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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一张日文报纸，改写了一个中国女人的命运。

1995年，在日本留学的王选看到这张报纸时，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成为让日本政府头疼25年的女人。

她用一己之力，逼迫东京法院首次承认731部队细菌战罪行。这不是复仇，而是对历史真相最执着的追问。

一张报纸的召唤

1995年秋天，东京。

王选像往常一样翻开《日本时报》，一条新闻跳入眼帘："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准备起诉日本政府。"

义乌崇山村。

那是她父亲的老家，也是她17岁时下乡插队的地方，那里埋葬着她家族8个死于"瘟疫"的亲人。

王选立刻给报社打电话，用尽各种办法，她联系上了两个日本学者：松井英介和森正孝。

见面那天，王选永远忘不了那种感觉。"从未见过面，但我一眼就认出他们了，时间像达利画中的钟表一样停止，他们一直在向我走来，好像是永恒的。"

这不是文学修辞，这是命运的召唤。

松井英介告诉她，1941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县投下鼠疫跳蚤。疫情迅速蔓延到义乌，波及80多个村庄，仅有名有姓的死者就超过1300人。

王选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小叔叔死前痛苦哀嚎了一整夜，整个人都变成了黑色。当时家里人以为是瘟疫，现在才知道，那是细菌战。

日本人用中国人做实验，然后把病毒投向无辜的村庄。

这一刻，王选立即决定放弃在日本的高薪工作，回到中国寻找真相。

朋友们都说她疯了，年薪50万日元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为了一个已经过去50年的事情？

王选的回答："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蒙昧中。"

那个年代，出国留学是件了不起的事，王选在筑波大学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所有课程都是A。放弃这样的前程，在别人看来就是自毁前途。

可王选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真相比前途更重要。

零下30度的取证之路

1995年冬天，哈尔滨。

零下30度，王选和日本记者南香红趴在731部队遗址的冻土上，用纸拓印日文标语，手冻僵了，就对着手呵气取暖。

这是王选第一次近距离接触731部队的罪证。

南香红被这个中国女人的执着打动了，从此，她们成为搭档，一个翻译，一个记录。

取证工作从崇山村开始。

村里的老人用方言讲述往事，王选翻译，南香红速记，两人经常坐到饭菜都凉了。

王选发现，很多老人一开始不愿意说话，那段记忆太痛苦了。

有个老人指着自己的腿说："当年得了烂脚病，流脓流了三年。"说着说着就哭了。

有一次，她们采访一个老人，看到老人小腿上因鼠疫留下的溃烂疤痕，南香红按下快门时，眼泪滴在相机上，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

调查范围不断扩大，义乌、宁波、衢州、常德、江山......

每到一地，王选都要核实每一个细节。同一个证人，她会访问三四次，为了保存老人的口述，她自费买录音设备，确保每句话都清晰可辨。

最难的是找到日军士兵的证词。

这些人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经历完全抹掉了，好像那段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

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当年731部队的日本老兵，这些人大多已经70多岁，对那段历史守口如瓶几十年。

第一个愿意开口的叫森冈宽介。他告诉王选，最残忍的是活体解剖，"从脖子一直剖到肚子，内脏全部露出来。"

另一个士兵说，他们把中国人叫"马路大"，意思是原木，在他们眼里，活生生的人就是实验材料。

这些证词让王选夜不能寐，她开始明白，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痛苦，也是人类文明的伤疤。

1997年，王选手里已经有了近千件史料，照片、日记、证词、地图......

铁证如山。

东京法庭的8年马拉松

1997年8月11日，东京地方法院。

王选代表180名中国受害者，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她成为这场世纪诉讼的原告团团长。

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很傲慢："细菌战没有官方记录，战争行为已过追诉期。"

王选拿出一份份证据，日军士兵的日记、美国解密的731部队调查报告、幸存者的证词......

一一驳斥。

庭审持续了8年，开庭27次。

每次开庭，王选都要陪伴那些70多岁的老人飞到东京，路费、住宿费、翻译费......全靠民间筹资。有时眼看开庭在即，钱还没凑齐，王选急得一夜白头。

王选记得第一次带老人出庭的情形，82岁的徐万智老人拄着拐杖，颤抖着说："我等了50多年，就是要等这一天。"

法庭上，每个老人的证词都是血泪控诉。

常德的老人说，1941年鼠疫来了，全村死了一半人。"我亲眼看到日本飞机撒下黄色粉末，第二天老鼠就开始死，接着人也开始死。"

日本政府代表听得脸色铁青，但依然死不认账。

最痛苦的是时间，180名原告，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个离世。

王选每次接到老人去世的消息，都会哭一场，她觉得对不起他们。

有个老人临死前拉着王选的手说："我看不到结果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王选心急如焚。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法官宣读判决书："根据证据认定，原日军731部队在衢县、宁波、常德、江山等地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造成居民感染鼠疫、霍乱，多人死亡，这种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历史上第一次，日本法院承认了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

王选赢了。

但法院同时驳回了赔偿要求，理由是"国家无答责"。

判决当天，老人们坐在法庭外，有人落泪，有人沉默，但没有人放弃。

这不是为了钱，王选说："我们要的是尊严，是对罪恶的清算。"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开玩笑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日本就要沉没了。"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得到确认，但赔偿请求被最终驳回。

3000个老人的记忆拼图

诉讼结束了，王选的使命没有结束。

2007年，她开始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大贱年》。

这是关于1943年山东霍乱疫情的调查，根据日军战俘供述，那场疫情背后是日军的"山东霍乱作战"。

王选组织了4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

他们用10年时间，走访卫河沿岸106个乡镇、1371个村庄，采访了2957位平均年龄80岁的老人。

每一个老人，都是历史的活证人。

清河县的一位老人说："灾荒年，鬼子在临西县下毒药，人就得霍乱，上吐下泻，我爹病了6个月，我10岁，赤脚去抓药。"

这些朴素的话语，比任何史书都真实。

有个大学生志愿者跟王选说，第一次听老人讲述时，整个人都震惊了。"原来历史课本上的几行字，背后是这样的人间地狱。"

有时为了找到一个证人，志愿者要跑三四个村子，有些老人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用手势比划。

每次访问都是和时间赛跑。

王选到临清调查时，想找到当年目睹日军决堤的150多名中国农民，一个都没找到。

她想起金华一个叫"烂脚村"的地方，村民对她说："王选，你来晚了！"

这话，像刀子一样刺痛王选的心。

王选说："我来晚了。"

是的，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每过一天，就有证人离世，每一次迟到，都是历史的损失。

2017年，《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出版，全12册。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独立完成的大规模细菌战调查，以前的调查都有日本学者参与，这次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王选拿到20万稿费，全部捐给了参与调查的志愿者。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王选说："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记忆不能消失。"

现在，73岁的王选还在继续调查。

在义乌崇山村附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矗立着，数千份档案、700多张照片，用铁证揭露那段历史。

有记者问王选，这么多年的坚持值得吗？

她的回答："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把历史记录下来。"

历史不能被遗忘。

王选经常说一句话："跟我一起做这件事的，很多都是日本人，我们追求的是真相，不是仇恨。"

25年过去了，王选从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变成了历史真相的守护者，她用自己的方式，让沉默的档案开口说话。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和遗忘的战争。

只要还有一个证人活着，历史就不会死。

参考资料：

央视网：《细菌战"真相守护者"王选：档案让历史不再沉默》，2025年6月11日