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故事——突围·否极泰来（1）

留头发而能成为故事，不知源于何时。这里所说的留发，不是指清兵入关后严令不准汉人留发，而是指八十年代我“不幸”留了长发。当然，这长发也不是当时男歌星或前锋画家所留的那种“披肩发”，而是比一般男人的头发略长，让一些保守传统的人看来，就有点不顺眼了。

先看一段1986年2月25日的日记：

这些日子，长头发给我增加了不少烦恼。王维忠老伴说，在后面看我的头发就像女的；王连会与马迎乐会揪揪我的头发，虽然不说什么，也可以看出对我头发的不以为然；甚至，在曹金喜家喝酒的时候，金宝坤开玩笑说像“流氓头”。我虽然喜欢自己的发型，但为舆论所迫，今天到理发馆理发。只是理发的人太多，等了一会实在不耐烦，就回来了。

其实，最初我并不喜欢长发，甚至有点讨厌。讨厌而又留了，其原因就是一个字：懒。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姐妹们又多，父母根本照顾不过来；我又是唯一的男孩子，任性惯了，从小就养成邋里邋遢的习惯，而且无人能说得了。来到教育局之后，邋遢习惯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很明显的一点，就反应在头发上。我年轻时的头发，又黑又悍，每次理发的时候，理发师都会埋怨我的头发太难理，理发推子剪不动，常常把头发夹住，疼得我连喊带叫，因此，每次理发都入上战场，能拖着就拖着，实在说不过去了，才会勉为其难地去理一次。

自从中山笔会以后，我的创作热情大增，不是写就是读，简直有点废寝忘食的意思。头发实在太长了，几乎都在别人的催促下才回去理发馆。八十年代还不像现在，到处都是美发厅、洗头房，当年泊头运河以西，我知道的只有两家理发馆。一家在光明街，那里属于繁华地带，理发的人很多，每次去都要排队等待一两个小时。最主要的是有一次在那儿理发，临走把钱包忘在那儿。我刚刚走出不远，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回去找，理发师却坚决说没有见到。他死活不承认，我也没有证据，没办法，只好认倒霉，但从此我就不再去他家理发，因为一见到他就想起丢钱包的事，心里别扭。还有一家在教育局机关西边，也就是几百米的距离，到那儿倒是方便。只是在那儿理发心情也不舒畅。那家只有一位女理发师，四十多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女人。对顾客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脸上能够刮下一层霜来。理发过程中，她也不与你交谈，问你点什么，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说得不对付了，还会怼你几句。试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理发，心情愉快得了吗？

权衡利弊之后，觉得还是教育局西面这家好一点，就成了我的“定点店”。另外就是理发馆的通病：人太多，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日记中所说“理发的人太多，等了一会实在不耐烦，就回来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导致我越来越不愿进理发馆。后来，我从老伴自己用削发器削头发中得到启示：我干嘛不自己给自己理发？再说，我又不要好，把头发弄短了就行。说干就干，从街上买来削发器，自己试着削头发。看不到后面，就本着差不多的意思弄。虽然不讲究什么发型之类，头发短了，不再那么“张牙舞爪”，也就凑合了。从此，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发方式，再也不进理发馆。时间长了，就有点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南霸天头”，也就是日记中被称为“像女的”发型。

然而，这种发型与人们印象中的发型不谐，于是，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与嘲讽。就像日记中提到的：王老太太很善良，经常与我开玩笑，说我的头发像女的；我母亲也说我从后面看就是个老娘们儿之类的话；同事们在伙房打饭的时候，会从后面揪揪我的头发，我回头时，他一笑，什么也不说。金宝坤是我的铁哥们，说话历来就损，直接说我留的是“流氓头”。

对人们的议论，我并不服气，怎么说也不是城市时髦青年留的那种披肩发，无非是比一般的长了一点，年轻时的毛泽东留的不也是这种发型吗？更何况，也不是每个人都看不惯，很多人初次见面就会说“一看就是艺术家”。当我用“艺术家气质”回怼金宝坤的时候，他嘲讽道：“人家是夸你还是骂你，你也听不出来吗？”我说我听不出，就当是夸我了。

也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的发型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一直到临近退休，才接受了现实的“招安”，由长改短。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人们也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再也没人说什么。倒是我自己存在心里，以此为题材，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就叫《理发》。在市文联《星星树》发表之后，可华老师与柏昌老师都评价不错；我干脆一鼓作气，又写了一篇《留发》。河北省文联的《小荷》（即以前的《河北文学》）编辑窦卫华与武振东来泊头，看了这两篇东西，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在《小荷》发。不过，稿子在他们那里压了好几个月，后来又让我修改了一次，最终还是退了回来。从此，我也不再往外寄，扔到抽屉里，后来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