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965 年，北宋军队只用六十六天就平定后蜀，捷报传到汴京，宋太祖赵匡胤龙颜大悦。可仅仅三个月后，蜀地十七州爆发大规模叛乱，十多万军民揭竿而起，原本安定的西南疆域陷入战火。

这场大乱的始作俑者，正是平蜀主帅王全斌 —— 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在蜀地犯下的一系列愚蠢凶暴之举，成为赵匡胤下定决心收回武将兵权的最直接铁证。

一、违诏纵兵：成都城里的十日劫掠

赵匡胤出兵前，特意下诏告诫诸将：“所至毋得焚荡庐舍，驱略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

他深知五代以来武将专横的弊病，特意强调军纪，甚至在汴京大雪时，脱下自己的紫貂裘帽派人驰赐王全斌，嘱咐其体恤将士、严明治军。

王全斌当时拜赐感泣，誓言不负圣托，可攻克成都后，他便将所有告诫抛诸脑后。

进入成都后，王全斌与副将崔彦进、王仁赡等人 “昼夜宴饮，不恤军务”，整日沉迷酒色，完全荒废了军政要务。

他们不仅自己搜刮蜀地珍宝，还放纵部下 “掠女子，夺财物”，成都城内一片狼藉。士兵们手持兵器沿街抢劫，闯入民宅抢夺钱财、掳掠妇女，蜀地百姓怨声载道，“蜀人苦之” 成为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与王全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副将曹彬，他严格约束部下，“禁止之，故峡路兵始终秋毫无犯”。曹彬多次劝说王全斌整肃军纪、班师回朝，可王全斌置若罔闻，任由暴行持续了十日之久。

这场劫掠不仅让北宋军队的声誉扫地，更在蜀地百姓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二、杀降不祥：夹城中的二万七千冤魂

赵匡胤曾下诏，要求将蜀地降兵遣送汴京，并 “优给装钱”，给予优厚待遇。可王全斌等人不仅擅自削减装钱数额，还纵容部下侵扰这些降兵，“纵部曲侵扰之，蜀兵忿怨思乱”。

公元 965 年三月，被遣送的蜀兵行至绵州时，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叛乱，很快聚众十余万，推举原蜀将全师雄为帅，自号 “兴国军”。

王全斌派朱光绪前往招抚，可朱光绪不仅没有安抚民心，反而 “尽灭师雄之族，纳其爱女及橐装”。

全师雄得知后怒不可遏，彻底放弃归降之心，率军猛攻彭州，杀死都监李德荣，占据城池后自称 “兴蜀大王”，开设幕府、任命节帅二十余人，蜀地各州纷纷响应。

邛、蜀、眉、雅等十七州相继起兵，邮传断绝长达月余，王全斌等人陷入恐慌。

此时成都城中仍有未遣送的蜀地降兵二万七千人，王全斌担心这些人响应叛乱，便与诸将商议，决定将他们诱至夹城中全部杀害。

副将康延泽极力劝阻，建议释放老幼病弱者七千人，其余士兵派兵护送渡江，若遭遇劫掠再行处置，可王全斌根本不听。

最终二万七千名手无寸铁的降兵惨遭屠戮，鲜血染红了成都夹城，这一暴行让蜀地叛乱愈发激烈。

三、借刀杀人：欲除康延泽以掩罪证

康延泽劝阻杀降的举动，让王全斌既恼怒又忌惮。

他深知康延泽的劝谏合情合理，且知晓自己纵兵劫掠、擅自削减降兵装钱等诸多不法之事，担心其回朝后向赵匡胤揭发，便生出借刀杀人的毒计，欲将康延泽置于死地以灭口。

当时蜀地叛乱蔓延，普州、合州一带局势尤为危急，叛军攻势凶猛，守城将士难以支撑。

王全斌故意将这一凶险差事交给康延泽，任命他为普州刺史，让其率领少量兵力前往平叛，“授延泽普州刺史，令领千余兵赴任”。

此时普州已被叛军包围，道路断绝，粮草匮乏，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王全斌正是想借叛军之手除掉这个 “隐患”。

康延泽明知王全斌的险恶用心，却也只能领命前行。他率军行至简州时，果然遭遇叛军主力拦截，“贼数千邀于路”。

部下将士见叛军势大，皆有惧色，劝康延泽退守成都，康延泽厉声说道：“我奉诏赴任，岂能畏惧退缩！今若退避，必为贼所乘，且王帅之意，欲我死于此也，我若不死，当以实情奏闻天子。”

随后康延泽激励将士，亲自率军冲锋，“力战，破之”，一路转战至普州城下。此时普州城已被叛军攻破，刺史刘楚信弃城而逃，康延泽只能率军在城外扎营，与叛军对峙。

他一面派人向王全斌求援，一面安抚逃散的百姓，收拢溃兵，坚守待援。可王全斌收到求援后，故意按兵不动，“全斌不遣援”，坐视康延泽被叛军围困，企图让其自生自灭。

幸运的是，康延泽治军严明，深得部下拥戴，且善于用兵。他凭借少量兵力坚守营寨，多次击退叛军的猛攻，“贼屡攻之，延泽坚守，凡十三日”。

直到后来曹彬得知其困境，力劝王全斌派兵救援，王全斌迫于压力才勉强派出少量援兵。康延泽与援兵内外夹击，终于击溃叛军，收复普州。

王全斌借刀杀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却更暴露了他心胸狭隘、阴险狡诈的本性。

四、处置乖张：十七州叛乱的燎原之火

王全斌的愚蠢不仅体现在嗜杀贪暴，更在于应对叛乱时的接连失误。

全师雄起兵后，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率军讨伐，在导江遭遇叛军埋伏。当时天色已晚，叛军势盛，高彦晖建议收兵休整，次日再战，可通事舍人田钦祚却讥讽他：“公食重禄，见贼逗挠，何也？”

高彦晖被迫率军再战，而田钦祚却悄悄率军遁走，导致高彦晖孤军奋战，最终与部下十余人全部战死。随后王全斌又派张廷翰、张煦等将领出击，接连失利，只能退保成都。

全师雄趁机分兵占据绵、汉二州，切断剑阁通道，沿长江设置营寨，扬言要攻打成都，蜀地局势彻底失控。

这场叛乱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北宋朝廷不得不增派大量兵力前往镇压，刘光义、曹彬等将领费尽心力才逐渐平定乱局。

叛乱中，无数军民丧生，蜀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原本快速平定后蜀的胜利，最终演变成一场消耗巨大的军事危机。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王全斌等人 “黩货杀降” 的一系列不法行为。

五、将骄兵悍：赵匡胤眼中的失控铁证

公元 967 年，赵匡胤陆续收到蜀地百姓和官员的控诉，得知了王全斌等人的全部罪状。

他将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人征召回京，三人对 “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财物、杀降、欲害康延泽” 等罪名供认不讳。

赵匡胤念及他们平蜀的战功，没有将其处死，最终将王全斌贬为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王仁赡也各自受到降职处分，而军纪严明、力保康延泽的曹彬等人则得到晋升。

王全斌的案例让赵匡胤深刻认识到五代以来 “武将专权” 的致命弊端：手握重兵的将领一旦不受约束，便会骄横跋扈、嗜杀贪财、阴险狡诈，不仅会残害百姓，更会引发战乱，威胁王朝统治。

在此之前，赵匡胤已通过 “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 等手段削弱藩镇势力，而王全斌的暴行让他更加坚定了收回武将兵权的决心。

此后赵匡胤逐步推行更戍法，让禁军轮流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佚”，防止将领与士兵形成牢固联系；又规定各州财赋除必要开支外，全部送往汴京，“无得占留”，切断武将拥兵自重的经济基础；同时重用文臣担任地方长官，逐步取代武将执掌地方政务。

开宝九年，赵匡胤召见已被贬多年的王全斌，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

这句话道破了赵匡胤的深层用意 —— 王全斌的遭遇，成为对所有武将的警示，而这一切的铺垫，最终凝聚成那场流传千古的 “杯酒释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