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9月8日，武汉仁济医院的走廊里飘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整个医院显得一片肃静。在三楼特护病房里，28岁的年轻女人陈愉，正用湿毛巾擦拭丈夫楼将亮滚烫的额头。

楼将亮是国民党军官，刚刚因为受伤在战场上被转运到这个敌后医院里面。

这个国民党团长在徐州会战中因为突发肺结核，被送到这里治疗，被转送到这所专门收治军官的教会医院，病房窗外雨点敲打着玻璃，谁也不会想到，但楼将亮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妻子就被一同住在医院的其他军官给轮奸了。

一、雨夜兽行：六名军官的集体暴虐

9月9日凌晨三点，陈愉悄悄的走向公共水房，想要为自己的丈夫去打些开水，因为当时属于是凌晨，所以走廊里显得十分安静，甚至是让陈愉都有些害怕，昏暗的灯光下，她没注意到阴影里蠕动的烟头，突然六条黑影从两侧包抄，有人用军装堵住她的嘴，铁钳般的手腕勒得她肋骨生疼。

“楼太太别喊，咱们都是自己人。”17号病房门被踹开的瞬间，陈愉认出说话的是中校崔博文，这个三天前还假惺惺帮她提水的男人，此刻正解着皮带扣。

随着房间里面的灯光亮起，陈愉才勉强看到了这个房间里的情况，病床上凌乱堆着扑克牌和白酒瓶，石盘少校把毛巾塞进她牙齿间时，她咬破了对方的手指。

可即便是陈愉反抗了，但面对六个壮汉军官，她的反抗说到底还是无济于事。

据后来军法处档案记载，暴行持续到东方泛白，六个自称“肺结核病患”的军官轮流值守，期间护士曾敲门询问异响，被查大钧以"弟兄们闹酒"搪塞过去。

陈愉被放开时，床单上除了血迹还有用钢笔写的“敢说就杀你全家”。

天蒙蒙亮时，陈愉将染血的衬裤藏进油纸包，经过护士站时，她听见袁尚质正吹嘘：“这种官太太最要面子，谅她不敢声张。”这句话让她在盥洗室干呕时，顺手把17号病房的搪瓷茶缸塞进了衣兜，杯沿残留的指纹将成为铁证。

在陈愉看来，只要自己将这些侵犯她的恶魔的罪证上交，那么就这些禽兽就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受害者的自己，居然连公正都没有地方申诉，到最后，自己的申诉之路，变得万分艰难。

二、从医院到官场的包庇链

在痛苦与挣扎中，一直到次日清晨，院长蔡善德的办公室门才打开，他本人的镀金怀表在办公桌上滴答作响，盯着哭泣的陈愉，看着陈愉推过来的茶缸，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楼太太，这些可都是联勤总部的青年才俊...”话音未落，训导长刘家桢已递上支票：“两亿法币，够买半条江汉路的铺面。”

很显然，这些官员之间在相互打掩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试图偷偷的，给这些官员开罪，这样的行为，即便是在民国时期，那也是违法违规行为。

实在是气不过的陈愉，直接撕碎了支票，就在陈愉在院长办公室里面向院长告状的时候，医院后门的垃圾车正运走17号病房的全部床品。

外科主任十分“恰到好处”的去南京出差，本该立即对陈愉进行的伤痕体检，拖到9月10日下午，此时关键证据已随漂白粉消融在排水沟里，更诡异的是，陈愉四岁的幼子在花园玩耍时失踪，看守的勤务兵只说看见“穿军装的人给糖吃”。

陈愉在几天时间内，到武汉各个部门进行奔走，但是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收到结果，甚至是多次吃了闭门羹。陈愉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受害者，自己的丈夫还是军官，但就是申诉无门，惨遭巨大的冤屈。

一直到9月12日，汉口警备司令部，阮齐司令的副官隔着屏风传话："司令得了疟疾，这事归军法处管。"

而军法处长正在宴请崔博文的叔叔，也就是对陈愉施暴者之一的叔叔，国防部军需署长崔方镜。当天傍晚，医院所有工作人员被召集训话，护士长在会议上颤抖着签字证明“未发现异常”。

转机出现在9月15日。实在是走投无路的陈愉，因为悲伤，被自己的丈夫看出了端倪，最后在丈夫的逼问之下，陈愉才说出真相，没成想一下子就给楼将亮气得吐了血。

在医院好心护士的建议下，陈愉走进了《正风报》报社，对着编辑和记者们，诉说了自己遭受到的迫害和冤情。

为了能查找实情，《正风报》记者商若冰佯装病患混入医院，在垃圾堆里找到半张染血的诊断书，这就为陈愉的陈述提供了实际证据的支持。

很快一篇军官太太被侵犯，但是却一直没有地方伸冤的报道就出现在了头版头条了，报道见报当天，武昌码头工人自发包围医院，汉口妇女会理事长黄振华带着二十余名会员冲进院长办公室，当场扯下墙上的“医者仁心”匾额。

陈愉被强暴一事，眼看是越闹越大，一直惊动了当时的武汉行辕长官白崇禧，最初的时候，白崇禧为了不让这件军队的丑事暴露出去，试图隐瞒下去。

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是，国民党军正在经历节节败退，蒋介石为了能挽回民心，开始试图利用这件事，来重新塑造国民政府的形象。

所以一直不断地电令白崇禧，要他彻查严办此事。

三、迟来的审判与时代的终结

白崇禧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时，正在东湖行辕赏菊，电文“速办毋纵”四个字被茶水浸透，这位“小诸葛”清楚，此刻武汉街头已有学生举着“严惩兽兵”的标语游行。

10月8日，当时有消息传出来，六名案犯突然集体“病危”，但记者偷拍的照片显示，他们正在看守所里打麻将。

最后在白崇禧的干涉下，这件案子还是最终被推上了审判庭进行审判，1949年3月23日的公审现场挤爆了中山公园，当法官念到“共同强奸处死刑”时，崔博文突然高喊：“老子在徐州杀过三十个共匪！”这成为压垮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连一向亲政府的《扫荡报》都发文质问："革命军人刀口应对准谁？"

行刑队的枪声尚未散去，武汉守备司令部的档案员就发现异常，案卷里缺少最重要的体检报告，而本该关押另两名从犯的武昌监狱，登记簿上竟写着"保外就医"。

更讽刺的是，三个月后解放军进城时，仁济医院的教会档案揭露：所谓“肺结核疗养区”实为贪生怕死军官的避难所，真正的一线伤兵都被安置在漏雨的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