,他们考了七十多年,至今还在考。
2026年的我们,也在考。考的是:在AI时代,还能不能保持人的清醒、人的尊严、人的奋斗。
这个考试,没有终点。
更新时间:202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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