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军动用战时石油储备，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中国供应链受影响

文 | 锐观经纬

编辑 | 锐观经纬

1973年，地中海第六舰队的军舰悄悄开启了战时石油储备阀门，美国全国加油站在周日集体闭门谢客，白宫的灯光也按点熄灭。

这不是战争来临的信号，而是油价一年内暴涨近10倍引发的连锁反应，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让美国驻军动用储备的能源危机，反而成了“石油美元”霸权的加冕礼。

当欧美国家在通胀泥潭中挣扎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又如何应对这场全球性的能源冲击？那段历史留下的经验？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当天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维系全球货币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这一决策背后藏着美国的无奈，黄金年产量的缓慢增长，根本跟不上政府刺激经济的印钞速度，硬性挂钩只会拖垮本国经济。

但货币锚点的缺失很快引发连锁反应，1971年5月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后，各国纷纷抛售美元储备，美元信用摇摇欲坠。

为挽救贸易颓势，1973年2月美国宣布美元一次性贬值10%，试图靠廉价商品抢占国际市场。

可这步棋却正中能源博弈的下怀，早在半年前，美国与欧洲84位金融巨头就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密会，美国代表沃尔特·利维直言石油利润将涨4倍，而最终涨幅竟接近10倍。

美国非但没有阻止油价上涨，反而顺势将石油交易与美元绑定，“石油美元”体系就此成型，各国想买石油必须先换美元，美元信用靠能源需求支撑，金融霸权借能源枷锁加固。

油价暴涨的冲击迅速蔓延到美国社会肌理，日均石油进口量骤减200万桶，原油库存告急导致工厂成片停工，工人收入随物价飞涨不断缩水。

政府紧急出台一系列管制措施：减少班机航次、限制车速、削减取暖用油，甚至立法实行全国石油配给，驻欧洲军队也不得不动用战时储备。

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铜、铝、黄金等大宗商品，以及大豆、玉米等粮食价格跟着疯涨，就像生产链条的多米诺骨牌，从能源端一路传导到餐桌，通胀率居高不下。

尼克松推出的“新经济政策”曾短暂奏效，冻结工资物价、加征10%进口关税，让1970至1972年美股走出“漂亮50”行情。

但行政管制终究抵不过市场规律，1972年底物价反弹，美联储被迫加息，美股随即暴跌。

滞胀十年里，美国工人为涨工资罢工不断，纳税人抗议税负加重，储蓄者十年间被通胀清空资产，1975年《时代周刊》甚至以“资本主义结束了吗？”作为封面标题。

为规避成本压力，美国企业将制造业产能大规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十年间境外投资增长8倍，却也埋下了产业空心化的隐患。

当欧美国家在油价暴涨中焦头烂额时，中国的处境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这背后离不开60年代石油工业的突破，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后，“铁人”王进喜带领工人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钻井纪录，石油产量从1960年的520万吨飙升至1965年的1132万吨，一举实现石油自给，彻底粉碎了“中国贫油论”。

到1973年能源危机爆发时，中国原油产量已稳定在千万吨级别，1978年更是突破1亿吨，跻身世界主要产油国行列，根本无需依赖大规模进口。

这种自给自足的能源格局，成了抵御危机的天然屏障。

与美国被迫动用战时储备不同，中国在1973年不仅无需担心进口成本飙升，还能通过煤炭等替代能源保障工业运转。

1972年中央鼓励地方煤矿发展后，1978年煤炭产能达到6.18亿吨，较1949年增长20倍，电力装机容量从185万千瓦增至5712万千瓦，发电量增长60倍，跃居世界第七位。

这种“煤为主、油为辅”的能源结构，以及自主可控的生产体系，让中国在全球能源动荡中保持了经济稳定。

不过，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还是给中国后续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石油进口需求逐渐增长，美元计价的能源贸易不可避免地让中国面临汇率波动风险。

这也倒逼中国早早布局能源安全战略，一方面扩大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与俄罗斯、中亚等产油国建立长期合作；另一方面加速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目前已建成多个国家级储备基地，储备规模居世界前列，这正是对70年代能源危机教训的深刻借鉴。

从资本市场的反应看，两次石油危机的反差更能说明市场认知的演变。

1973至1974年第一次危机时，美股标普500指数暴跌42%，“漂亮50”个股十年累计跌幅达80%，港股一年内最多跌76%，德国、日本股市无一幸免。

但到第二次危机时，投资者已学会适应通胀环境，美股两年涨41%，港股暴涨近200%。

板块分化同样明显，能源、工业、原材料板块逆势上涨，消费、科技板块表现疲软，直到《能源暴利税法案》出台才引发风格切换。

这种分化对当下仍有极强的参考价值，摩根士丹利最新研判显示，当前通胀已成定局，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已启动加息，美国计划2022年跟进，建议通过做空欧元、做多美元，以及布局原油回调机会对冲风险。

美国银行首席投资官哈内特则指出，2010至2020年的市场赢家将面临调整，能源、大宗商品、不动产将接棒成为新主线，债券与科技股则承压。

对中国而言，这些判断更印证了能源转型的前瞻性。

如今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正是对70年代“被动防御”到“主动出击”的战略升级：2023年光伏装机量突破6亿千瓦，风电装机量超4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60%以上。

这种转型不仅能降低对传统石油的依赖，更能在全球能源新秩序中掌握主动权，避免重蹈当年欧美被能源价格绑架的覆辙。

回望那场持续十年的能源危机，弗里德曼“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的论断依然深刻，70年代美国M2增速超10%，如今疫情后欧美M2增速接近25%，货币滥发仍是通胀的根源。

但中国的应对之道早已超越简单的货币调控：从70年代的“自力更生保供给”，到如今的“新能源换主动权”，能源安全始终是发展的底线。

那场危机留下的最大启示或许是，真正的能源安全，从来不是依赖外部供给的稳定，而是建立自主可控、多元协同的能源体系。

当美国靠石油美元巩固霸权时，中国用数十年时间证明，唯有掌握能源生产与技术的主动权，才能在全球危机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