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回家路

腊月二十五，年味像一锅慢火熬着的腊八粥，咕嘟咕嘟地，香气从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挤出来，满大街都是。这香气是有重量的，沉甸甸地压在清晨的青灰色天光里；也是有形状的，丝丝缕缕，钻进窗帘的每一道经纬。

我早起，只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还是冬日那种将明未明的青灰，可心里已经亮堂起来。今天是县城老朋友儿子的婚礼。我和儿子说好了，带上小孙子，先去平山喝喜酒，然后顺着那条跑了二十多年的老路，直接回村里过年。行李昨晚就码进后备箱了：给老公的羊绒衫是藏青色的，他穿这个颜色精神；给孙子买的那挂鞭炮，红彤彤地躺在角落，他一路念叨了好几回；还有给左邻右舍的点心，是我特意绕道城南老字号去装的盒，红纸封头贴得端端正正，手指摁上去，还能感到浆糊的一点潮意。

出市区的时候，街道上已是车水马龙。上了高速往平山方向，车更多了。冷链车喷着白雾，从旁边驶过时带着凛冽的霜气；满载年货的中型货车，车厢里露出成箱的橙子和福字的一角；还有和我们一样塞得满满当当的家用车，后窗里隐约看见孩子的脸和晃动的毛绒玩具。后视镜里，孙子正趴在奶奶腿上摆弄一辆小汽车，嘴里呜呜地配着音。我收回目光，心里浮起一个念头：每年腊月底走这条路，都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从市里到县城，从县城到村里——一个比一个小的地理单位，一程比一程浓的人间烟火。

十点半，车进平山界。年味陡然换了调子。

县城主街两旁，搭灯笼的架子已经支起来了，红的、金的，在风里微微打着转，像一群还没醒透的太阳。卖年画的摊子索性摆到了人行道上，灶王爷还是那张慈眉善目的脸，腮边那抹胭脂红了几十年也没褪；门神依旧瞪着眼、举着锏，威风凛凛地守着千家万户的平安。有个老人蹲在路边，面前的竹篮里是新扎的扫帚——青竹把儿，扎着簇新的红布条。我停下车，蹲下身挑了一把。老人接过钱，抬眼看我：“腊月二十五，扫房土。老大姐，今年回来过年？”我点头：“回来，年年回来。”

老人笑出一脸褶子，那笑里有风霜，也有笃定。

到超市补了些年货，再出来时，指针已指向十一点。我们往县城西边那家老字号饭店去。

饭店门口的气球拱门被风吹得有些歪，但喜气是正的，是那种从堂屋里满溢出来、怎么吹也吹不散的。老朋友两口子并肩站在门口迎客，他老远就朝我挥手，几步迎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可把你等来了！从市里专程赶来的吧？”我握着他的手，暖意从掌心一直漫到心口。

二十年了。那时他还是副镇长，分管我们村，年轻，做事像把快刀，不留余地，却刀刀都落在实处。村里几桩陈年的疙瘩事，是他一趟趟跑、一夜夜熬，硬生生解开的；那家招商引资的加工厂，也是他磨破嘴皮子引进来的。如今他儿子结婚，我怎么能不来。

大厅里摆了三十多桌，菜还没上齐，人声已经沸成一锅。我们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不多时，新郎新娘过来敬酒，新人笑得眉眼弯弯，酒杯碰在一起，清脆的声响里盛满祝福。一桌挨着一桌敬过去，所有人站起来，端起杯，一饮而尽——那酒是甜的，我想。

席间竟撞见许多老面孔：三梅大姐还是那么爱笑，老王头发白了大半，老杜老刘正凑在一起说村里的新鲜事。大家握着彼此的手，都说没变没变，可眼角的纹路都深了几道。

岁月匆匆，一晃十几年。饭后散场，我们在门口告别，各自上了车，又各自奔赴各自那个叫作“家”的方向。

快到村口了。

路两边的白杨落尽了叶子，但枝丫在冬日晴空下舒展着，疏疏朗朗，像用细笔蘸了淡墨勾勒的工笔画。远处山峦的轮廓由浓渐淡，最远那一重，几乎融进天青色的背景里。

我放慢车速，这一刻，既不在城市，也不在村子；既不完全是归人，也不完全是过客。窗外有炊烟升起来了，淡淡的，斜斜的，和记忆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那一缕，并无分别。

原来这条路、这辆车、这一段不疾不徐的奔赴，就是年的全部意义。

儿子把车稳稳停在院门口。老公早已等在台阶上，袖着手，望着路口。姐姐刚从厨房出来，她帮衬着蒸完馒头，围裙还没解，脸上扑着薄薄一层面粉。邻居嫂子、侄子和几个乡亲闻声聚过来，也不进屋，就站在太阳地里说话。谁家杀了年猪，谁家孩子腊月二十九回来，谁家新贴的窗花剪得俏皮——这些细碎的、热腾腾的消息，在空气里飘来荡去，比任何年货都丰盛。

这就是乡亲们。这里是根。看见大家，格外亲。

后记：院子角落里，那把我从县城买回的扫帚倚在墙边，青竹把上系的红布条被风吹得轻轻扬起。腊月二十五，扫房土。明日该把屋里屋外好好收拾一遍，迎年了。

作者：多风书 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影视剧协会会员、河北新闻网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