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这几张票据，总感觉哪儿不对劲。今天就用大白话，把我心里的五个疑问摊开说说，也聊聊自己的看法。

这两年，关于南博“剔除书画”的事情，在收藏圈和文博圈一直议论不断。尤其是几张关键的票据曝光之后，很多细节越看越让人心里打鼓：这些票据到底靠不靠谱？

这里面有没有“水分”？今天，我就把目前大家最关心的五个疑点梳理一下，尽量用事实说话，也欢迎大家一起理性讨论。

第一个疑问，到底是5件，还是1259件？

现在大家讨论得最多的，是那5件被“剔除”后又被卖出的书画。但根据公开信息，当时从南博拨交到省文物商店、被当作“剔除书画”处理的，一共是1259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仇英《江南春》

问题就来了：这1259件里，为什么只盯着这5件说？剩下那1254件，到底是什么来头？它们是怎么被挑出来剔除的？标准是什么？后来都去哪儿了？是全部卖了，还是还有别的去向？

现在的信息给人的感觉就是：重点只讲这5件，其他的一笔带过。但如果真要把这事说清楚，光解释5件肯定不够，1259件的整体情况，总得给公众一个交代吧？

第二个疑问，《江南春卷》和《仿仇英山水卷》，到底是不是同一张画？

在“剔除名单”上，写的是《江南春卷》；而在文物销售单上，对应的作品名称却变成了《仿仇英山水卷》。一个叫“江南春卷”，一个叫“仿仇英山水卷”，听起来就不是一回事。

正常来说，就算登记名和商品名有点差别，也应该有个说明：这俩其实是同一件东西。但现在的情况是，没人正式说明这两个名字对应的是同一张画，普通大众只能自己猜，这就很容易让人往坏处想。

名字对不上，在收藏圈是个挺敏感的信号。如果是当年工作不严谨，那就是管理问题；如果是有人故意模糊，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第三个疑问，收货人写“顾客”，这也太敷衍了吧？

是销售单上的“收货人”是顾客，正常的销售单，就算不写身份证号、不写全名，至少也会写个“李先生”“王女士”“张某”之类的称呼，既保护隐私，又能看出是个具体的人。但这次南博拿出的销售单，收货人一栏写的是——“顾客”。

“顾客”是谁？谁都可以是，又谁都不是。说白了，这等于没留任何购买者信息。这就让人不得不问：这是当时的通行做法，还是个别现象？如果连买主是谁都不记，那这张销售单，还能算一份完整的交易凭证吗？

第四个疑问，没有“现金收讫”章，这笔钱到底收没收？

我在网上找了几张那个年代文物商店的销售单做对比：上海文物商店的单子，有“现金收讫”章；广西桂林文物商店的单子，也有“现金收讫”章。“现金收讫”章，说白了就是告诉大家：钱已经收到了，这笔交易在财务上是认账的。

上海文物商店销售单

但南博这张销售单上，偏偏就没有这个章。这就留下一个问号：这张单子，是真的走完了财务流程，还是只是一个形式？如果连“现金收讫”章都没有，那我们怎么确认这笔钱确实进了单位的账？

当然，不能仅凭一个章就下定论，但从严谨的角度看，这个细节确实需要有人出来解释一下。

第五个疑问，没有公章的销售单，能算数吗？

再看那两张对比用的销售单：上海文物商店的单，有“现金收讫”章，还有上海文物商店的公章；桂林文物商店的单，同样有“现金收讫”章和桂林文物商店的公章。公章代表的是单位行为，是这张票据的“身份证”。

但南博这张销售单上，既没有“现金收讫”章，也没有看到南博或省文物商店的公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涉及的是国有文物单位的文物销售，金额不小，性质也不一般，结果拿出来的票据，既没收款章，也没公章。这样的一张单子，你要说它是一份严谨的、正式的交易凭证，很多人心里都会打个问号。

我的看法：有问题就查，别捂着。说了这么多，并不是想给任何一方扣帽子，而是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疑点摆在台面上，就应该认认真真查一查。

在我看来，至少有几件事应该做：把当年那1259件剔除书画的整体情况梳理清楚，而不是只围绕5件打转；对名字不一致、收货人写“顾客”、没有“现金收讫”章和公章这些问题，给出具体解释；如果确实存在管理混乱、制度不健全，那就承认问题，完善制度；涉及国有文物的流向和处置，相关部门应该主动介入，给公众一个交代。

文物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公众的。每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都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把历史还给历史，把真相交给时间。”

如果你也关心文物保护、关心历史真相，欢迎关注我，我们一起用平和的心态、理性的态度，把这些问题一点点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