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徐会之奉命赴台恢复情报工作，几点疏忽让他功败垂成

1950年3月，中共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投敌叛变，导致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在内的一千多名地下党被捕，我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停滞不前。

蔡孝乾

蒋介石借“吴石案”大做文章，趁机整顿台湾情报机构，扶持蒋经国主管情报工作，以此来稳固自身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掀起“肃谍”狂潮，建立了“党政军联战反谍体制”，对入台人员进行全面甄别。

虽然台湾形势严峻，但为了恢复台湾的情报工作，我党还是委派徐会之前往台湾，从事策反及情报收集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会之的真实身份都不为人所知，只知道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国民党政工系统“四大金刚”之一，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齐名，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担任要职，还曾长期担任汉口市市长。

表面上看，徐会之是蒋介石手下的忠实鹰犬，实际上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的卧底，他利用职务之便，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和帮助，其潜伏时间之长，也是十分罕见的。

那么，徐会之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徐会之是湖北黄冈人，原名徐亨，他出身于耕读之家，父亲早亡，自幼在外祖母家居住。

徐会之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很好，稍稍长大后便去武汉求学，先后就读于湖北甲种工业学校、中法高等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徐会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和林育南创办的武汉学生联合会和湖北教育研史会。

徐会之

此后，徐会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革命思想逐渐加深，并秘密加入共产党（存疑，据史料推断他大概率是共产党员）。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徐会之表现得十分积极，深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喜爱，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革命前景和中国前途等问题。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在董必武的推荐下，徐会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并被录取，被编入第一队，与共产党出身的徐向前、蒋先云，以及国民党出身的贺衷寒、宋希濂等人成为同学。

在校期间，徐会之一方面加入国民党，同时加入周恩来创办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毕业之后，徐会之起初加入第一军，但后来蒋介石强行解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驱逐了第一军的共产党人，徐会之被迫离开第一军，奉命到北京、天津从事地下工作。

一直到北伐开始后，徐会之这才重返军队，先后担任十五军党务科长、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实施白色恐怖，徐会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仍然坚持斗争，参加了邓演达建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致力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1931年，因叛徒出卖，邓演达和徐会之等二十余人惨遭逮捕，不久邓演达即遭秘密杀害，徐会之表面上依附于蒋介石，实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在蒋介石看来，邓演达已死，徐会之等人不足为虑，与其杀掉，不如笼络人才为己所用，便对徐会之委以重任，徐会之顺势进入国民党政工系统，到抗战爆发前，已经官至国民党西安行营政训处长了。

蒋介石

在西安任职期间，徐会之做了很多有益工作，比如他斡旋于中央军、西北军和东北军之间，促成了各派系与八路军协同作战，一起抵抗日寇。

1938年，徐会之调任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兼任政治总队总队长，不久又升任政治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第五战区成立后，他又担任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负责主持政治部工作并参与武汉外围会战，逐渐成长为国民党政工系统“四大金刚”之一。

在武汉期间，徐会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挽救了大量进步人士，还将汉口日租界大石洋行划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办公场所，并为中共长江局提供掩护，就连他在汉口的住宅，都成为了地下党的藏身之所。

为了抵抗日寇，徐会之曾用九天时间写成《民众训练须知》，成为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他还亲自参与授课，培养了大量抗日中坚力量，他的另一份著作《中国国防建设问题》，同样水平很高。

抗战胜利后，徐会之被任命为湖北省下辖的汉口市市长，1947年汉口成为特别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直辖市，他继续担任市长。

徐会之担任汉口市长期间，主持城市恢复工作，并制定了《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利用外资加紧汉口市建设议案》等方案，全面推动汉口的城建、经济、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和改革，为武汉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旧汉口

徐会之除了大力建设汉口之外，还在接收日伪军资产时，以国民党官场普遍存在贪腐的风气作为掩护，表面上大肆劫掠，化公为私，实则将大量房产转化为中共地下电台、交通站和印刷所，甚至秘密预留地下通道以供解放军入城。

1949年3月，徐会之因为是李宗仁旧部，被李宗仁任命为“总统府”参军处中将参军，如此从事策反和情报工作就更加便利了。

这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军败退西南，徐会之等到了回归组织怀抱的机会，他在重庆协助程维黄策划国民党3个军近8万人起义，为解放西南立下大功。

然而，徐会之回归组织后没多久，蔡孝乾叛变之事就发生了，我党在台湾的情报工作陷入停顿。

组织认为，徐会之身份特殊，在国民党内地位较高，人事关系也很广，决定派遣他到台湾恢复工作。

当时，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是“情报禁区”，任何人员赴台都可能遭到怀疑，更何况徐会之赴台前后，留下一些安全隐患。

事情是这样的，据国民党高级将领滕杰回忆，广州解放前夕，他与众多国军将领一起乘飞机逃往台湾，徐会之原本也应该出现在飞机上，但最终没有去机场。

滕杰曾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他的上一任厅长正是徐会之，徐会之的身份和履历原本让他深信不疑，但徐在广州的突然消失，还是让他产生了一丝怀疑。

1950年3月吴石被捕后不久，徐会之却突然来到台湾，说是从大陆逃到香港，再乘船来台湾的。

滕杰问徐会之当初为何不在广州同乘飞机来台，徐会之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让他信服，因为当时大家都抢着上飞机，徐会之明明有机票却不走，太让人难以理解了，其实徐会之奉命去重庆开展策反工作去了。

滕杰

更让滕杰疑惑的是，徐会之抵达台湾后，行动十分可疑，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不与别人接触，只是去找了几趟彭孟缉。

彭孟缉可不简单，黄埔五期毕业，是蒋介石的心腹，当时担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掌握着军队实权，位置非常重要。

滕杰虽然不知道徐会之找彭孟缉干什么，但鉴于彭孟缉身份的特殊性，下意识觉得有问题。

那么，徐会之找彭孟缉干什么呢？

其实，徐会之是奉命对彭孟缉进行策反，但彭孟缉身处高位，一直以来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家人也都在台湾，怎么可能被轻易被策反，这个目标的选择有很大的问题。

据彭孟缉日记记载，徐会之第一次找他时谈话比较谨慎，只是暗示他起义，他假装感兴趣，直到第三次见面，这才完全确定徐汇之有问题，便将其列入“异动分子名单”。

恰在此时，保密局特务根据蔡孝乾叛变时提供的口供，进行逆向追踪时，也将徐会之锁定为潜在目标之一。

徐会之嗅觉敏锐，觉察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他自知逃离的可能性不大，便打算兵行险招，来一个主动自首。

1950年6月，吴石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徐会之向“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递交了一份自首书，说自己要悔过自新，希望袁守谦给他一个机会。

袁守谦也是黄埔一期生，与徐会之是同学，徐打算借助这层同学关系，来给自己争取机会。

当然了，徐会之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打算，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利用自首书给蒋介石设下一个“陷阱”，至少要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

彭孟缉

比如，徐会之在自首书中说，他第三次与彭孟缉会面时，彭孟缉明显出现了思想动摇，这其实是一招离间计，并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他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彭孟缉便被调离实权岗位，担任所谓“总统府”顾问。

徐会之牺牲之后，蒋介石才搞清楚彭孟缉没问题，这才将彭孟缉提拔到实权岗位。

再比如，徐会之在自首书中故意将策反时间提前到1950年3月，实际上发生在4月，导致国民党特务只对3月前后赴台人员进行筛查，与徐会之联络的情报员则利用这一时间差，顺利躲过盘查并将情报传递出去。

又比如，徐会之在自首书中虚构了一个叫“长江7号”的情报小组，还说这个小组的成员分布在台湾各大要塞，结果国民党特务投入了大量人力进行筛查，搞得人心惶惶，实际上真正的“长江7号”是他本人领导的小组，如此他便成功保护了他这条线的成员。

徐会之还在自首书中“选择性招供”，通过牺牲次要线索来给党组织发出警报，从而避免核心机密的暴露。

总而言之，徐会之的自首书给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也埋下了许多“地雷”，一旦处理不好就会爆炸。

当然了，徐会之此举导致许多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的鼠辈，赴台之后即叛变投敌，实际上他是在用自首来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暗战，是绝境之下不得已的选择。

国民党监狱

1950年6月，徐会之被正式逮捕，随后被关押到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实施了残酷的刑法，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忠诚于三民主义。

彭孟缉先后对徐会之进行了多达17次审讯，得出的结果却是：徐汇之对军事部署十分熟悉，远超其他犯人。

在狱中的时候，徐汇之虽然遭受严刑拷打，却没有放弃情报传递。

比如，徐会之被转到青岛东路军法局看守所之后，就与同一囚所的黄埔一期同学、陆军中将李玉堂用黄埔军歌进行暗号交流。

李玉堂于1950年初秘密起义，顺势成为我党潜伏人员，但他还没接到组织的具体任务，就因为海南岛解放而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后来因为遭到叛徒出卖而被捕。

当时，徐会之暗中将台湾的军事情报口述给李玉堂，李玉堂再通过送饭的伙计将情报传递出去。

徐会之还曾向监狱看守索要卷烟，然后将一份重要情报用米汤写在纸上，再通过送饭的伙计传递出去。1951年9月，解放军据此情报破解了国民党“沱江计划”的部分军事部署。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许多档案直到2023年才被台湾“安全局”解密，可见徐会之也是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只不过没有吴石那么被世人所知罢了。

1950年10月，徐会之案第一次审理，他之前的自首书起到了很大作用，法庭充分考虑，经过三天举证和辩论，最终决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却对这一判决感到不满意，说判得太轻，要求再查，并要求以“预备颠覆政府罪最高刑论处”，如此便给徐会之判处死刑定了基调。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共产党一向严厉，之前他吃了太多亏，每次遇到间谍案，他都是从严从重处罚。

军法局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认为现有证据最多只能判15年，蒋介石依然感到不满，说徐会之不是一般的犯人，对军事非常熟悉，其罪当诛。

可是，法庭判决死刑，是要讲证据的，蒋介石便直接插手调查，让“国防部”成立特别调查组，把徐会之在汉口市长任内接收日伪军资产时的“贪腐”问题扯出来，并说他“协助共军接管城市”，将其罪名定为“预谋叛乱”。

早在1946年前后，国民党就成立了所谓湘鄂赣清查团，由何汉文担任团长，对徐会之“贪腐”一案进行调查，但都被徐回之应付过去，提供的接收档案查不出问题，他明知道徐会之“强占”了汉口的几处电影院、戏院，以及租界的一些房产，却苦于没有证据。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毕竟侵吞日伪资产的国民党大员太多，徐会之又算得了什么。

此次“国防部”对徐会之的调查，也是基于当初何汉文的调查结果，所谓的证据，便是报告书中几名检举人的口供，凭此定罪太过牵强。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蒋介石要徐会之死。

1951年11月13日，蒋介石批示徐会之执行枪决，并强调“死要见尸”，18日徐会之便被执行死刑，牺牲时50岁。

徐会之案前后拖延了一年多，主要是他的自首书起到了作用，而吴石等人则早在1950年6月就被执行死刑。

徐会之死前提出三个要求，一是面朝汉口方向，那是他的家乡所在；二是着军装，是为了保留军人的尊严；三是哼唱《洪湖水浪打浪》，是为了让家乡的旋律陪他上路。

徐会之

徐会之死后，遗体被草草掩埋，他的真实身份也一直没被披露，直到1985年他被追认为烈士，他的事迹才逐渐被大家知道，但知之甚少，1996年他的遗体被家人接回大陆安葬。

徐会之是一个很成功的潜伏者，他从1931年开始潜伏敌营，到1950年暴露，潜伏近二十年。

这二十年间，徐会之表面上在国民党从事政工工作，业绩十分卓著，是公认的政工干才，也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一直做到了中将，与吴石是一个级别。

徐会之在隐蔽战线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大多都不被人所知，他到台湾短短几个月，除了策反彭孟缉失败之外，其他工作都是成功的，传回了大量有重大价值的情报，即便在他行刑前一天，他依然通过纸条传递出一份重要情报。

徐会之死后，董必武感到非常伤心，评价他为我党历史上的“谍王”，可见他在情报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何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