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枫在被捕前三天，还在请求组织撤离，然而，殊不知，她的行踪和底细早已经被最信任的那个人出卖。

1950年6月10日，一串枪响之后，朱枫应声倒下，没有任何遗憾，也没有墓碑。

三个月后，一封信抵达上海，信里说：骨灰已火化，如需认领，请于军法局联系。

她的继女阿菊在收到这封信后，内心百感交集，而朱枫直至牺牲都不知道，她视若己出的阿菊，其实是国民党阵营的人。

最信任的人

1949年秋天，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抵达香港，信中是继女阿菊恳切的邀请，希望“妈”能来台，帮忙照顾她刚出生的孩子。

这封信，字里行间满是亲情的暖意，为朱枫赴台执行潜伏任务，提供了一张无懈可击的通行证，她不知道，这封信是她命运悲剧的开端。

几个月后，另一封信，这次是冰冷的公函，由国民党军法局发出，收件人是阿菊的本名“陈莲芳”。

信的内容很简单，通知她去认领一个叫“朱谌之”的女人的骨灰，这封信，则为朱枫短暂而壮烈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残酷的句号。

朱枫对阿菊的信任，几乎是本能的，这个本名陈莲芳的女孩，是她前夫所生，并非亲骨肉。

但从阿菊七岁起，朱枫便将她带在身边，倾注了全部的母爱，阿菊不识字，性格沉默寡言，但做事却异常麻利，心思缜密。

在朱枫眼里，这个女儿就是自己最坚实的后盾，她曾在一本笔记里欣慰地写下，阿菊“行事缜密”，让自己“心甚慰”，这种信任，早已超越了寻常的母女之情，成为她潜伏工作中最重要的支柱。

抵达台湾后，朱枫化名朱谌之，对外宣称是做丝绸生意的商人，而阿菊则是她最亲的“侄女”。

所有抛头露面的事情，都由阿菊一手包办，从租赁房屋到应付三天两头的户口检查，阿菊都处理得滴水不漏，为朱枫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隐蔽空间。

这种参与，很快就从生活层面渗透到了核心任务，阿菊成了朱枫最得力的助手，她帮忙处理机密信件，亲手拆封，再依指示烧毁，她甚至能记下联络人的地址和特征，抄送那些性命攸关的口令。

朱枫对这份信任毫无保留，她将自己的钥匙、秘密的交通路线图、一本记录着收支的账本，甚至是一沓作为活动经费的钞票，全部交由这个沉默的继女保管。

她以为，这是她最安全、最可靠的港湾，但她没有觉察到，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正将她一步步推向深渊，她更不会想到，那个看似木讷的女儿，每一次麻利的行动背后，都可能藏着另一重身份和目的。

最亲密人的背叛

朱枫的潜伏生活，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律，每周六，她都会固定外出，前往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的住处，以“陈太太”的代号与他接头。

正是在这里，一份份关系到战局走向的绝密情报，被制作成微型胶卷，藏进火柴盒，再由她传递出去。

这些情报包括金门兵力部署、舟山防御计划，甚至还有轰炸上海的详细方案，前后七次会面，朱枫从未失手。

然而，她没有注意到，身边有一双眼睛，正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的一切，这双眼睛，来自阿菊的丈夫，王昌诚，他的身份极其敏感——国民党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

这是一个专门负责监听和破译电讯的要害部门，一个位高权重的特务头子，怎么会容忍一个行为“异常”的丈母娘在家里进出？

王昌诚的怀疑，就像一颗埋下的地雷，而引爆这颗地雷的，正是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代号“老郑”的叛变。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仅一周后便彻底投降，供出了他所知的一切，一张天罗地网，瞬间撒向了全台湾的地下党员，四百多人因此被捕。

朱枫感到了危险，她在给组织的信中写道：“周遭已不安，多有异常视线”，她不知道，最异常的那道视线，就来自她朝夕相处的家中。

蔡孝乾的叛变固然是导火索，但真正能精准锁定她行踪的，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

朱枫被捕当晚，发生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当特务们冲进住所时，阿菊并不在家，她人在哪里？在警务所，正在做笔录。

事后，她没有通知任何一个可能与朱枫有联系的人，彻底切断了所有的预警链条，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朱枫被捕后，阿菊曾悄悄返回过一次住所。

据房东回忆，她在宪兵清点遗物前，拿走了一些纸张和一个神秘的小木盒，她拿走的，究竟是什么？是母女间的私人物品，还是她自己留下的、需要销毁的证据？

一个母亲的白色恐怖

195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本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躲藏在舟山存济医院的朱枫，没能等来偷渡回大陆的船，却等来了逮捕她的特务。

被捕瞬间，她毅然决然地吞下了随身携带的黄金首饰，足足有二两重，试图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保护组织的秘密。

特务们没有让她如愿，他们强行灌下泻药，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国民党的内部文件中，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并评价她“早做准备”，意志极为坚定。

随后的审讯中，她受尽酷刑，却始终一言不发，没有泄露任何关于吴石和其他同志的信息。

四个月后，6月10日，朱枫与吴石、陈宝仓、聂曦等人，一同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响起前，她高呼出最后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5岁。

英雄倒下，故事却没有结束，行刑之后，军法局的一纸公函寄到了阿菊手上，通知她认领骨灰。

出人意料的是，阿菊真的提交了申请，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并且获得了批准，这似乎是一个女儿在母亲死后，所能做出的最后一点弥补。

然而，最吊诡的一幕发生了，阿菊，最终没有去，她放弃了这次机会，任由朱枫的骨灰被当作无人认领的遗骸处理。

为什么？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她的丈夫王昌诚因朱枫案受到了牵连，被关押审查了数月，这让她感到了恐惧，不敢再与“共匪”扯上任何关系。

这个解释看似合情合理，却无法掩盖更深层次的疑问，如果仅仅是恐惧，她为何当初要去申请？如果心中有爱，她又为何在最后一刻退缩？

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受朱枫女儿朱晓枫委托的台湾文史学者徐宗懋，终于在一家疗养院里找到了85岁的阿菊，当徐宗懋拿出朱枫的照片，试探性地询问时，老人的反应极其激烈。

她激动地挥着手，矢口否认自己认识那个叫“朱谌之”的“共匪”，并厉声说，这会影响她在“系统内”工作的女儿，那份刻骨铭心的恐惧，仿佛穿越了五十多年的时光，依旧笼罩着她。

但当她的目光触及那张泛黄的旧照片时，这位坚称毫无关系的老人，眼眶湿润了，泪光闪动，可即便如此，她依然紧闭双唇，没有承认任何事，没有提供任何线索，那份沉默，是源于恐惧，还是源于一个执行了一辈子的潜伏任务？

朱枫的骨灰，因为登记人员的笔误，将“朱谌之”错写成了“朱湛文”，阴差阳错地在台北富德公墓的一个无人认领的骨灰塔里，躲过了被销毁的命运，这个小小的错误，为六十年后的寻回，留下了一丝微弱的线索。

2010年，在一位名叫潘蓁的上海人的偶然发现下，这个尘封了六十年的名字终于被找到。

同年12月9日，朱枫的骨灰被送回大陆，次年，这位离家六十余载的英雄，终于安葬在了故乡宁波镇海的烈士陵园。

在寻找骨灰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张无名氏留下的纸条，上面只有短短十个字：“枫已殁，骨无归，魂不得识”，这字条是谁留下的？或许，正是那个一生都活在沉默与挣扎中的阿菊，

这十个字，是愧疚的忏悔，还是无法言说的悲鸣？我们无从知晓，阿菊带着她所有的秘密，最终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结语

朱枫的忠诚与牺牲，已被镌刻在纪念碑上。

而阿菊的沉默与背影，则成了这段历史中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它无声地诉说着，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里，人性深处最复杂、最模糊的灰色地带。

文丨太阳当空赵

编辑丨太阳当空赵

信息来源：

1.《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缅怀隐蔽战线的英雄朱枫烈士》2025-10-16 08:14:10来源：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2.《朱枫烈士在我家被捕》2013年03月21日13:19 来源：人民政协报

3.《朱枫：热播剧《沉默的荣耀》女主角，血洒台湾，六十年后魂归故里》河北共产党员2025-10-14 09:02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