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出土直接证实秦琅邪郡县建制官方玺印类文物

墓葬发掘现场。（西海岸博物馆供图）

M4棺内墓主头部温明残存构件。（西海岸博物馆供图）

近日，西海岸新区营前村北遗址考古获得重要突破。今年3月至5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西海岸博物馆对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遗迹51处，出土各类文物遗存112件（套），并在两口古井中发现了带有“琅县”戳印铭的陶罐及陶片。经过考古工作者推断，铭文应为“琅邪县”省称，这也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邪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印证了文献记载，并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窑址等遗存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邪地区设置郡县，巡狩东方，进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琅邪邑（郡/县）的更迭延续、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重大突破：古井之中出土“琅县”铁证

本次考古最核心的突破点，深藏于遗址发掘区的两口古井之中：本次发掘灰坑、沟、水井等遗迹，出土了一些陶罐、板瓦、陶片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是1号井底发现了带有“琅县”戳印铭的泥质灰陶罐，2号井底出土同铭陶片，铭文位于器外壁近底处。

据了解，“琅县”铭为半通印戳印而成，未发现边框和界栏，字体为小篆，字形特征与已知秦玺印文字一致，印章形制亦见于以往发现的秦玺印。见于著录而与琅邪有关的玺印类文物，秦玺印有“琅左盐丞”，秦汉封泥有“琅邪司马”“琅邪司空”等。《汉书·地理志》记，“琅邪郡，秦置。……县五十一：……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一统志》称，“（琅邪）故城在诸城县东南百五十里，琅琊山下。”考古工作者推断，此次发现的“琅县”戳印铭，应为“琅邪县”的省称。

“琅县”铭文的发现，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邪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印证了文献记载，如同散落千年后寻回的关键拼图，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窑址等遗存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邪地区设置郡县，巡狩东方，进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这是“琅邪”作为县级行政单位的名字，首次以考古出土实物形态呈现于世，其价值在于它并非孤证，而是深深嵌入遗址整体脉络之中。

发掘进展：已清理遗迹51处，出土文物112件（套）

营前村北遗址本身的地理位置和丰富遗存，为“琅县”铭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时空背景。

记者了解到，营前村北遗址位于琅琊镇营前村北800米处，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北侧紧邻琅琊古墓（汉代封土墓，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南侧紧邻营前遗址（龙山文化贝丘遗址，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位于学界公认的战国、秦汉琅邪邑（郡/县）城东南部，年代跨战国、秦、汉。2025年3月至5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西海岸博物馆对营前村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历时两个多月，共清理遗迹51处，包括墓葬13座、水井6口、灰沟9条等，出土铜印章、玉具剑、温明、陶罐等文物112件（套）。

发掘区东部地势较高处共发现战国墓葬6座，均为南北向竖穴岩坑墓，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其中M8保存较好，据灰痕推测原置木棺，随葬品摆放于棺西侧，有陶盂、陶豆、陶壶，其余墓葬未见随葬品。

战国墓区西侧为秦汉遗存，主要有汉代墓葬7座：5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岩）坑墓，基本东西向，开口耕土层下，打破秦汉文化层直至生土，葬具多为一棺一椁，人骨仅存少量牙齿；随葬陶器、漆木器、玉石器、琉璃器、铜器、铁器等。另有瓮棺葬2座，墓圹圆角长方形，埋藏较浅，内置1或2件大型陶罐。

考古队员发现：M3棺内放置微型鎏金铜车马器；M4墓主头部置谷纹玉璧1枚、铜镜3件，漆木构件腐朽殆尽，仅余灰痕与漆皮，依位置推测为温明1套，铜镜下有纺织物残痕及玉五窍塞，腰部有铜带钩、环首铁刀、玉具剑；M6墓主腰侧置铜印章1枚，印面锈蚀严重，需CT扫描识读。温明、玉具剑、印章、鎏金铜车马器等均属高等级器物，结合地理位置，考古队推断该处为汉代中期琅邪邑（郡/县）城外一处高等级墓地的南缘。

全新发现：遗址西侧发现手工业相关遗存

在发掘区西部地势较低洼处，发现一组手工业相关遗存，该组遗存由水井、沟、成组的方坑有序排列而成，遗存的年代早于发掘区东部汉代墓葬区。

两条南北向沟东西并列，间距约5米，宽1米左右，剖面呈U形，开口于秦汉文化层下，沟底堆积黄褐色淤沙，夹少量灰陶片。两口水井分别位于发掘区内两条沟北部，水井处在沟中，两者使用期应为同时。水井平面呈圆形，直径1.2米到1.9米、残深3.5米，井内堆积较纯净，主要为浅灰褐色淤土，发现少量瓦片、陶片。

方坑共17个，有序排列在沟的两侧。方坑挖建在生土（基岩）上，平面呈方形，多为斜壁平底，深浅不一，坑壁、底修筑规整，坑内多为浅灰褐色淤积土（含砂量较高），坑内基本未发现遗物或陶片，仅西侧一处较深方坑底部发现一件陶罐和少量陶片。

水井在地势较高的沟北侧开凿，成组的方坑围绕着沟修筑，且沟、井、方坑内的堆积均为淤积土，根据这些迹象，考古队推测该组遗迹与储水、运水、用水有关，限于发掘范围，具体性质尚待进一步研究。

从发掘情况看，结合发掘区所在位置，推测发掘区位于战国秦汉时期琅邪邑（郡/县）城东南部。发掘区东侧，地势较高，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区；发掘区西侧，因地势低矮，长期有流水或积水，故被辟为手工业生产区。发掘区位置特殊，年代跨战国-秦汉这一剧烈转变的历史时期，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琅邪邑（郡/县）的更迭延续、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琅县”烙印，穿透两千年尘埃。营前村北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让秦代郡县制在青岛西海岸的推行从史书文字跃然为触手可及的陶罐印记，更以高等级墓葬的肃穆遗存和布局精巧的手工业遗迹，勾勒出琅琊故地作为区域行政中枢的鲜活历史图景。西海岸黄土之下，一部关于东方海疆治理的史诗正徐徐展开新章。

（大众新闻·青岛西海岸报记者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