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484 ：欧洲传统政治格局为何在70年代开始松动？

1、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政坛在表面上仍维持着自一战以来左翼与右翼两大政治家族对垒的基本框架。左翼以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共产党为代表，主张社会平等、国家干预与福利保障；右翼则以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为核心，强调自由市场、传统价值与社会秩序。在各阵营内部，又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野，如英国工党内的贝文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争，或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对许多选民而言，这种政治分野不仅是政策选择，更是一种身份标识与生活方式归属。选举行为往往基于对家族、地域、宗教或阶级的传统忠诚，而非对具体纲领的细致辨析。这种稳定性曾有效维持了战后政治秩序，但也逐渐演变为一种缺乏弹性的意识形态桎梏，难以回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

2、战后欧洲的政治归属长期被社会阶级、宗教信仰与地域界限所固化。在英国，工党的票仓集中于工会组织完善的工业城镇与矿区，其政策与劳工权益深度绑定；保守党则依托乡村地区、中小企业主及专业阶层。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通过遍布全国的天主教教会网络与地方资助体系，牢牢控制着从威尼托到西西里的广大农村与小镇。德国则呈现鲜明的“天主教—新教”与“工人—中产”交叉分野。这种“世袭投票”模式构成了战后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但本质上是前现代身份认同在政治领域的延续。随着教育普及、媒体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这种基于封闭社群的政治忠诚开始面临个体理性选择与价值认同的挑战。

3、进入70年代，支撑传统政治版图的两大柱石群体均出现动摇。左翼赖以生存的“白人男性产业工人阶级”因去工业化进程加速而规模锐减：英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从1966年的38%降至1981年的28%，德国鲁尔区的矿工与钢铁工人群体持续萎缩。同时，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高技能工人、公共服务雇员与失业者的利益诉求渐行渐远。右翼的支柱“老年虔诚女性教徒”群体则因社会世俗化浪潮而削弱：上教堂人数持续下降，女性就业率上升削弱了教会对家庭生活的掌控，年轻一代教徒在堕胎、离婚等议题上与教会教导产生分歧。传统政治机器失去了稳定可靠的选民“基本盘”。

4、战后持续的经济繁荣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60年代西欧大学生数量翻番），催生了庞大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阶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70年代初超过工业，传统的“蓝领—白领”二分法逐渐失效。地理流动加速：南欧劳工涌向德国工厂，乡村青年进入城市，跨国迁徙成为常态。这使得曾紧密团结的产业工人社区（如英国兰开夏纺织区）或虔诚农村教区（如法国布列塔尼）逐渐解体。人们的社会身份从基于出身的“归属型”转向基于成就与选择的“获致型”，阶级认同让位于职业、教育、消费方式等多元标签，削弱了与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教派的政党之间的天然纽带。

5、与父辈往往终生居住在同一社区、从事同一职业不同，70年代的欧洲人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流动。跨国劳工移民（如土耳其客籍工人涌入德国）、国内城乡迁徙、以及因产业转型导致的跨地区求职成为普遍现象。职业流动性也显著增强：终身雇佣制松动，跨行业转职增多。这种流动不仅改变了物质生活环境，更重塑了人们的认知视野与社会网络。一个在伦敦工作的第二代爱尔兰移民，或一个从农场进入汽车工厂的西班牙青年，其政治关切已不同于留守原乡的父辈。他们更倾向于根据个人经历、当下处境及对未来的期待做出政治判断，而非盲从社群传统，传统政党的地域与职业“票仓”因而不断流失。

6、战后至60年代，主流左右翼政党在推动经济增长、建设福利国家、完善社会立法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从法国的国有化运动到北欧的普惠福利，这些成果构成了“战后共识”的核心。然而，正是这种成功导致了政党政纲的“耗竭”：混合经济、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等宏大目标已成为社会共同财富，而非某一政党独有主张。政治辩论遂陷于技术性调整——福利给付的细微增减、税收条款的修补、行业规定的更新。缺乏能激发集体热情的新时代愿景，政党日益像公共管理机构，而非承载理想的社会运动，导致选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政治冷感。

7、到70年代初，西欧主流政治光谱中的温和左翼与温和右翼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形成了广泛的“中间共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福利国家、混合经济、法团主义劳资协商等，均被各大党接受。即使标榜自由市场的右翼政党（如德国基民盟）也无意大幅削减福利；而社会民主党（如德国社民党）则接纳了市场经济。这种共识虽有利于稳定，却使意识形态对立变得模糊。政治辩论越来越像技术官僚之间的管理竞赛，丧失了关乎社会未来的根本性选择。对于寻求意义与变革的选民，尤其是经历了68年抗议风暴的青年而言，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显得空洞乏味，促使他们到传统政治框架外寻找新的认同与行动载体。

8、根据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成长于战后经济繁荣与和平环境的一代，其价值观逐步从关注物质安全与经济增长的“物质主义”，转向强调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的“后物质主义”。70年代，这批“婴儿潮”一代成为重要选民。他们批判父辈对消费主义与官僚体制的顺从，对空气污染、核能风险、性别歧视等议题敏感。而传统政党仍聚焦于经济增长、工资谈判、国防等经典议题，与新一代的价值关切出现错位。这种代际价值观断层，使得环保、女权、和平等“新政治”议题获得巨大动员潜力，传统左右分野在文化议题上失去解释力，为单议题运动与绿党崛起开辟了空间。

9、数量庞大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在60年代末完成政治社会化，其经历深刻塑造了70年代的政治文化。他们未经历大萧条与战争的匮乏，在高等教育扩张中成长，深受民权运动、反越战抗议及1968年全球学潮的影响。他们对权威（无论是国家、学校还是家庭）持怀疑态度，珍视个人自主与直接参与。面对传统政党等级森严的结构、晦涩的内部协商与妥协政治，他们感到强烈疏离。这一代人将街头抗议、公民不服从、另类媒体等“非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合法化，并带入成年后的政治生活。他们不满足于四年一次的投票，要求对影响生活的决策有持续发言权，从而动摇了代议制民主的传统运作方式。

10、60年代末遍及欧洲的学生运动与工潮（如法国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暴露了代际、阶层间的深刻矛盾，也揭示了传统政党与工会反应迟缓、压制异见的官僚化倾向。政党被视作脱离民众的封闭权力集团，其科层运作与基层脱节。70年代接连的政治丑闻（如德国勃兰特总理的间谍案、意大利的政商黑幕）进一步侵蚀了公众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促使许多人转向政党体制外的行动主义：居民自发组织反对城市改造，消费者发起抵制运动，知识分子组建政策智库，社区创办另类媒体。这些形式多样的“亚政治”活动，绕过了传统政治中介，直接对公共议程施加压力，预示着政治参与方式的根本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