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月，俄乌战争即将打满四年之际，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投入了大量资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当中。

有消息报道，在四年时间里，双方已经至少投入了一百二十万兵力，这样的数字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相较于《史记》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场大战就投入五十万士兵的数量，那俄乌战争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奇怪的是，到了生产力更先进的明清时期，一场大战双方却只有十余万士兵下场，仔细一想似乎又不太合理。

那么问题来了，《史记》上的数字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夸大其词呢？

史料记载的虚实

有爱好历史的小伙伴必定看过《史记》，这部堪称中华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中记载了不少大战。

其中就有春秋战国 “数十万大军混战” 的记载，这时候也有网友开始质疑，这是真实数据还是夸张虚构？

事实上，不能说司马迁是纯粹虚构，只能说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数字修辞”而已。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导致当时六国原始史料的缺失，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只能参考秦国官方记录。

但是就如现在的俄乌战争一样，双方的官方报道都不会给出真实兵力数量，反观古代的时候也一样。

作为当时的胜利者，秦国的史料也自然存在不少水分，用夸大战绩来彰显统一的合法性。

所以像长平之战 “秦坑赵卒四十万”“秦军投入五十万” 的记载，本质上只是执政者在政治宣传上的需要：通过渲染战争规模，强化秦国军事优势的合法性。

不能理解，《史记》中记载的很多大战中各国出战的人数大部分都属于典型的 “威慑性虚数”。

而到了明清时期，史料记载体系已日趋完善且务实，双方在一场大战中的出兵人数记录也比春秋战国时期要来得精确不少。

明朝《三朝辽事实录》中就明确记载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总兵力 为11 万；清朝《圣武记》记录康熙亲征准噶尔仅调兵 10 万，数字精确且与后勤消耗、军制编制相符。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兵力数字” 是心理战工具，利用夸大兵力的方式可震慑对手、鼓舞士气。

而明清作为大一统的王朝，战争威慑已经不再依赖数字夸张，而是靠制度优势与装备水平，史料记载更注重行政与军事管理的实用性。​

军事制度的改变

此外，古代兵力规模的差异，还与军事动员制度的改变息息相关。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当时实行的是 “全民皆兵”的 制度。

各国规定 15 岁以上、60 岁以下男子均需服兵役，战时全民出征，兵役与徭役合一。

因此《史记》中记载的“五十万兵力”实际上包含大量临时征召的农民、工匠，并非专职战斗人员。

而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确立了成熟的 “职业军人” 制度，士兵脱离农业生产，专职作战训练，国家需承担全部军饷、粮草与装备开销。

可以说，制度差异导致动员逻辑完全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 “全民皆兵” 是 “低成本动员”，明清时期的 “职业军队” 则更接近于现代各国军队保有量。​

后勤治理的约束

事实上，古代兵力规模的上限，始终是由后勤保障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来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较为狭小，导致当时的战场多集中于中原腹地，后勤补给距离短、难度也相对较低。

到了明清时期，当时的疆域辽阔了不少，且战争多发生在边疆地带，补给线也就变长了许多。

明朝北伐蒙古需穿越沙漠，清朝征准噶尔要深入西域，镇压太平天国需调动全国兵力，补给线长达数千里，因此一场大战

要知道，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后勤消耗会随着出征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

一名士兵在前线作战，需要三至五名农夫转运粮草，且农夫自身消耗也要占运输量的大半。

明朝北伐 号称动用20万大军，需征发百万农夫，粮草损耗率依然高达 90%。

而清朝通过驿站体系与粮台制度优化后勤，康熙征噶尔丹时 10 万大军仅需 3 万民夫，效率大幅提升，但依旧无法支撑数十万兵力一起出击。

况且明朝时期主要是北防蒙古、东防女真、南御倭寇，清朝则主要是对于边疆的治理，朝代的不同决定了其军事重心在于防御而非集中决战”，因此无需维持单一战场的庞大兵力。​

结语

综合来讲，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其实并非“欺骗”，而是基于对春秋战国时期的 “威慑性叙事” 与 “全民皆兵” 制度的客观反映。

而到了明清时期的兵力规模 “缩减”，则是职业军队制度、大国治理需求与后勤约束的必然结果。

还原历史真相，不仅要辨析数字上的虚实，更要根据不同时代的军事逻辑与社会形态进行分析，这才可观。

事实上，司马迁对亲身经历过的汉武帝时期战事记载是极为精确的。

如元狩四年漠北之战“汉军十万兵力、战马十万匹、后勤士卒二十万”，这些数据就贴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因此也印证了《史记》的记载差异并非 “欺骗”，而是史料来源与时代需求的不同而已。​

参考资料：

《古代战争动不动就几十万人参加？多是刷量刷出来的》上游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