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9号，北京首都机场有架飞机落地，跟别的航班不一样，这架飞机上带回来的，是一位叫朱枫的女士的骨灰。

这骨灰在台湾漂了60年才回家，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她没能早点回来，跟一个叫阿菊的女人关系特别大。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事儿，看看这60年的归乡路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950年元宵刚过，45岁的朱枫裹着大衣，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坐船去台湾。

对外她只说“去看外孙”，可没人知道，这位说话温温柔柔的“外婆”，真实身份是华东局对台情报组的秘密交通员，代号“老郑”。

她这趟去，是要把吴石将军手里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这些绝密情报送回大陆。

那时候去台湾做这种事，跟把脑袋别在腰上没区别，她放着上海的家人不管，连跟女儿朱晓枫约好的“开春就回”都没兑现，这份勇气真不是谁都有。

朱枫能顺利进台湾，全靠吴石亲笔签的“特别通行证”；到了台湾后，她住进了继女阿菊家这个她一手带大、疼得跟亲女儿似的孩子。

本来想，住自己继女家能安全点，哪想到家里早就藏了窃听器，台灯底座里都有。

阿菊档案上叫陈莲芳，看着是邮政局的普通职员，实际却是保密局“台湾邮电检查组”的少尉情报员，她的直属上司，就是后来审朱枫的“魔头”谷正文。

朱枫把电台呼号、胶卷、布防图藏进铝制奶粉罐，再用婴儿尿布层层裹紧，转头阿菊就把她每天见了谁、说了什么，写成“日报”交给上级。

现在回头看，朱枫当时是真觉得阿菊就是个贪小利的小市民，没往坏了想，可她不知道，阿菊这个特殊身份，往后会给她带来多大的麻烦。

“外婆”赴台探亲？

那时候台湾对从大陆过去的人管得特别严，要查亲属关系，还要反复核实身份，朱枫能靠着“外婆探亲”的身份蒙混过关，其实特别不容易。

毕竟“探亲”是当时最常见的理由，没人会把这个温婉的女人和“秘密交通员”联系到一起。

她这个伪装选得特别妙，既符合她的年龄，又能很自然地住进继女家，方便后续接触吴石、传递情报。

可谁能想到，她最信任的“家人”，偏偏是监控她的人。

阿菊在保密局的工作，就是查邮件、盯通讯，专门找可疑的人。

她天天跟朱枫住在一起，朱枫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眼里。

换谁也难接受这个事实自己掏心掏肺对待的孩子，竟然在背后给别人打小报告。

朱枫不是没察觉过不对劲，可她总觉得“阿菊只是图点小好处”，没往更深的地方想，这份信任，最后全成了埋在身边的雷。

本来以为靠着小心和伪装，能把情报顺顺利利送回去，没成想，一个人的叛变直接把整个情报网给掀了。

1950年2月，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他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朱枫在台北的住址就是阿菊家的电话号码。

谷正文顺着这个号码找过去，先抓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还搜出了那张印着“朱湛之”（朱枫别名）照片的通行证申请表。

这时候朱枫已经感觉到危险，准备往舟山逃，可没等她动身，阿菊夫妇在审讯室里的一句话，直接把她的逃亡路堵死了。

他们说“她常说舟山顾院长是她的旧友”。

就这一句，舟山、医院、顾院长三个关键词，让谷正文的搜捕范围一下缩到了点上。

3月初，朱枫在定海街头被抓住的时候，腰上还缠着最后一份情报吴石画的“高雄港布雷要图”。

搞不清阿菊夫妇当时是随口说的还是故意的，但就这一句，直接把朱枫最后一点逃出去的希望掐灭了，想想都觉得揪心。

情报网塌了！

蔡孝乾的叛变其实特别致命，他是台工委的最高负责人，知道太多人的身份和行踪，他一开口，好多地下党都被抓了，朱枫只是其中一个。

但如果没有阿菊夫妇那句“舟山顾院长”，谷正文未必能这么快找到朱枫的下落。

毕竟那时候交通不便，信息也不流通，想在一个陌生地方藏起来，没那么难。

阿菊作为跟朱枫最亲近的人，肯定知道朱枫的人际关系，她不可能不清楚“舟山顾院长”对朱枫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算立场不同，看着一手带大的人要逃，就算不帮忙，也没必要主动递消息吧？可她偏偏说了，这一开口，就把朱枫推向了绝路。

现在没办法猜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害怕被牵连，还是真的忠于自己的“工作”？但不管怎么说，朱枫的被捕，她这句话起了关键作用。

被捕之后的朱枫，硬气到让对手都佩服。

她没求饶，反而想着用自己的方式守住秘密。

被捕当晚，她把随身带的金锁片、金镯子掰成碎屑，分四次就着温水吞进了胃里。

二两多黄金啊，硬生生把肠胃撕裂，疼得她蜷成虾米。

狱医用肥皂水灌肠，才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

谷正文看着X光片上的金属阴影，说了句“这种女人，打不垮”。

能让对手说出这种话，朱枫的骨头有多硬，不用多说也能想明白。

1950年6月10号下午4点半，台北马场町，法庭给朱枫的“特别判决”只有十分钟：死刑，立即执行。

子弹穿过胸膛的时候，她还昂首喊着“新中国万岁”，身中七枪都没倒，鲜血把地上的绿草染得通红。

你想想，面对死刑还能这么镇定，还能喊出自己的信念，这得是多坚定的人？换做普通人，早慌得站不住了。

吞金明志、七枪不倒！

朱枫牺牲后，马场町的野狗都围了过来，可阿菊和她丈夫王昌诚自始至终没露面。

档案里写着，阿菊在审讯笔录末尾亲笔写了句“该朱氏系家母，然早已划清界限，遗体恕不领回”。

就算立场不同，看着一手带大的人落得这个下场，连最后一点收尸的体面都不给，这心也太硬了。

因为没人认领，朱枫的遗体被编了号“77”，跟另外302具无主遗骨一起，装进粗陶罐，送到台北第二殡仪馆“暂存”。

更可惜的是，名册誊写的时候，“朱湛之”被连笔写成了“朱湛文”，就因为这一个字的误差，朱枫的骨灰彻底“失踪”了，没人知道她在哪。

大陆这边，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把妈妈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一压就是半个世纪。

她从来没放弃找妈妈，哪怕一点消息都没有。

2001年，她在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上，看到了一张“1950年6月・台北马场町刑场”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短发、穿旗袍，笑容特别熟悉那就是她妈妈啊！当时她得多激动，这么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2003年，朱晓枫辗转联系上台湾的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想通过他找妈妈的下落。

2005年，徐宗懋在台北内湖的一处老宿舍里，找到了已经改名“陈莲芳”的阿菊。

那时候阿菊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面对找上门的人，她只说了句“我也不知道她埋哪里”，就关了门。

很显然，她到这时候还在回避，不愿意提跟朱枫有关的任何事。

直到2009年，上海学者潘溱在查“白色恐怖”时期的无主骨灰册时，偶然看到了“朱湛文”这三个字。

他觉得这个名字跟“朱湛之”太像了，可能是笔误，就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最后追到了台北第二殡仪馆的11号墓地。

经过DNA比对，罐子里的两块小骨头，跟朱晓枫的血样完全吻合这就是朱枫的骨灰！

2010年12月9号，当朱枫的骨灰从北京首都机场走出来的时候，距离她牺牲已经整整60年了。

这60年里，她的骨灰在陌生的陶罐里待过，在无人知晓的墓地里埋过，而这一切的源头，都跟阿菊的特殊身份脱不了关系如果不是阿菊的监控，她或许能顺利送回情报。

如果不是阿菊的一句话，她或许能逃出去；如果不是阿菊不领遗体，她的骨灰或许不会被误写名字、漂泊这么久。

阿菊后来活到了九十岁，晚年得了失智症，经常对着空椅子喃喃自语“外婆回来啦”。

她去世后，骨灰埋在台北县三芝公墓，墓碑上没刻“陈莲芳”，也没刻“阿菊”，只刻了一句“信仰不同，恕不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