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抗战“国军”为“我军”，是一种突破，是一种良心的回归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在大陆的历史叙事里，对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不同，有时候称“国军”，有时候称“中国军队”。估计网友没有看到过称“我军”的。

我以前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也以为不会有。但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结束了我的这种认知状态。从这篇文章里，我知道已经出现过把抗战“国军”称为“我军”的历史叙事，而且有两个人这样称。

我看到的这篇文章，题目是《称抗战“国军”为“我军”首出何处》，作者任蒙。公开资料显示，任蒙是湖北省广水市人，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2部。

文章介绍，南方某刊刊载过《“平型关战斗”与“平型关战役”》一文，其中有《抗日的“国军”终于成了“我军”》一节。据此可知，把抗日“国军”称为“我军”出自《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

南方某刊《“平型关战斗”与“平型关战役”》一文，我查了一下，没查到原文，但是可以查到这篇文章还发表在杂志《各界》上过，只是很遗憾，版权方禁止全文公开。不过这已能证明确有此文。

而《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2010年9月出版，作者阎明是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结合家族三代人经历及对历史亲历者的采访，历时十年完成此书，并经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央党史办公室审校。

据南方某刊《“平型关战斗”与“平型关战役”》一文说，《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里，多处将参加守卫平型关战斗的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部队称为“我军”，文章作者对此赞许如下：

“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

我已经充分预计到，一定会有人对这段话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对“也是‘良知’的回归”这句话必然坚决反对。但是，我请这种人认真揣摩这段话，注意到话里设置的前提——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

也就是说，要搞清楚，被称为“我军”的并不是所有时期的所有国民党军队，而是特指与日军战斗的国民党军队。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抗战时期，那些搞摩擦、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国军，不会也不能将其称为“我军”。

言归正传。《“平型关战斗”与“平型关战役”》一文作者认为，《往事不忍成历史》中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这是一种“突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平型关战斗”与“平型关战役”》一文作者还认为，这是一种“回归”，而且既是常识的“回归”，这是良心的“回归”。我认为这样说有充分的道理，理由如下：

第一，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与视角，看待与日军拼杀的国军，就是“我军”，所以这确实是常识；

第二，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与视角，尤其是我们作为后人，出于良心，确实应该认可和赞扬与日军拼杀的国军。

不过，从上面截图紫色线部分可以知道，任蒙认为，把与日军拼杀的国军称为“我军”的，阎明不是第一，他才是第一。

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发表于2010年，而任蒙的《历史的路标》发表于2005年，任蒙在这部历史著作里，多次称与日军拼杀的国军为“我军”，我对袁次荣烈士还用了“我们的英雄”这个称谓。

据任蒙介绍，《历史的路标》这部书，是他“应有关部门约请，为武汉市江岸区撰写的一部地方革命史，意在对青少年和党员干部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历史。

我并没有看过这部书。据作者任蒙自己说，此书的《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一章里，他特设了《保卫行都与红色天神》一节，用3千多字篇幅描写了武汉保卫战的概况，其中6处使用了“我军”称呼。

前不久郭松民提出清除国民党抗战伪史的建议，后来却表现出全面而过分贬低国民党抗日的倾向，说什么“鼓吹国军抗战如何英勇”，说什么“正面战场打得实在太烂”，说什么“没有一次是进攻战役”。

可事实并非如此，国民党方面英勇抗日的军队、将军、战士，也大有人在，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也有很多（任蒙在《历史的路标》里就写到不少，不能因为政治偏见而一概否认，否则真的就是没有良心。

对于国民党抗日，应该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对于积极抗日、奋勇杀敌的国军，应该予以认可和赞扬。对于消极抗战甚至反而攻击共产党抗日军队的国军，那就要反对和批判。这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