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之后，最怕的不是“真假”，而是“说不清”

南京博物院

一幅被标注为“仿作”的画，二十多年后以高价出现在拍卖预展；一批写进捐赠清册、盖过章、拿过奖状的藏品，半个多世纪后再核验却“少了几件”。这类事件之所以迅速发酵，并不单因“价格刺激”，更因为它触及了公共文化机构最核心的底座——受托保管的可信度。

目前，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已表示相关举报正在调查核实，江苏省文旅部门也回应已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合调查。 这意味着问题被放进了公共治理框架：不是“家事争吵”，而是对馆藏管理、退出处置、流转档案的系统性检视。

事实梳理（按时间）

1959年1月：南京博物院（南博）正式接收庞增和等人无偿捐赠的“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并出具有《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清册等捐赠证明材料。

1961年11月、1964年6月：南博称，其中涉及争议的5幅作品曾分别由两批专家组两次鉴定，结论为“伪/假”；其中包括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图卷。

1997年4—5月：南博向原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申请将“不够馆藏标准”的处理品“调剂、价拨”给省文物总店处理；

相关部门同意调剂；

1997年5月8日：《江南春》图卷等被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

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图卷以6800元售出，销售清单标注为《仿仇英山水卷》，购买者记录为“顾客”。

2024年10月：捐赠方后人致函南博，要求就137件（套）藏品的保管现状、清单与逐一展示核验等作出说明；报道称当时未获有效回应。

2024年10月10日：捐赠方后人对南博提起诉讼，主张其有权知悉捐赠品保管与去向信息；案件后以调解结案。

2025年6月30日前：法院调解书要求南博安排查验全部捐赠藏品原件，并就缺失藏品流转情况予以说明。

2025年5月（北京春拍预展/图录）：一幅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春拍图录/预展中，报道提及估价/起拍价8800万元；随后在举报后撤拍。

2025年6月底：捐赠方后人与代理律师赴南博查验，报道称在137幅书画中核验到132幅仍在库房，另有5幅未能看到（含《江南春》）。

查验后不久：南博以书面形式答复称，这5幅作品为“伪作”，已从藏品序列中剔除，并作“划拨、调剂”等处置。

2025年12月16日：捐赠方后人签署《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强制南博提供争议画作的详细流转去向材料。

2025年12月17日：南博发布情况说明，重申1959年接收捐赠、1960年代两次鉴定为伪/假、90年代依规处置；并表示拍卖市场出现的《江南春》是否为受赠画作“尚待进一步查证”，将配合审理与核查。

2025年12月18日：媒体拨打国家文物违法举报电话，接线人员表示已接到相关举报并调查核实；江苏省文旅厅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合调查，结果将依法依规处理并适时公布。

截至目前的“已知事实”与“待核验事实”边界也很清楚：

已知：确有1959年捐赠137件（套）；2025年6月底现场核验时有5幅未能看到；《江南春》曾在北京拍卖预展/图录出现并撤拍；监管部门已介入核查。

待核验：拍卖预展那件《江南春》与1959年受赠品是否“同一件”；以及争议5幅作品在90年代“处置/流转”的完整审批与档案闭环。

三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围绕“《江南春》”与另外几件争议作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情绪化“定性”。更有效的做法，是把争议拆成三条：

1. 拍卖预展出现的作品，是否与当年受赠作品为同一件？

南京博物院在其官网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拍卖市场出现的《江南春》图卷“是否为受赠画作，尚待进一步查证”。

2. “伪作”认定的证据链是否完整可复核？

院方披露：相关5幅作品在1961年、1964年经历两次专家组鉴定，被认定为“伪/假”，并称上世纪90年代依规处置。

3. 处置程序与流转档案是否足够透明、可追责、可还原？

新华社追踪报道披露了更具体的“调剂—拨交—售出”时间线：1997年拨交原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4月16日以6800元售出，清单标注为《仿仇英山水卷》，但购买者仅记为“顾客”。

这三条链条里，第一条解决“是不是同一件”；第二条解决“当年为何定伪”；第三条决定“程序是否站得住、信任能否修复”。真正刺痛公众的，往往是第三条。

“伪作”不是免检章

哪怕把院方的说法完全当作前提：相关作品当年被鉴定为伪作、后被处置——也仍然绕不开两个现实问题。

1）信息为何长期不对称

如果一件受赠作品被鉴为“非馆藏标准”，从治理伦理看，至少需要做到两点：及时告知与可核验记录。否则，几十年后家属来核验，才第一次从书面回复里看到“已剔除、已调剂”，冲击的不只是个案的情绪，而是捐赠制度的基本信任。

2）捐赠品退出处置，规则早已更清晰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对拟退出文物要评估、集体研究、履行备案或审批并公示；更关键的是——拟将接受捐赠的馆藏文物作退出处理的，应按协议办理；无协议的，应当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

这条规则指向的价值很明确：捐赠不是“一锤子买卖”，公共机构对捐赠品负有更高标准的程序义务。

当然，争议处置行为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不能简单用今天的制度去“倒逼定罪”。但同样不能忽视：既然当下已进入调查核查阶段，就应当用今天更高的透明度标准，把历史档案尽可能还原出来，回答公众的合理疑问。

争议的“硬核点”：不是“6800元”和“8800万元”，而是去向为何说不清

刚才梳理的时间线把很多关键节点讲清了：省厅同意调剂、拨交文物总店、以“仿作”名义售出。

但它也把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抛了出来：卖出之后去哪了？

如果购买者信息只写“顾客”，今天要追溯就会极难。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人故意做局”，但足以说明当年的行业惯例与档案标准，放到今天已经明显不够用。此类“不可追溯”一旦发生在受赠品上，天然会引发两重后果：

捐赠者信任塌陷：未来捐赠会变得更谨慎甚至更少；

公共机构声誉受损：哪怕大多数藏品管理严格，个案也会拖累整体公信。

调查应当给出怎样的“交代”：四张清单，比任何口号都重要

要让事件真正“落地”，调查结论最好以可核验的清单化方式呈现——这比任何情绪表态都更能修复信任。

1. 同一性核验清单：拍卖预展作品与受赠作品的尺寸、装裱、题跋、钤印、旧藏著录、流转痕迹、高清图谱对比结论，以及必要的科学检测要点（可公开的部分公开）。

2. 鉴定证据清单：1961、1964两次鉴定的原始意见、鉴定依据与对照材料索引（至少对监督部门完整开放）。

3. 退出处置程序清单：1990年代“剔除—调剂—拨交—售出”各环节审批、交接、估值、发票与库房出入库记录。

4. 整改与责任清单：若发现流程瑕疵或管理漏洞，责任如何划分、制度如何补丁、类似捐赠品如何建立更强追溯体系（最好形成可复制的行业规范）。

更大的公共议题：如何让“捐赠”变成可持续的社会共识

这件事最值得留下的制度性成果，不是把某一方“说服”，而是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至少有三件事可以立刻推动：

捐赠品“可查询”机制：建立规范的捐赠档案查询与核验流程（在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让“问询”不必靠诉讼推进。

退出处置“强留痕”：对“退出、调剂、拨交”等敏感环节做数字化留痕与审计抽查，把“说不清”变成制度上不允许发生的事。

对“伪作/复仿品”的统一处置规则：明确“鉴伪后的告知义务、协商路径、优先处置顺序、社会监督方式”，避免同类争议反复出现。

无法回避的问题

无论最终确认是“同名异物”、市场包装，还是历史处置链条确有缺口，事件都已经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公众把家族最重要的文化资产交给公共机构，期待的不只是“保管”，更是清晰、可追溯、可监督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